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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曾国藩的齐家之识（第4页）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曾国藩书一联于厅中，写道：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尔曹。曾国藩对此十分推崇，他说：“身居京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他还在1866年7月6日《致澄弟》中说：“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可以平日里避免别人看了抱着掠取的期望，有动**的时候也可避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

又说：“自身修养以及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终身用之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

他教育儿子学习、做事贵在有恒。在子女遭遇挫折或失败时，曾国藩没有指责或教诲。他说：“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闽、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

曾国藩不给后代留下大笔财产，而是努力培养他们读书做人，其用心是良苦的，方法是得当的，效果也是显著的。

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与曾纪鸿同属“高干子弟”，门庭显耀，却都未变成“衙内”或“大少爷”之类的角色。考究起曾氏的后人，我们可以看到：先有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亡，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除此之外，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现了曾宝荪和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足够叫人艳羡了。

曾家后人之所以如此争气，应该归功于曾国藩的教子有方，亦即“爱之以其道”。有人总结其具体的成功经验有以下三条：

第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第二，绝不为子女谋求“特殊化”待遇；第三，无论在读书还是做人方面，曾国藩对于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

一、欲提出希望，先作出表率；

二、欲提出要求，先给予表扬；

三、欲予以责望，先自我批评；

四、既指示目标，又指明方法；

五、既磨砺品性，又培养才学；

六、既明确规定，又切实检查；

七、养其自尊，响鼓不用重锤；

八、定其方向，反复训诲叮嘱；

九、鼓励发问，耐心答疑；

十、重视保健，劳逸结合。

至于“透彻”，也有以下几点：

一、用浅近的语言，说朴实的道理；

二、认准性格短处，反复切实针砭；

三、参验生平得失，讲说自己确有心得且深信不疑的经验体会。

事情往往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世上有很多事情，说得到却不一定做得到；平时做得到，关键时刻不一定做得到；偶尔做得到，却不一定长期做得到；看到别人做得到便自以为做得到，事到临头却不一定做得到。

然而上述各条，曾国藩却一一做到了。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阶级，无论基于何种原因，人们都不能不承认曾国藩的学问和能力。他集严父、慈母角色于一身，时时注意教子的方式方法，“爱之以其道”。其教子成功的经验，时至今日也颇具借鉴意义。

勤劳而不闲逸

勤劳是一切事情的立足之本，在治理家事上也是一样。如果说节俭作为持家之道，起到了节流的作用的话，那么勤劳作为兴家之道，就起到了开源的作用。曾国藩认为，“勤则兴，懒则败，一定之理”。关于这个“一定之理”，曾国藩曾于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作了题为“习劳而神钦”的伟论专门来说明：

“对于习惯勤劳的人，连神灵都要敬重。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无论贵贱、智愚、老少，都贪图享乐，不愿吃苦，这是古今都相同的。一个人每天所穿的衣服，每天所吃的饮食，跟他每天所做的事情、所出的力气相称，那么其他人就会认同，神灵也会保佑，认为此人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好人。而种田的农民、织布的妇女，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收获的不过几石粮食，几尺粗布；而富贵人家，整年安逸享乐，无所事事，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豢养着很多下人，整天高枕无忧，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情，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这样的事情能够长久下去吗？古代的圣明君王、贤德大臣，如商汤通宵达旦地工作，周文王因为工作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周公废寝忘食，坐着等候天亮，他们每时每刻都用勤劳来激励自己。《无逸》这篇文章中说，一个人如果勤劳就会长寿，一个人如果贪图享乐就会夭亡，这是屡试不爽的事实，如果真的为自己着想，就必须学习技艺，磨炼自己的筋骨。遇到困难，就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为自己壮胆打气，自己一定要身体力行、居安思危。只有这样，才会增长才干，增加智慧。如果为了天下人着想，自己就必须忍受饥饿劳苦，只要有一个人还在受苦受累，就应该算是自己的过错。大禹治水，历尽艰辛，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为了天下人谋利益，不惜头秃顶，脚生茧。他们都心甘情愿承受艰苦，为拯救百姓而不辞辛苦。因此苟子十分推崇大禹、墨子的行为，就是因为他们勤劳的缘故。

勤俭才能兴家，是他写给两个儿子的四条格言中的一条。其他三条为“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他写道：“今写此四条，我老年时自我警惕，以弥补从前的过错；并让两个儿子各自勉励，每夜以此四条来考课，每月终以此四条来稽查，仍寄希望于各子侄共同遵守，有所成就。”

曾国藩不但在理论上启发子弟，而且还在具体实践上诱导子弟。他的家书写道：

“戒惰莫如早起……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无作欠伸懒漫样子。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对于内眷、女儿、儿媳等，曾国藩也同样严饬勤劳。他规定：“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要者也。”同治七年曾国藩在金陵署，他的女儿等早已是贵不可言的“千金小姐”了，但曾国藩却给她们制定了每天习劳的繁重功课单，并写了两句话：

家勤则兴，人勤则俭。

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他亲笔书写的功课单如下：

早饭后做菜点心酒酱之羹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线之类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