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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识（第3页）

咸丰五年（1855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即便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觉得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派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再加上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这次灾难。

这一事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两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而且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还是要积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方可做成的，都要思虑周全，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在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于部队训练。他誓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

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凡事以大局为重

任何事业，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局部的事业，都是处在一定的大局之内。因此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所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要看清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因为局部毕竟决定不了全局，也做不成什么。

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因为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饷，兵力发展不快，真是惨淡经营，屡战屡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

至咸丰十年止，曾国藩以客寄的身份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咸丰三年曾国藩攻克武汉，却致使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伸手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湘军第一统帅曾国藩。然而事情却还是没有成功。

咸丰十年四月，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了紧张的密谋。

江南大营拥有重兵七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部分。闰三月十五日，经过与太平军九昼夜之战，江南提督张国根溺毙河中，总兵阵亡。至四月初六日，清廷深为倚重的和春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

至此，屏蔽江南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将死卒亡。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后在曾国藩的驻地宿松进行了长达二十三日夜的畅谈，终于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各自的发展影响甚大。

宿松会议是湘系势力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重要会议。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结，这对稳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咸丰帝旨令最后一节，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对此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冀两人中必将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重要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上下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在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江南大营的溃败，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但当时湘系中有许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机，只有左宗棠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其中妙处，他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众人始悟。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放开手脚地真正大干一场了。

咸丰十一年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之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对朝廷大事却一贯非常关注，并且从来都反应非常敏锐，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才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这一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只得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因长时间未接到奉国丧明诏，越发让他们感到忧心忡忡。

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本就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再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使得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此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即感到事关重大。曾国藩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或被杀的，也并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当真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拿起谕旨想要看个究竟，因为他以为谕旨会对此事作出解释。

然而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只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通过曾国藩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这既是对自己的重用又是在警告、鞭策自己，即朝廷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自己必须辞谢大权。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使曾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自己的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他。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与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让他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加以重用。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也许最终结果就有如慢性自杀伤及清廷，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却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而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却是集团内部稳定的维系问题。曾国藩此时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天下大势”之后，即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之虑，将有深厚交情、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故意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创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理性及有远见的安排，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准备。

这些，都是在曾国藩把握天下大势的情况下才具有的远见和胆识。

要有“急流勇退”之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