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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曾国藩向下（第2页）

章帝听了，非常感慨，从此不再提此事。而马太后也以自己的公正无私、晓明大体的胸怀，不仅免去了外戚专政的隐患，使自己的家族免遭其他专权外戚那样的祸患，而且又杜绝了一些好拍马屁的官员的趋炎附势，保证了国家的利益。

晓明大义对于朝廷官员来说，就是要求官员为国尽忠，造福于民，为君分忧，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荐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为国效力。

对于为官一地、任职一方的地方官来说，肃整地方、移风易俗、鼓励农耕、劝民本业就是晓明大体的具体表现。对此曾国藩说道：“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

对于领兵打仗的将帅来说，晓明大体更具有多重含义。曾国藩在这方面有许多过人的见解。他认为，“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怄也”；“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乩敌情，三日临阵胆识，四日营务整齐……”即要求将帅既善于知人料敌，又要有胆识谋略，还要治军有方，只有这样，才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一名合格的将帅。

识时务者方为俊杰

曾国藩语录：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看得最清楚，深知一人仕途人则毫无“自由”，即使是一只猛虎，也只能变成犬鼠可欺的可怜虫了。韩非子“寓言”中就有“伏虎于匣”一节，意思是说老虎在深山，在野兽中称王称霸，一人牢笼就会摇尾巴乞求同情，不论“虎性”是否改变，都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为虎设笼不是为了防备老虎，而是要让虎入牢笼，使那些害怕老虎的人能够制伏老虎。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的。因此，出——进官场之局，处——居江湖之远，就十分难以决断了。

曾国藩自己对出处之际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道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的。这里说的是对其九弟曾国荃出处之疑的安排，可见曾国藩的韬晦。

曾家兄弟为大清朝把老命搭上了好几条，尤其是曾国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千古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攻坚战。攻占南京后，曾家成为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

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了。可是，清政府对这位敢作敢为的曾九最不放心，曾国荃虽读过几年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尤其处死李秀成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不放心，欲其速离军营而不令其赴任浙江巡抚。

曾国藩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奏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国

藩1864年9月27日出奏，10月5日即获批准，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这本来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国荃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为了开其心窍，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劝慰外，还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泄胸中

抑郁之气。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屉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

是年11月初，曾国荃迫于清廷的压力开缺回籍养病，从南京启程归湘。多年征战在外，此时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最好时机，但曾国荃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氏兄弟的举措表示不满，不时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国藩老谋深算，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的家书中指出：“有见识的人士和相爱的朋友大多奉劝弟弟暂缓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让弟弟多调养一段有病的身体，在家闭门三年，再插身而出，担当天下的艰巨大任。”进一步，他又在其他书信中具体安排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

“弟弟子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对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讲求诗文奏议之学；“弟弟以不善作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当稍稍具备当年发扬拼命的那种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嘱咐曾国荃趁空闲时间，读些有关文史方面的好书，以加强自身的学识素养。同时，又寄去历年所写日记，希望曾国荃等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谓“近来衰惫之状”，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于侄辈读书做人。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曾国荃耐着性子终于在湖南老家呆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硬坚辞不受。于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成熟，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做势也。”于是，曾国荃决定再度出山。

曾国藩绝学对我们的启示：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他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只是他自己。所以，一个人要知进退，识好歹，明时务，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此话一点也不假。建立于1847年的西门子电气公司是德国最大的私人企业和第二大工业康采恩，也是世界上第五大跨国电气企业。他的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一生中不知进退了多少次。1839年，西门子发明了锌版印刷术，并成功地制成了一架锌版印刷机，此时，他的发明事业进入辉煌阶段。然而就在此刻，他放弃了研究到柏林大学去深造。当他毕业后拒绝留在柏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而是继续回到原地从事新产品的发明工作，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

拥有先见之明才能胜出

将帅除了安邦定国之外，还肩负着剿除叛乱的责任，因此先见之明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这一方面，曾国藩也有着过人之处。

曾国藩的先见之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湘军，一是倡办洋务。

清朝自道光皇帝开始，各地农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连绵起伏，起义接连不断；到咸丰皇帝时期，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抗清大旗，清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然而，清朝建国之初十分强大的绿营兵和八旗兵在镇压“叛乱”中，简直不堪一击，屡战屡败，根本不能让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有安宁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支新的武装部队来镇压“叛乱”，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派人物组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湘军。

为了加强湘军的作战能力，曾国藩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针对绿营的腐败，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办法，使湘军成为一支完全不同于绿营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不是湘军，也许清政权就会在太平军的进攻下陷于崩溃。

曾国藩组建湘军是他在军事上的先见之明的表现。而倡办洋务，在国内率先建立洋务工厂，则是曾国藩从长远角度出发，希望富国强兵抗御外侮的又一种先见之明的表现。

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的清王朝，在道光年间突然遭遇外国势力“船坚利炮”的进攻。在”外夷”的炮火之下，清军虽然不乏勇敢作战、坚决抗敌的将士，但还是一败再败，结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被迫签订屈辱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面对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是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校邡庐抗议》一书，提出应仿行西法，革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各种弊端，并在书中将自己的详细观点和建议一一列明。书成之后，冯桂芬送了一本给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他也正在寻找救国之路。曾国藩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已经在发生天翻覆地的变化，“时势日艰”的日子已经到来，因此感叹“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当他看到冯桂芬的书后，连称是一本好书，不过又认为虽是“名儒之论”，但书中所提出来的主张却多数难以实行。

清军在两次烟片战争中的惨败，使曾国藩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在借助洋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他也在思考着将来对付洋人的法子。当时，清朝内部有许多人提出购买外国的火轮船镇压太平军，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并从英国购买了7艘轮船，打算“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对此，曾国藩也持赞成意见，但是他又认为应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主张购买外国武器不仅是要镇压太平军，还应该保卫海上安全。他在同治元年（1862）的一件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从这件奏折中，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是将抵御外侮与镇压起义军相提并论的。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思想：购买洋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之杪，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已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持。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就是重在使“英法亦渐失其所持”，购买之后招募能工巧匠模仿制造，而将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放在了次要位置。

可见，从这时开始，曾国藩心中就在想着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事情，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还没有思考到的。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尝试。曾国藩将注意力放在了制造轮船上面。当安庆军械所刚一创办，他就任命幕客徐寿、华蘅芳试造轮船。当徐、华终于造出一艘还不怎么完整的轮船——”黄鹄号”时，曾国藩欣喜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主，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

三年后，由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局在上海高昌庙创立。这时，太平军已被镇压下去，曾国藩已经认识到民族矛盾正成为主要社会矛盾。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以应对将来的外患。为了支持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多次拨款给制造局，并于1867年制造出一艘轮船，曾国藩亲自取名为“恬吉号”。

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曾国藩还专门聘请外国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中国人，又派专人编译图书，翻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外文书。而另一个更女的举措则是派遣留学生出国，首开中国留学之风潮。可以说当时国内各地之所以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等人的先倡之风。

推让权位以保全自身

曾国藩语录：然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自古封建社会为臣子者立下不世之功，无不为君主所忌。据说在湘军光复武汉时，咸丰帝一面高兴，一面忧虑，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当时咸丰身边的

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间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看来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曾国藩是很难避免的。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