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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组织膨胀（第2页）

《美丽新世界》呈现了一幅想象的、有点粗鄙的社会风俗画，在那个社会里，人类像白蚁一样重建了自己的生活，几乎达到了最大的相似性。而现在，我们正被强迫走向“美丽新世界”，这一趋势甚为明显。不那么明显的是，其实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拒绝与强迫我们的那些盲目的势力合作。不过，目前这种抵制的欲望并不那么强烈，也没有那么普遍。正如威廉·怀特（9）先生在他那本有名的著作《组织人》里所说的，新的社会伦理体系正取代旧的社会伦理体系，后者认定，个人价值是首位的。但新的社会伦理体系的关键词却是：“自我调节”和“适应”“社会导向的行为”“归属感”“社会技能的获得”“团队精神”“集体生活”“集体忠诚”“群体动力学”“群体思维”和“团队创造力”。它有一个基本假设，社会整体比微观的个体有更大的价值和重要性，个体天生的生物多样性需为单一性的文化让步，集体的权利则远胜十八世纪甚嚣尘上的“人的权利”。根据这一新的社会伦理，基督宣称安息日特为个人制定，实乃大错特错，与之相反，个人是为安息日而存在，故此务必牺牲其遗传特质，假装自己为善于交际的标准个体，而团体活动的组织者则视这样的个人为团队目标的践行典范。

这典范之人显示出了“动态一致性”（何等标致的术语）：对集体高度忠诚，毫不松懈地渴望着贬抑自己，渴望着被接纳。这典范之人亦必有典范的妻子，极其热爱社交，有无穷的适应能力，她不仅深信丈夫应首先忠诚于集体，而且她自己效忠集体时还格外活跃呢。正如弥尔顿评论亚当和夏娃时说的那样：“他只为上帝而存在，她则通过他而臣服于上帝。”只是有一点，这典范之人的妻子与我们的女祖宗相比还是每况愈下的。需知，上帝曾应许夏娃和亚当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青春纵乐”，我以为，上帝也不曾驱逐亚当远离其白皙的配偶，而夏娃，也从不曾拒绝那夫妇之爱的神秘仪式。然而今天，据《哈佛商业评论》的一位作者所言，为达到当代社会伦理提出来的典范要求，男人努力奋斗，而其妻子，“绝不可占据丈夫太多的时间，也不可要求丈夫与其分享太多的乐趣，因为当他一心一意地集中于自己的工作，他的性活动的重要性也必定降到次要的位置”。僧侣宣誓要清贫、服从、贞洁。而今日的典范男人可以发家致富，却一样要宣誓服从（墨索里尼所言不错（10）：“他毫无怨言地服从于权威，凡事皆恭敬等候上级吩咐。”），而为了雇佣他的集体的荣耀，他甚至随时准备好将夫妻白头之恩弃如敝屣。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八四》里，党的成员们被迫服从一种**伦理，甚至比清教徒的还要严酷苛刻。《美丽新世界》与之相反，所有人都可以无限制地享受**。奥威尔的小说描述的是一个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统治者的首要目标自然是为了政权的顺畅而行使权力，其次是确保臣民们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发动了这场持续战争的统治者们需要这种状态。于是，通过消灭性欲，长官们可以使其追随者保持必需的紧张感，同时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满足自己贪婪的权力欲。

而《美丽新世界》描述的世界是一个“万国邦”，战争早已消灭，统治者们的首要目标是不惜代价肃清臣民中的捣乱者。他们做到了，方法（亏他们剔除了其他办法）是允许性自由（通过取消家庭，性自由成为可能），如此一来确保了“新世界”里的人们自觉反对任何破坏性或创造性的情感冲动。

在《一九八四》里，权力欲的满足是通过承受痛苦的方式；而在《美丽新世界》里，却是通过几乎没有任何羞耻感的寻欢作乐的方式。

很明显，在组织膨胀产生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后果之后，当下的社会伦理体系不过是对膨胀的组织的辩护说辞罢了。它可怜巴巴地试图为组织的必然性披上有利的外衣，试图从令人憎恶的数据中提炼出组织的正面价值，因此，它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是极其危险的一套道德体系。需知，不管怎么假设社会整体的价值远高过个体价值，它也绝不可能像蜂群或白蚁群那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机体，它仅仅是一个组织罢了，是社会机器的一分子，本身毫无价值，除非它真的关心个体的生命与自觉。一个组织既无意识也无生命，它的价值仅仅是工具性的、衍生的，它并无好坏之别，只有当它促进了作为团队分子的个人福祉，才能称其是好的组织。

使组织优先于个人，等于使目的服从手段。目的服从手段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清清楚楚地展示过。在二人可憎的统治之下，民众的目的服从了组织的手段，包括一手暴力一手宣传，以及系统性的恐怖和洗脑。在未来更高效的独裁政权中，也许会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少许多的暴力。未来的独裁者治下的臣民，则将毫无痛苦地被一批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工程师所管理。

关于社会管理这门新科学，一位狂热的支持者曾这么写道：“当今这个时代，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就像五十年前技术管理面临的挑战一样。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技术工程师的时代，那么下半叶很可能就是社会工程师的时代。”——我还认为，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世界元首们的时代，科学化的种姓制度的时代，也将是“美丽新世界”的时代。

有这么一个问题：“谁来把守守卫者？（11）”我们可以延伸来发问，监护我们的人又由谁来监护？或者，管理者又由谁来管理？答案可能很乏味，监护者、管理者根本无需监管。就像在某些社会学博士们口中似乎流行过的一个令人动容的说法，说社会学的博士们绝不会被社会的权力腐蚀。像加拉哈德爵士（12）一样，因为心地纯洁，他们一分的力量有十分的功效，而他们之所以心地纯洁，是因为他们可是社会学家呀，他们可是花过六千个小时学习社会学的呢！

哎，算了吧，高等教育可保证不了高尚的品德，也保证不了较高的政治智慧。除了这些出于伦理和心理原因的担忧，还要加上一种纯科学性的担忧：我们能接受这样的理论吗——社会工程师依据此理论进行社会管理，又从这理论中找到种种说辞，为自己操纵民众辩解？

举个例子，埃尔顿·梅奥（13）曾直截了当地说：“人们希望与自己的伙伴不间断地保持工作的联系，这种愿望是人性的彰显——即使不是最强烈的彰显。”但我会说，这句话毫无疑问大错特错。或者有人会具备梅奥描述的这种愿望，但其他人并不一定如此——此愿望其实是气质与遗传的结果。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倘若其理论基础是假设人（不管这个人是谁）“希望与自己的伙伴不间断地保持工作的联系”，那么，对于组织里的男男女女来说，他们就好比被捆绑在了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14）上，只有经刀俎之苦，截长补短，他们才能适应这个组织。

再比如，人们用抒情的语言对中世纪的历史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误读，可是当下众多的社会关系学家是何等佩服这样的著作啊！“行会、庄园、乡村里的成员，在其一生中，都受组织保护，得享和平与宁静。”我们很想问问，这些中世纪的人需要保护，那么他们面对的危险是什么？肯定不会是组织里的权势者要残酷欺凌他们吧？

至于所谓的“和平与宁静”？我们只知道在整个中世纪，弥漫的是无数人长久的挫伤、深刻的忧愁、强烈的愤恨，这种愤恨，针对的是那僵化的等级体制，以至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通道彻底封死，至于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人，则几乎没有自由迁徙的可能。

人口过剩、组织膨胀这两股冷酷的势力，以及想控制它们的社会工程师们，一起驱赶着我们走入一个新的中世纪体系，这回魂的幽灵世界或许会比其前身更加合人心意，因为它会充斥《美丽新世界》里提供的种种赏心悦目之物，比如婴儿驯化、睡眠教育、嗑药快感；但是，对于大部分男男女女来说，它仍然是一种奴役。

（1）2000年全球人口约为63亿人，比赫胥黎预测的55亿人还多了8亿人。

（2）此处的洗衣机，是指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流行至今的波轮式洗衣机。

（3）赖特·米尔斯（C。WrightMills，1916—1962），美国著名的批判主义社会学家，《社会学的想象力》《权力精英》是他的代表作。

（4）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1743—1826），《美国独立宣言》的重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

（5）埃里希·弗罗姆（Eri，1900—1980），美籍德裔犹太人，社会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人本主义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毕生致力于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西方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精神处境。

（6）神经官能症，神经症的旧称。

（7）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Stein，1874—1946），旅居法国的美国犹太女作家、诗人、艺术品收藏家。

（8）集群，生物学概念，指很多同种或异种的个体以一定的方式聚集在一起，这是动物利用空间的一种形式。采取集群方式生存的动物与完全的群居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仍然保留着个体性，而后者则彻底放弃个体性，完全以集体为目的。前者的典型是灵长类动物，而后者的典型就是白蚁、蜜蜂等昆虫。

（9）威廉·怀特（1917—1999），美国城市规划专家、组织分析师、记者、社会观察员，1956年出版了探讨公司文化的著作《组织人》，销售超过200万册。

（10）原文为意大利语。

（11）原文为拉丁语，通常被认为出自于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作品。

（12）加拉哈德爵士（Galahad），亚瑟王传说中亚瑟王的首席骑士，被称为“世上最纯洁高尚的骑士”。

（13）乔治·埃尔顿·梅奥（GeeEltonMayo，1880—1949），美国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

（14）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ProBed），普洛克路斯忒斯是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的儿子，也是一名强盗。在他所开设的黑旅店中有一长一短两张铁床，他逼迫高个子旅客睡短铁床，而后斩断他们的脚使身高与短铁床相等；逼迫矮个子旅客睡长铁床，而后强拉他们的身体使身高与长铁床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