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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和谐为本曾国藩的和气致祥之道（第3页）

于是，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与上司紧密相连，如果上司落职或死了，所部也全体解散，再由新统领自己挑募，成立新军。这就形成了军队私属的性质，出现“其将死，其军散；其将有，其军完”的局面。招募的勇丁大多为同乡同里之人。王鑫“专招一县之勇”；李元度“但取平江主人”；刘长佑“非臣亲党，即臣邻里”；曾国荃“不独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人”。曾国藩对此说明：“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基于这一理由，曾国藩又规定所招丁勇，必须“取具保结”，造具籍贯里居亲属，存档各查。从感情上笼络人，从组织上控制人，为全军达到“诸将一气，为众一心”打下了组织基础。

营官以上各将领，实行“呼朋引类”。一营之内多本家、亲戚、师友。如曾国藩兄弟四人，王鑫一族、江忠源一族，均在军中。罗泽南“纯用其弟子为营哨”，“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半属弟子”，其中有王鑫、李续宾、李续宜、李元度等干将。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宾、李元度，王鑫与左宗棠、杨昌浚，江忠源与刘长佑还存在姻亲关系。这些家族、姻亲、师生及邻里关系，血缘与地缘结合、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法关系，下属视上司“皆如子弟之事父兄”，使军队具备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节节维系，无涣散之虞”。

“勇由将募”，“勇由将有”，丁勇和各级将领只听命于上司，“近年来江楚良将为统领时，即能大展其材，纵横如意，皆由事权归一之故。”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溃败的原因就在于“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而他组建湘军时针对这一关键做了充分准备。二是在在精神上以“忠义血性”相维系。曾国藩信守礼法，维护名教。湘军将领又多为儒生，曾国藩决意借此训练出一支尊长死上、辨等明威的军队。他对将领要求一要有治军之才，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汲汲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必忠必信，保乡卫国，从而“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

曾国藩将对士兵的思想教育称作“训家规”和“训营规”。每逢操练日，曾国藩亲临校场讲话，“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训禁扰民、禁嫖赌、禁鸦片，又向士兵发放“四书”等，把兵营当作学校，加强封建伦常教育。曾国藩还编《保守平安歌》、《爱民歌》等宣传鼓动性强的歌谣，让湘军兵勇传唱。

如此种种，儒家伦理思想潜移默化地融进将士的灵魂里，使全军在思想上达到统一。曾国藩痛恶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为此他制定的湘军建军标准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利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在《要齐心》歌谣中，曾国藩又再三重申：“只要齐心不可当……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又写《忮求诗》教育将士消除彼此间的嫉妒之心。

由于曾国藩的种种设置和努力，湘军终成“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战斗群体。一个集体或团队齐心合力之“和”是其成功的基本。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湘系集团极盛时期。四年多时间共有21个湘军集团首领先后出任督抚，成为封疆大吏，把持清政府半壁江山。他们编织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呼吸相从，祸福相依，成为晚清实际主政的势力。

胡林翼作为湘军集团第一位出任督抚的大员，一直不肯僭越曾国藩湘军集团精神领袖的位置，处处支援、帮衬曾国藩成就大业。他所辖的湖北成为曾国藩的军粮库；曾国藩东山再起，也是胡林翼施斧底抽薪术才得成功的。曾胡的“和”是湘军崛起的基础。

左宗棠是湘军集团的另一巨擘。左宗棠性情狷介，不合时宜，办事往往过于偏激；曾国藩则性情直爽方正，事事循规蹈矩，有时甚至固执，所以两人时常龃龉。但在多数时候，尤其在大是大非上他们是相互照应的。前期，因左宗棠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宾，张对左推崇敬重，所以湖南的政治、军事、财经大权，左宗棠皆可作主。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左宗棠筹粮筹饷、筹兵筹械，不断接济，八年如一日，厥功至伟。左宗棠曾多次疏解曾国藩与地方官的矛盾；更让曾国藩没齿难忘的是当他靖港战败准备自杀时，左宗棠对他的恳切规劝，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留下后路。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弃军奔丧，左宗棠诘责他不该如此不分轻重。后来曾国藩特意请左宗棠为他作篆书：“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既表谦抑，亦为和解。后来左宗棠受“樊燮案”影响，投无门，曾国藩热情地接纳了他，奏请“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襄办务”，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械”，“其才可以独挡一面”，“思专，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此后，左宗棠每得胜仗，曾国藩保举一次，称其“深明将略，度越时贤”，三年之间，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而浙江巡抚，而闽浙总督。两人前后相互扶持，是为挚交之“和”。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年侄，又与曾国藩有师生关系，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同寻常的。李鸿章随曾国藩当幕宾期间，“受化于无形”，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学问。曾国藩称赞他：“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认为：”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足见曾国藩与李鸿章志趣相投。后来祁门事件，李鸿章忠谏不成，脱离曾国藩赋闲，却不肯他往求职，可见李对曾的依恋。曾国藩致书重招李入幕。后来曾国藩又直接命李鸿章仿湘军建立淮军，奔赴上海战场，不厌其烦地传授李鸿章处理人际关系和与洋人打交道的箴言。李鸿章在上海对曾国藩的命令奉行唯谨，尽量揣摩，依曾。的意思去办。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裁湘留淮，就是信任李鸿章的忠诚，认为李可以倚重。但随着李鸿章羽翼渐丰，在剿捻斗争中主要依靠淮军作战的曾国藩不断受到干扰。曾国藩一再谕之以理：“吾二人视剿捻为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时人耳。”始终以“和”字为先。其间因李鸿章咄咄逼人使双方产生了许多不快。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不快渐渐褪去。李鸿章推曾国藩为中流砥柱，曾国藩则回敬：“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两人相为倚柱，和好如初。曾国藩、李鸿章的利益是一脉，正如李鸿章挽曾国藩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曾李二人互相扶持，前后相继安内抚外，构成晚清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脊骨。

曾国藩语录：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话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同胞兄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关系，这种关系虽不像朋友之间那样可以自主选择，似乎是“天命”使然，但也正因为这一点而不可多得。尤其由于身体内流淌着同一父母的血液，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关感。因此，同胞之间在最低水平上应该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较高水平上，则应当结成一体，患难与共，互帮互助。

在人情淡薄、注重实利的今天，兄弟之间往往很难相处，更难以合作，而曾国藩兄弟数人，却为相互援助而一齐走上了战场．成为在事业上患难相助的同志，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曾国藩，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之间，总是在百忙中给诸弟写信，谆谆教导他们做人，频繁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个，他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因此在家里的地位可想而知。曾国藩对待兄弟的态度，自是竭力地以德去爱护，而不是用姑息放纵来宽恕他们，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进京，第二年十二月竹亭老人进京，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弟弟曾国荃、儿子纪泽也跟着进京。两年后，竹亭老人离开京城回湖南，曾国荃跟着曾国藩留在了京城。到了九月初，国荃却“急切地想回去。”曾国藩不理解他想要回家的原因。可再三地询问，曾国荃终不肯说明是为了什么，曾国藩想是可能自己什么地方不友善，或约束太严，得罪了弟弟，就对弟弟说：凡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定要说出来，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如果我有什么不对，你应当明说或暗示，我如果不听，你可以写信告诉家里。但谈了几次，国荃终是一言不发，智国藩为此事寝食难安，左思右想，不知何故。曾国藩没了主意，便给父亲去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歉意，其言辞恳切，请其惜弟、爱弟、护弟之情跃然纸上。一年后，曾国荃仍执意归家，曾国藩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并为此事第四次寄家书给祖父云：“年少无知，大抵厌常喜新，来到京则想京，既到京则思家，在所不免。又家中仆婢，或对孙则恭敬，对弟则简慢，亦在所不免。……且归心既动，若强留在此，则心如悬旌，不能读书，徒废归日。想此数层，故孙此即定计，打发他回，不复禁阻。恰好郑萃田，将去贵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于十六日起程，孙即将九弟托他结伴同行。”曾国藩的这封家书，虽琐屑但词意诚恳，虽繁累但情真挚，其兄弟之情闪跃在字里行间。

觉到了。曾国藩几个月不通家信，便使他们心中极为不安。特别曾臂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更是思儿心切，一连数日，饭茶不香．明显消瘦，脸上的颊骨又突了出来。几个儿子成天围着他，不知如何是好。曾府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曾国荃和曾国华终于憋不住了，去找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商议办法。大家计议，总觉得不能在家中干等着，应该找人帮助曾国藩一把。去找谁最合适呢?无非就是在长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虽与曾国藩有些矛盾，但毕竟是仗义之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想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至于胡林翼，曾家对他历来不错，这个人也最懂得讲究大局，自然会想方设法帮助曾国藩。他们最后商定，分两头进行联系，而将重点放在胡林翼的身上。于是．曾府给骆秉璋和左宗棠各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组织援军以解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部队。

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组成三支救援的队伍开列江西，于是曾国藩探深感到亲族血缘的关键与珍贵。因而他也赶紧给兄弟送去温情回报，再也不反对其弟弟进入军营。

曾国藩很快就对他们都寄以厚望。他不断给曾国华和曾国荃写信，介绍带勇、扎营和打仗的方法。还告诫他们，湘军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大量地招揽书生办理营务，因而必须设

法处理好与这些绅士的关系。他强调，军营之中用绅土不比用官，绅士本无任事之责，又多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以急公事?所以，对于绅士，最好的办法是奖之以好言，优

之以薪银。如果发现有一个好的，就要大加吹捧。如果发现有不好的地方，则要深藏不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为你所用。

从此后，曾国华和曾国荃一直随营军中，而且很快各当一面，曾国藩有兄弟相助，自然底气也足了许多。

在曾氏五兄弟中．以曾国藩和曾国荃二人天分最高，资智最佳，成就也最大。曾国藩的家书以给诸兄弟的为多，其中给国荃的家书最多。这不仅是上下级关系之故，也是两兄弟关系最为密切的原因。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荃因病而请假，在家里休养了三年。其间捻军势大，曾国藩忙得焦头烂额，几欲请国荃出山，但又强压制住这一想法，为国荃的病，也为他将来更为宽广的前程着想，曾国藩几次三番地劝其暂缓出山，务必等假满之后再出。为了不影响国荃仕途的发展，曾国藩竟然在信中说，等他归来即自愿退出仕途。

曾国藩是国荃的兄长兼老师，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修身、处世、治军、治家等各方面予以教导，其关系之厚，可谓兄弟间的典范。因此，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时，其弟国荃竟丢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其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薹一下子给哥哥提了很多意见。最大是说哥哥在兄弟骨肉之间，不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曾国荃还给哥哥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丽听。

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对兄弟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是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所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既然人家意见，你能堵住他的嘴．但堵不住他的心。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投有不平之气了，如果你把他的话卡回去，这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更何况曾国藩认为曾国荃也说得在理呢?

在兄弟之间，没有一点龃龋是不可能的，不爱之以姑息同样也是很难做到的，或者爱之深切，或者怕产生隔阂，或者怕得罪兄弟，总是不愿开展批评，以为凡事忍让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殊不知这就是分歧的开始。曾国藩决不这么做，他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自己的严厉。

曾国藩身为曾门长子，自度对诸弟之成长、发展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常常以自己未能勤于教导、督促诸弟，使其个个功成名就、德行完满而暗自引咎自责。可见他是一个责任心极强的人。这一点在曾氏的生活行状、国事、家事的处置等方面皆有深切的体现，面且他的责任心一方面也与他独特面过人的“硬、挺”功夫相关。想他当年初率湘勇出省作战，屡战屡败，每每困于绝境，但竟能支撑下来，终获全胜，实堪敬服。曾国藩一生对诸弟的教导、劝诫，也几乎是达到了须臾不忘的境地，足见其耐心和忍性。

曾国藩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功夫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的少。无论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事无巨细，皆有所涉及。可谓为请弟殚精竭虑，瞻前顾后，惟恐诸弟有失，有负先人。

在交往中给人留脸面

曾国藩语录：即与他人交际，亦须略省己之不是。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与人交往之间特别讲究面子问题。不给别人面子，就会使朋友变成敌人，使亲戚之间变成仇家，因此，在为人处世中，如何给别人以面子就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但曾国藩刚入世时就对这门技巧应用得很纯熟，而是在吃了许多亏后才变得如此。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却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中国有“祸从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日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当朋友间切磋学问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获取名誉”。争强好胜，对于年轻人总是一般性的常情，但曾国藩自己承认，“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吐，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

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他简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掌灯时又与汤鹏一同到何家下围棋。回到家里“已亥正”。当天他的《日记》中说：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适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辨论夸诞之人，不能通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要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一天，岱云到曾家来，彼此谈了很久，曾国藩又口若悬河，讲了很多自己做不到而要求别人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