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不难看出,当颜渊、仲弓问什么是仁时,孔子作了正面回答,尽管是一内修一外用有所不同,可是当司马牛问什么是仁时,孔子却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有些顾左右而言他地说:“仁者说话谨慎。”
这一微妙的区别,司马牛自己不会感觉不到,所以他又问(实际上有点软中带刺):“怎么,这就可以说是仁了吗?”言下之意是说:老师,您也把它说得太容易了吧,您整日给我们唠唠叨叨的“仁”难道就这么简单吗?想不到孔子依然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凡事做起来难,说起来能不谨慎吗?”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司马牛“多言而躁”,夸夸其谈。难怪得孔子对症下药,借他问仁的机会对他进行教育了。
其实,不仅司马牛要疑惑而有些不服气,就是我们也是会有同样的疑惑的。虽然孔子曾一再强调“敏于事而慎于言”,要求多做少说,但那作为儒学核心内容的“仁”,毕竟不会是把嘴一闭就可以实现这样简单罢。
孔子早就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的话,又一再主张“敏于事而慎于言”,因此,是绝对不喜欢耍嘴皮子,靠伶牙俐齿讨生活的人的。
《曾子·修身》上说:“行欲先人,言欲后人。”说话,要经过深思熟虑,才不会流于胡言乱语招惹是非;做事,要说做便做,不拖泥带水,以养成雷厉风行之性。
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做人若常喜欢津津乐道传递小道消息,喜欢谈论东家长西家短,乐于神侃吹牛,都不是一种好现象,这种现象若不及早纠正革除,总有一天,会自食苦果。
在现实中,正人君子有之,奸佞小人有之;既有生活的坦途,也有生活的暗礁。在复杂的环境下,不注意说话的内容、分寸、方式和对象,往往容易招惹是非,授人以柄,甚至祸从口出。人只有安身立命,适应环境,才能改造环境,顺利地走上成功之道。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些推心置腹时所说的私房话,日后有被知己用来当作武器的危险。一旦中了小人的圈套为其利用,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人们要避免多说话,说错话,以免引发别人的恶毒攻击。同时,面对一些捕风捉影的流言,也要学会沉默而不要急于辩解。
古往今来,成大事者都善于谨言慎行,一言一行都要小心,开口说话之前要七次转动舌头,多让舌头闲着。很少有人因不说话而后悔的,大多人却因说了话而后悔。话说得越多危险就越大,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讲话就讲比沉默更有用的话。
一般人率性而为问题不大,要想当官则必须谨言慎行,约束自己。
常言道,说话多得罪人,做事多错误多。所以,会当官的人多半练就了一套谨言慎行的本事:但听人说了大半天,表态却是字斟句酌,嗯嗯啊啊,甚至“顾左右而言他”,“却道天凉好个秋”!少表态,少做事,一张报纸一杯茶,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就不对了。
无怪乎有人说,做官是一门学问,里面大有讲究。
因此,也许的确可以说“仁者说话谨慎”,但却不能倒过来说“说话谨慎就是仁。”或许我们不能做一个仁者,但至少能做一个说话谨慎的人。
3.口才可以免祸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论语·雍也》
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谋士陈轸与张仪同在秦惠王手下任职。张仪向秦王中伤陈轸,说陈轸向楚国提供国家机密,并准备投敌叛国到楚国去。秦王于是把陈轸叫来,要他解释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说得清楚没事,说不清楚则把脑袋留下。陈轸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如果我真向楚国出卖情报,楚王会用我吗?”接下来,陈轸向秦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楚人有两个妻子,另一个男人去勾引他的妻子。当这人去勾引年龄稍大的妻子时,遭到了痛骂,当这人去勾引年轻一点的妻子时,却获得了成功。不久,这两个女人的丈夫死了,当有人问那个男人要娶哪个女人做妻子时,那个男人却说要娶年龄稍大一点的做妻子。因为他认为那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做妻子才可靠,而那个年轻一点的,既然可以背叛她原来的丈夫,不也同样可以背叛新的丈夫吗?讲完这个故事后,陈轸对秦王说:“如果我真向楚国出卖情报,不就像那个年轻一点的妻子吗?楚王怎么会信任我呢?”秦王觉得陈轸的说法很有道理,便更加信任陈轸,而不理会张仪的中伤了。
这就是口才免祸的实例。而这一类的例子,在历史记载中可以说是太多了。这里,我们再来看一看口才是如何免祸的。
很多人都知道纪晓岚。纪晓岚的舌头可了不得!天下人都知道他学识渊博,能言善辩,机智敏捷。乾隆皇帝自然也知道。有一天,乾隆想,我要找一个办法试验试验他的机智。于是,他把纪晓岚找来,对纪晓岚说:“纪晓岚!”“臣在!”“我问你:何为忠孝呀?”纪晓岚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为忠;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为孝。合起来,就叫忠孝。”纪晓岚刚回答完,乾隆皇帝接过话来:“好!朕赐你一死。”纪晓岚当时就愣了:怎么突然赐我一死?但是皇帝金口一开,绝无戏言。纪晓岚只好谢主龙恩,三拜九叩,然后走了。
这时,乾隆就想:“这纪晓岚可怎么办呢?不死,回来,就是欺君之罪;可要是死了就真是太可惜了,自己手下便少了一个栋梁之材呀。”当然,乾隆知道纪晓岚不会让自己轻易死掉的,必定会有什么办法解救自己。于是他静观其变。
半炷香的工夫,纪晓岚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扑通地给乾隆跪下。乾隆装作很严肃地说:“大胆,纪晓岚!朕不是赐你一死了吗?为什么你又跑回来啦?”纪晓岚说:“皇上,臣去死了,我准备跳河自杀,正要跳河,屈原突然从河里出来了,他怒气冲冲地说,你小子真混蛋,当年我投汨罗江自杀,是因为楚怀王昏庸无道;而当今皇上皇恩浩**,贤明豁达,你怎么能死呢?!我一听,就回来了。”听到这里,乾隆哑口无言:你让他去死去吧,你就是昏庸无道;可是让他活着吧,自己皇帝的面子又下不了台。最后,乾隆不得不解嘲说:“好一个纪晓岚,你是真能言善辩啊!”
纪晓岚凭借自己的能言善辩,救了自己一条命。要是换了另一个人又会怎么办呢?看来,会说话的价值确实不可低估呀。
所以,口才的确可以免祸。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孔子来说,虽然也知道口才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重要性。但他实际上并不太赞赏口才好的人。这不仅从他多次强调“敏于事而慎于言”,谴责“巧言令色,鲜矣仁”可以看出来,而且,当有人说冉雍有仁德没有口才时,孔子态度很明确他说:“何必要有口才呢?靠口才对付人,常常惹人讨厌。”(《论语·公冶长》)
可见孔子感叹没有口才难以免祸实际上是一种不满之情,是针对不良社会现象而发出的牢骚,只不过是“怨而不怒”罢了。
4.到哪个坡唱哪个歌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圁圁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论语·乡党》
俗话说:“到哪个坡唱哪个歌。”在不同的场合,对待不同的人应该用适合那个场合、那种人的不同语言方式和仪态。这不是庸俗,而是待人处世恰如其分的问题。
孔子在父老乡亲面前恭敬而近乎羞涩,很少说话,而在庙堂和朝廷上却明辩且侃侃而谈,显出雄辩的样子。与作为政府高级官员的上大夫说话,与作为一般干部的下大夫说话,以及与作为国家元首的君主说话,都有不同的语言方式和仪态。
其实,不仅孔子如此,我们今天的每个人也都应该是如此。否则,在儿女们面前说话像跟你的上司说话一样;或者反过来,当你向上司汇报工作时,用教训你的儿女一样的口气和态度,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