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了君子的一个标志。看一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
据《三国志·马良传》载,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没有听刘备的话,在街亭之战中重用了马谡,结果马谡兵失街亭。诸葛亮在用人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只好挥泪斩马谡,自己追悔莫及。
夸夸其谈,言过其实,十有八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真正的君子,就是要少说空话,多做实在的事情。也就是“敏于事而慎于言”,凡事先做起来,然后再说,把实际的行动放在言论的前面,而不要光吹牛不做,夸夸其谈。
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这是圣人所不能容忍的。
说者容易做者难。
所以,一个人说话一定要注意,大言不惭,夸夸其谈,把牛皮吹出去了却收不到口上,不能兑现,往往被人看白了。
孔子也不喜欢经常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不怨天,不尤人”的原则。
注重实践,提倡知行合一,就是说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理论,从而改正理论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更好地用于实践。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如果只知死读书,读死书,那就真成了“书呆子”。手无缚鸡之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现实,是无法在社会中生存的。
做人做事,如果不知行合一,只知瞎指挥,不切实际,通常就会劳民伤财,事倍而功半。凡事只有亲自实践方知艰辛。
要做到“知行合一”,就要坚持“五到”原则,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民情等基本情况,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教师就应该亲自巡视学生,与学生打成一团。所谓“心到”是指,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他人。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事情、与他人交谈等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坦诚相等,还要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地说到位。
不管怎么说,还是多做少说,言行一致为好。
3.过犹不及,凡事要有度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论语·宪问》
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做好事超过了一定的度,则变成了坏事,而看似有违仁道的事,但由于拿捏的恰到好处,反而变成了好事。
从前,孔子的学生子路去郈这个地方给权臣季氏做官,季氏希望在五个月内开通一条河。子路为了鼓舞工人的干劲,尽快完成工程就掏自己的腰包买来粮食做饭给大家吃,按应有的礼数招待做工的人。孔子听说后,马上派子贡前去,把子路做好的饭都倒掉了,把锅灶、饭碗也毁掉了。子路迷茫地对孔子说:“您这不是阻止我行仁义吗?”孔子说:“按礼制,当皇帝的爱普天下的老百姓;当诸侯的爱境内的老百姓;当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普通老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你的爱超出了范围,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力。”
在汉武帝的时期,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朝见汉武帝,他的言谈举止、进退起居都很合乎礼仪。汉武帝看到以后,表面表现得很高兴,但内心却很气愤,对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闹革命,土地不过才七十里,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现在的领地比他们大多了。好好干吧!以后或许可以称帝加冕。”
献王明白了武帝的意思,回去后**形骇,纵情声色,以消除武帝的戒心。
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要行仁义、献爱心、表礼数,都不能超过自己的职责和名分。正如朱子所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不论贵贱亲疏,人人都要守本分,这就是理。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义;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就是智;恰如其分地行动,就是适;恰如其分地说话,就是信。总之,一言一行都要恪守自己的本分,才可以成为聪明人了。”
事实上,人们往往会像子贡一样,觉得做过头总比没做到要好一些,其实这是一种心理误区。有时候,过头了比没有够还糟糕得多,危害也大得多。别的不说吧,就说说最简单的饮食问题:一顿饭吃少了一点,或者说根本就没吃饭,那不过是饿得快一点而已;可是,如果是吃多了,就不那么简单了吧,轻则吃酵母片、多酶片,重则拉肚子,进医院。这是大家都有的生活体验。
你喜欢眼光明亮,这样过了头,就会沉溺于色彩,追求华丽。你要求耳朵清楚,这样走过头,就会迷惑于音乐,追求空洞不实的东西。
你喜欢仁,过分苛求,就会与人们的日常习惯发生冲突。你喜欢义,不顾常情,就要违背事物的常理。你讲究礼节、仪式,就容易犯虚伪造作的毛病。
你喜欢音乐、文艺,就会有邪**的声音充斥你的耳朵、邪**的心思萦绕心头。
你喜欢聪明、习智,便会助长无用的技艺发展,使人性天然之质受到种种伤害。
这八个方面做得好、适度,就是人们带给天下的八益,一旦过度,就是人们带给社会的八病了。
中国人有句说话,“礼多人不怪”,也是认为“多”比“少”好。做“多”了,别人是不会见怪的,做“少”了,就会被人责怪,认为你不够诚意。究竟做得“多”和“少”是谁好些,还是两者都不好呢?
中国人看重勤,认为勤是美德,因此如果一个人样样事都做到加倍的勤,结果虽不免过分了点,但这种“过分”往往会受到赞赏。这究竟是否正确呢?当然不是了。如果一个运动员,每天的操练都不按部就班,每天也是“过分”的话,很可能他会拉伤筋骨,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导致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就此结束,这样是好吗?况且中国人也有一句“物极必反”,凡事做到了极限必会有反效果,可见做得过分实是件不好的事。
至于“不及”方面,就不需要多加解释了。凡事都做不到要求,当然被视为不好,更会被认为力有不逮,甚至是懒惰。例如烧饭的时候要用七十毫升的水,但你却用了五十毫升的水烧饭,结果当然是难以入口的了。
那么,该怎样做才是恰到好处呢?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说:“当真吗?他老先生不讲话,不笑,不获取吗?”公明贾说:“这是传话人说过了头。他老先生在时机恰当的时候讲话,因此别人不厌烦他所讲的话;高兴了以后才笑,因此别人不讨厌他笑;该获取的才获取,因此别人不厌恶他获取。”孔子说:“原来是这样,难道真是这样吗?”
圣人虽然对公叔文子是否真是这样做还有所怀疑,但对这样做的正确性却是没有怀疑的了。
公叔文子的做法概括起来说就是恰到好处。该说话的时候就说话,快乐的时候就笑,该获取的时候就获取。反过来说,不该说的时候就不说,比如说,在法西斯主义的**威下,你说什么呢?在封建专制的文字狱下,你写什么呢?不该笑的时候就不笑,你笑什么呢?尤其是,不该获取的时候就不要获取。“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陈毅)贪污受贿,贪赃枉法,这些都是获取不得的,所以不要获取。
归结起来的是,凡事都有原则,言笑都有分寸,而其调节的杠杆便是恰到好处。
当然,最大的难度也正是在这“恰到好处”四个字上,不然的话,圣人怎么会对公叔文子是否做到了还心存怀疑呢?
当然,最好要做得恰到好处,不“左”倾也不“右”翼,不过分也无不及,还是像我们已经举到过的大美人“东家之子”那样,再高一公分就太高了,再矮一公分又太矮,乙脸上搽白粉就太白了,搽胭脂又太红了。是一个标准的需美容化妆的“亚洲小姐”、“世界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