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折腾了一个月后,王阳明才意犹未尽地回到北京。一天夜晚,他做了个梦,梦境中,王阳明来到了伏波将军的庙堂中拜谒。且说这伏波将军原本是汉朝的大将军马援。马援,字文渊,原是陕西省扶风人,因其一生戎马生涯,后被追封为伏波将军。在梧州建有庙宇,供后人怀念。故而后世常用此名。
今存王阳明赋诗为证:
卷甲归来马伏波,
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
六字题文尚不磨。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此话不假,王阳明上面这个梦梦到伏波将军马援,绝非偶然。这首诗很清晰地展现了王阳明内心世界的“尚武精神”。就在当时,很多地方水旱灾害接踵发生,盗贼也趁机兴风作浪。京城中跟前有王英、王勇一帮盗贼不断地群起滋事,陕西地方还有石和尚、刘千金等作乱,屡次攻占朝廷城池,掠夺府库金银军饷,骚扰平民,而政府却对这帮盗贼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王阳明见状,好几次都要上书给朝廷,表明自己要像汉朝的名将那般冲锋陷阵,率领精兵一万人马,征战沙场,一定要攻破敌人城池,捣平逆贼的巢穴,使海内共享太平盛世。
龙山公王华得知此讯后,马上出面制止。龙山公王华斥责王阳明太过狂妄,竟敢如此不羁地胡言乱语,这样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
自此,王阳明才对此事死心,最后全心全意投入到读书求知中去了。
求学经历
王阳明从11岁开始,在北京生活了六年时间。有关此一时期王阳明读书和游学的情形,从本人查阅到的资料来看,并未存留太多的资料详细记载,其中的具体细节就更难以判断其真伪了。
《送德声叔父归姚并序》中记载了王阳明和叔父王德声共学于家父龙山公王华的情形。根据序文记载,当时王阳明与叔父王德声一起在龙山公座下研习学问。叔父经常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冥思学问,最后决定返回家乡孝养父母。有一日,王阳明邀请叔父一起去游学做官。王德声于是笑着回答道:“古人都崇尚孝养双亲,拿再高的官职也不会交换。我又怎么能抛弃老母而博取一个儒学的头衔呢?”就在王阳明写此文的夏天,王德声来江西探视王阳明,住了三个月后,就兴致勃勃地返回故乡余姚。王阳明再三挽留也无济于事,叔父对侄子王阳明说道:“秋风菁鲈景色宜人,但是我了解你的志向。然而今日世事如此,我知道你不能离开官场独善其身,我也不能强拉着你一起回余姚。这样吧,我先回去,为你的阳明学先去做最基础的工作,你觉得如何?”此情此景,令王阳明感慨万千,叔父王德声真可谓是王阳明的知己啊!临行前,王德声对王阳明说:“我马上就要启程了,你写首诗送给我吧!”王阳明于是写下了下面的这首诗:
犹记垂髫共学年,
于今鬓发两苍然。
穷通只好浮云看,
岁月真同逝水悬。
归鸟长空随所适,
秋江落木正无边。
何时却返阳明洞,
萝月松风扫石眠。
从中可以窥知,王阳明在北京侨居的时候,除了向私塾师傅学习外,还通过其他的学习途径来提高自身修养。又比如在《答储柴墟书》中,记载了早年王阳明和王寅、刘景素共同游学于太学的情形,翻译为现代汉语大致如下:王阳明昔日与王寅之、刘景素游学于太学,每次考试,王寅之的名次都排在刘景素的后面。于是王寅之便自认为自己的课程不及刘景素的好,后来便决定拜刘景素做自己的老师,行弟子之礼。知道此事后,王阳明甚为感叹,认为做出如此举动的王寅之真可谓是豪杰之士,也是自己学习的楷模。王寅之持之以恒地追求学问,这在古代先贤中也有先例,例如曾子病革而易箦,子路临绝而结缨,横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从讲于二程,这都是古代的前辈们为了追求学问,立志成为天下大勇之人的模范事例。王阳明自然是非常清楚的。自此,王阳明也更加坚信,那就是以圣贤之道为己任,首先要从求师问道这样的小事情做起。
当然,在太学中,他们所学课程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在今日要搞清楚的确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王阳明先生终生不厌学习修养却是确有其事,不管任何时候,发生任何事情,他都是只要一息尚存,则学业不废。
从今日王阳明生平传记留存材料来看,王阳明早期沉溺于任侠仗义,后迷恋骑射,紧接着耽爱词章文华,第四执着于寻仙问道,第五遁形于佛教经书。到了正德元年丙寅(1506),这一情况开始扭转,他开始进修以儒教为代表的圣贤学说,这正是王阳明先生闻名遐迩的“五溺一归正”说法的最早所出。
十六七岁的时候,王阳明仗剑走天涯的游历,正是其“初溺”任侠仗义和迷恋骑射时期的一个证明。
小结
对于王阳明先生幼时的求学经历和言行举止的记述如上谫陋之言,大多地方都是粗枝大叶,难穷尽其详细。约略看来,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其语言举止的天真无邪和粗犷率真,其爱好趣味的广泛杂多也不似常人,这是一般泛泛凡庸之辈毕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
如众所知,王阳明家祖世代气节高洁,注重人伦道理。王阳明一生言行的根本也都是出自忠君孝亲的人文伦理。他执着于教化晓谕后人。得益于如此家教背景,王阳明卓越的天资素养受到了良好的熏陶,最终成为受后人景仰的丰伟人物。
余姚县,今余姚市。此处因有姚江,故阳明学也称姚江学。姚江,又称舜水,全称为余姚江,源头是四明山支脉天平山,东流经余姚至于宁波汇奉化江,最后合为甬江。
此书作于1915年,该部分论述是原作者基于当时对中国的印象而写,特此说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