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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大事者说话善用底气（第1页）

第三章　成大事者说话善用底气

说话没底气，话语就没有分量。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运用底气，不要让自己轻飘飘的。通过底气来震撼别人，来取得别人的认同。

29说话自信，同时谦虚

成大事者认为，说话自信和谦虚，十分重要。一个自信的人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一个谦虚的人容易取得别人的尊重。自信是人的底气，谦虚是底气的限度。底气过于足，就容易成为自傲。

历史上的郭槐劝说燕昭王重用自己毫无疑问是自信和谦虚的典型。

在战国七雄当中，燕国力量相对较弱，究其原因主要是内乱不停，人才匮乏。燕昭王即位之时，正是国家处于丧乱之余，百废待兴之际。为了报仇雪耻，振兴国家，他发愤要把当时各方面的优秀人才都网络过来。

究竞怎样才能得到天下贤士呢？燕昭王求贤若渴，决心躬亲下问，向智者郭槐请教，请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招徕贤才。郭槐见昭王心诚意笃，就放着胆量说：“凡是成就帝业的君王，对待贤人都是以师长相待；成就王业的人，视贤者为知己；欲称霸的国君，就把贤者看成忠实的属下；那些连国家也保不住的国君对待贤者则如同奴仆。看来，越是贤明的国君，对待贤者的态度越尊重。”

燕昭王说：“我的本意是广求贤才，向所有的人学习，可是哪里去找好的老师呢？”

郭槐对昭王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古代有一个国君想以千金的高价求购一匹千里马，三年也未能求到。这时他的一个侍从对他说：“这事交给我去办吧！”国君打发他去了，过了三个月，他回来了，只带回一具马骨。对国君说：“我见到千里马时，它已经死了，我花了五百金，将马骨头买了回来。”国君大怒，说：“我所寻求的是活的千里马，要这匹死马什么用？而且还花费五百金！”那个侍从对他说：“死马还肯花五百金的高价买下，何况活马呢？天下的人必定以为大王是真心要头好马的人，千里马很快就会来到的！”果然，不到一年，先后有三匹千里马被送到这里。

讲完了这个故事后，郭槐说：“大王若想招纳贤士，请先从我开始。我这样的人都被重用了，更何况那些更贤于我的人呢！他们一定会不远千里而来！”

燕昭王听完郭槐一席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专为郭槐修建了豪华的宫室，把他当老师看待，各方面都给予特殊优待。昭王爱才的美名远播国内外，四方能者智者、英雄豪杰都慕昭王尊贤礼士之名，汇集到燕国。不到三年，像乐毅、邹衍、剧辛等贤者、谋士从赵国、齐国远道而来。由于燕国群贤毕至，人才济济，终于能够使自己以弱抗强，以小敌大，加入到强者的行列。仅乐毅一人就带兵攻下齐国七十余城，一直打到齐国首都临淄，齐王逃走，缴获珠玉、财宝、车甲、珍器无数。昭王不但报仇雪耻，而且势力之大，令诸侯侧目。

郭槐没有夸耀自己有多能干，但也没有因此而说自己不能被重用。自己虽然不能干，但是还是希望被重用，原因是既然自己这样的人都能被如此重用，那么比我更能干的人自然会更得到器重。

历史上，有很多人都毛遂自荐。从后来发展来看，真正自荐成功的人，都是那些自信和谦虚的人。他们对国君说话不卑不亢，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将来可以起的作用。

由于他们能够认识自己，所以绝对不会妄自菲薄，过于谦虚。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够为国君做点实际的事情。同时，他们也知道如果国君不任用自己，如果自己过于孤傲，很多事情就无法完成，为此他们又比较谦虚。在推荐自己的同时，也保持着谦虚的作风。这种作风决定了他们一定比同时代的很多人都要风光很多。

在我们日常与人交谈的过程中，学会自信和谦虚是相当重要的。过于谦虚容易被人看不起，人们不愿意和自己交往，有事情也不会相信自己能够为他们完成得很好。过于自信人们往往觉得自己有些傲慢，傲慢的人大概都是嘴上尖利腹中空的，为此他们也不愿意和这种人交往。

成大事者认为，人要学会自信和谦虚，要善于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不要想着过于谦虚，就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过于谦虚等于虚弱，虚弱代表没有真才实学，人们肯定不会认同自己。同时也不要想着过于自信就一定能够找到追随者，过于自信容易打击别人的积极性。当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的时候，人们要么会对你产生依赖，要么会出很多难题来刁难你，这个时候你会惹上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30不了解情况，不随意表态

成大事者认为，如果一个人不了解情况，就不要随意表态。因为你的表态，不过是显示你的聪明和优越，除此之外毫无意义。而显示自己聪明和优越的人很少有很好的朋友。

有人说：“如果你要得到仇人，就表现得比你的朋友优越吧；如果你要得到朋友，就要让你的朋友表现得比你优越。”

宋朝时，范尧夫任宰相期间，诸事办得都让皇帝满意，众朝臣无一指责过他的过失。他在为人方面更是游刃有余，从来不树任何政敌，总以中庸之道维系人际关系。

他被免去宰相之职后，大臣程颐有一次来见他。两人相谈多时，范尧夫便若有所思地说起当宰相的事来，神情口吻像是很怀念当宰相时的风光。

程颐责怪他道：“您任宰相时，有许多地方做得不很好，难道您现在不觉得惭愧吗？”

范尧夫“哦”了一声，似有不信之意。

程颐便说：“在您任宰相的第二年，苏州一带有乱民暴动，抢掠官府粮仓，有人告诉了您。您应当在皇上面前据理直言才对，可您当时什么也没说，这是为什么呢？由于您的闭口不言，致使许多无辜的人遭到了惩罚，这是您的罪过啊！”

范尧夫连忙道歉，显出愧疚之意，说道：“是啊！当初真应该说一句话啊！这是我做宰相不爱民的过错，您批评得对！”

程颐又说道：“您做宰相的第三年，吴中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百姓们以草根树皮充饥，像这样的大事，地方官已报了很多次，您却置之不问，还是皇上提出要您去办理赈灾事宜，您才采取行动。您堂堂一朝宰相，居其位食其禄而不谋其事，太不应该了。”

范尧夫哑然，又连连称是自己的不是。

程颐又说了许多话，然后告辞走了。事后他经常在别人面前提起范尧夫的过失，说他并非当宰相的料。有人把这些告诉范尧夫，范尧夫只是笑着，不做任何辩解。

有一天，皇帝召见程颐问他几个问题。

皇帝听了程颐一席治国安邦之策，说：“你大有当年范相国的风范啊！”

程颐不以为然地说：“范尧夫曾向皇帝进谏过许多忠言良策吗？”

皇帝用手指着一个小箱子说：“那些都是他进言的小札子啊！”

程颐似信非信地打开观看，见他当初指责的那两件事，范尧夫早已说过了，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施行得不够好罢了。

程颐红了脸，第二天便上门给范尧夫道歉。

范尧夫却宽和地笑道：“不知者无罪，您不必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