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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曾国藩的齐家之识（第2页）

他在京里得知母亲欲买一丫头，马上去信表示支持，即刻从自己窘迫的收入里拼凑起五十金给母亲寄回。甚至于给他祖父母、父母的四口寿具上漆之类的小事，他也亲自过问，并叮嘱每年同时上漆一次，花费由他自己专项报销。他曾经给星冈公买了一件黑狸皮褂，以尽儿孙之心，并去信再三叮嘱，说：“闻狸皮在南边易于回潮，黑色变为黄色，不知信否？

若果尔，则回湘天气须勤勤检视，又凡收皮货，须在省城买‘潮老’（指防潮剂），其色如白淮盐，微带黄色，其气如樟木。用皮纸包好，每包约寸大，每衣内量三四包。收衣时，仍将此包置衣内。又每年晒皮货晒衣之日，不必折收，须过两天，待热气退尽乃收。”细致的叮咛中，曾国藩的孝心殷殷可见。

当他得知父亲因过多地躬亲家事而累坏了身体时，马上去信说：“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忝窃卿贰，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并再三嘱托诸弟代父劳苦，以宽解父亲的疲累。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色难者，就是永远和颜悦色，承顺父母的旨意，而不专指饮食的供奉。曾国藩夫妇侍奉父母，均以得其欢心为本，故一家融洽，上下欢愉，养成了一团和睦之气。所以说，事亲以得其欢心为本。

对待朋友，要懂得包容

曾国藩是把家作为人生的根据地来看待的，认为进可以治国，退可以安身，家是必须治理好的。那么家族、姻戚呢？只不过是比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大一点罢了，说来说去，总还是自家人。这也就是说，大的家族，包括姻戚在内，也是人生的根据地，甚至是一种血肉长城，也必须尽心竭力地加以经营和治理。

敬悯族亲姻党，是曾国藩在道德上口碑甚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深得众人爱戴、理解和支持的一个有利“资本”，进而成了他获得成功的一种势力和无形资产。

曾国藩对待家庭，主张孝悌，对待族人亲戚，则主张敬爱。他认为，如果把孝敬父母的情意用到亲戚身上，对他们则不会不敬不爱。

至于对待族亲的道理，曾国藩曾说：“至于家族姻党，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中只宜一概爱之敬之。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

曾国藩还曾说：“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要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之。”

早年曾国藩在京任职，被派往四川办完公事后，曾把一千两银子的俸禄寄回家中，其中的四百两用于馈赠族人和亲戚，此事被详细地记载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他给弟弟的信中。信中说：“所寄银两，以四百为馈赠族戚之用……所以为此者，盖族戚中有断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余则牵连而及。兄己亥年至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恻者久之。”

在给祖父的信中，他详细说明了要将寄往家中的一千两银子拿出近一半周济族戚的理由：“孙所以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大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秦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大全，恐盈枉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令不略为支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鼓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此二者，孙之愚见如此。然孙少不更事，未能远谋，一切求祖、父、叔父作主，孙断不敢擅自专权。”

曾国藩是个很细心的人，他又写信告诉家人，切不可说这些赠送是他的主意，而要说是父母及祖父大人的主张，这才符合“恩出自上”的情理。一个多月后，他又写信说：“男之浅见，不送则家家不送，要送则家家全送；要减则每家减去一半，不减则家家不减。不然，口惠而实不至，亲族之间嫌怨丛生，将来衅生不测，反成仇雠，请审慎施行。”

家人收到银两后，父亲称赞“其周旋族戚，极是做官的美举”，表示“照单行之，决不有失”。

当时，曾国藩的十舅江通送他进京的时候，说：“外甥在外地做官时舅舅来作烧火夫。”他的五舅江南把他送到长沙，握着他的手说：“明年我送你媳妇到京师。”曾国藩说：“京城很苦，舅舅不要来了。”江南听了后说：“是啊，但我一定要找到你当官的地方！”说完，眼泪簌簌而下。后来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借，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以为可乎？兰姊慧妹，家运皆舛，兄好为识微之妄谈，谓姊犹可支撑，蕙妹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爱，纵彼之觖望，吾能不愧如一家一身乎？”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曾国藩的家信中还谈及很多。

我们看了这些，不但可以了解曾国藩对亲戚族人情谊的深厚，还能了解到当时农村经济如何凋敝以及民间生活已经困苦到了什么程度。作为耕读世家的子嗣，曾国藩既然来自乡间，深知民间生活的艰苦，一旦经济稍为宽裕，就尽力帮助族人亲戚，这原本是人之常理。曾国藩说：敬悯族亲固然不同于孝敬父母，无需时时处处资助他们。但事事处处记挂他们，不忘他们，则是正道。一旦条件允许即伸出“援手”，拉扶一把。

每一个人都有多重身份，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在家族这个环境里，族亲是除了本家庭以外与己最为密切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环境里，一个人品行的优劣，德操的高低，最易被人透识。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连父母都不敬悯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会敬悯族亲；而不敬悯族亲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会兼济天下，此所谓仁德也。

曾国藩还注意善待仆从。仆从不是家庭成员，但又与家庭中每个成员朝夕共处，这方面关系如何维护，也见曾国藩之用心。

曾国藩对待仆从的态度，主张等级界限虽然要分明，然而在情义上要施予其恩惠，善待他们。比如，他在寄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我们家看门的陈叔，因为一言不合而离去……现在换了一名周叔作门人。《易经》

上说‘丧其僮仆’，又说‘以旅下者，其义丧也’，意思是说把僮仆当作过路人看待，刻薄而少恩义，漠然而无情，那么僮仆也同样会把主人看作过路人一样！我对待下人虽不刻薄，但也很有把他们看作过路人的意思，所以才招致他们对我不尽忠。以后应当对待下人像亲人手足一样，等级虽然严明，而情义不能少。”

曾国藩认为只有善待仆从，仆从才会善待自己。买卖或雇仆从的目的是予己方便，如果主仆形同陌路，又何必去花那个冤枉钱呢？主与仆的关系纠纷，主要在主而不在仆，如果主子能够多恩多义、善待仆从，仆从又怎会不尽心侍奉主子呢？

曾国藩对宗族姻亲的“一体爱敬”，可以从他对三女曾纪琛和女婿罗兆升的教导事例中看出。曾国藩将三女儿曾纪琛嫁给了好友罗泽南的儿子罗兆升，并让他们于同治元年四月正式成礼。曾纪琛到罗家后，严守家风，勤劳节俭，孝敬翁姑，很得罗家欢喜，其夫妻生活亦美满。但由于罗兆升性烈气躁，凡事若稍不如意，或身体稍有不适，常大发雷霆。曾纪琛婚后不到一年，即受到罗家歧视，其夫妻感情亦有裂痕。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教诫女儿忍耐，并表示自己嫁妆过少，但如果贫困，“吾亦当周济之”。做好了女儿的训诫工作后，曾国藩又加强了对罗婿的教育工作。为了使罗婿有根本性的好转，曾国藩曾于同治四年春将三女和罗婿招到金陵督署，经过多次谈话后，罗婿思想上有了觉悟。此时，曾纪琛已身怀有孕，并于这年三月十八日在署中生一子，这使罗婿在精神上得到了安慰。

五月二十三日，罗婿准备离署时，曾国藩还亲书“忍敬”二字训诫罗婿，使他们和好如初。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宋朝司马光说过，“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人人都可承受，但由奢入俭却不是人人都可以承受的。一个人很少有这种幸运：从生到死不为生计愁，一辈子都发达、亨通、一帆风顺；而是总有拮据的时候，总有艰难和困苦的时候。因此，人们就该理性地去生活，居安思危，从长计议。曾国藩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持家以节俭为主。这正如明朝周怡所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则子子孙孙享温饱矣。”

曾国藩曾反复告诫曾家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先人的老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半点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或许还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曾对儿子约法三章：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插秧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这样才能避免骄奢**逸，才算抓到了根本！

曾国藩说，一般人多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我不愿意子孙后代做大官，只想他们成为读书明理的正人君子。一般人之所以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是因为做大官有权有势，有显赫的门第，有丰厚的钱财；而他之所以不愿子孙后代做大官，是因为他看到了荣华富贵是暂时的，阅尽了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

曾国藩说：“家败，离不得个‘奢’字。”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无论是官家还是农家，无论手工之家还是商贾之家，如果勤苦俭约，就没有不兴旺的；如果骄奢倦怠，就没有不衰败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霍光为前汉大将军，总揽朝政二十年，炙手可热，他的儿孙及女婿无不高官厚禄，起阴宅，缮阳宅，宴游无度，骄横无礼，最后被灭族，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当初霍家奢侈之时，茂陵有个姓徐的书生预言道：“霍氏一定灭亡。他奢侈又不谦逊，不谦逊定轻怠了皇上，轻怠了皇上就悖礼。权倾朝野，妒忌他的人很多。天下人妒忌他，他言行又不注意，怎能不亡！”徐生的话，不幸而言中。而与霍光同时代的金日磾则相反。例如，他见长子与宫人**，亲手杀之；皇帝赐给他宫女，他“不敢近”。其笃慎如此，班固盛赞他说：“金日磾以忠厚尊重来使皇上悟出事理。他忠信自著，功为上将，荫及后世，世代忠孝，七代都在宫中内侍，多么兴旺！”曾国藩要求弟弟澄侯把霍光、金日磾的这些正反事例“解示后辈”，意在让后辈戒奢戒骄。

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时时强调一个“俭”字。俭而不奢，家道恒兴；俭而不奢，居官清廉。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子弟的重要方面之一。他赠澄侯弟一联：

俭以养廉，直而能忍。

为了做到俭而不奢，曾国藩对子弟做了许多具体规定，例如：

“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则难改，不可不慎。

“四轿（指四人抬的轿子）一事，家中坐者大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蔑结轿而远行，四抬则不可。呢轿而四抬，则不可入县城、衡城，省城则尤不可。

“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

“‘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