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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为学要如金字塔（第2页）

丁文江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里看他；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胡适对丁说：“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识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丁听了大笑。

黎元洪政府曾颁发勋章给胡适。胡在报上刊登启事：“四月五日《益世报》上登出新发表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章’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朱经进在美国留学时与胡适同学。朱伉俪情深，到美之后，得夫人手书大喜。胡问朱何事，朱说，无他，不过问归期耳；又称来信情急，缠绵写成别字。胡即填《虞美人》：“先生几日魂颠倒，她的书来了，虽然纸短却情长，带上两个别字有何妨。可怜一对痴儿女，不惯分离苦，别来还没几日时，早已书来细问几时归。”

胡适和陶行知是同乡，小时是同学，又在美国一起留学。抗战前夕胡乘机赴两广，写有《南游小赞》：“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受千百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陶以为认为这种诗是“害了贫血症的文艺”，想给他输送新血，于是和了一诗：“天上不须半日，地上汗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还要吹牛皮。”

胡适掌校中国公学时，某日演讲《长寿秘诀》说：“昔有善睡者，作诗云：‘每日昏昏睡，睡起日已午。人活七十岁，我只三十五。’我之新诗则为：‘不做无益事，一日如三日。人活七十年，我活二百一。’长寿秘诀，尽于此矣。”听众大笑。

杨振声为青岛大学校长时，胡适将由北平到上海，相约在青讲演。船抵青，风浪险恶，不能靠岸。胡去一电，文仅5字：“宛在水中央。”杨即回电：“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胡适主编《努力周报》时，自称是“一只多病的徽骆驼”。

胡适、胡政之、胡健中、胡次威有一天在庐山会前闲谈。蒋百里见后大叫：“幸只‘四胡’，否则我国就危险了。”大家正感惊异，他笑指“四胡”又说：“若多一胡，岂不成了‘五胡乱华’，那还得了？”

抗战之后，胡适在北京大学一次欢迎会上说，五四运动不是我提出来的。“五四”是星期日，陈独秀在北京写了一天文章，我在上海欢迎杜威。5月5日才惊讶各报没有北京专电。并说：“以上非谦虚，因怕将来有人写错，变成了假历史。”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笑着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说完，两人相视大笑。[2]

胡适应邀到长沙讲学。湖南省主席何键以湘绣数匹、大洋五千。胡本着却之不恭，拜而受之。事后有人撰联嘲胡：“轻轻摇动三寸舌；整整赚得五千元。”瞿秋白亦有诗称：“好向侯门买廉耻，五千一赠未为奢。”

胡适应邀到某大学演讲。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意见时，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胡适曾公开宣称，冯玉祥为中国豪门之一，在美国有多少财产宝物、多少美金存款。冯写了一封信来责备他，信中称：你不要以为你姓胡，就可以糊里糊涂地胡说。结果胡只好公开道歉。

胡适表示，文学革命后自己决不再做文言文。但当北京大学某刊物要他用文言作序时，胡即写了《淮南子集解序真伪考》。有人说，三百年后如有人考证此文真伪，一定认为是伪造的。

胡适认为，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和小脚；其实中国还有第四害，就是麻将。前三害经近代革新差不多已为陈迹，唯独麻将日兴月盛。

胡适教授伦理学，主张学生多看侦探小说，因为侦探需用科学实验方法。

胡适在中国公学毕业典礼上对学生说：“你们现在离开母校了，我没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二十年可读七万页书。七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学者了。”

胡适自称其思想是在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赫氏的思想教人怎样怀疑，教人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氏教人把一切学术思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

胡适《谈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这五十年（指1872年至1921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胡认为章太炎是古文学“光荣的下场”，但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

陈子展把所作《水灾诗》给陶行知看，副题为《题仿洛阳体》。陶没有回答。但当陈称胡适诗为“胡适之体”而戏仿其《飞机赞》时，陶就讥胡是“个人主义的作家”。

胡适常惜鲁迅《阿Q正传》未用绍兴土白写，以为若如此则当更出色。

陈独秀在南京读了罗尔纲《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草稿，要和他合作写太平天国史。胡适持异议，对罗说：“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史，还是你自己努力研究吧。”

胡适极少为人推荐工作，谁也不敢去求他。只有罗尔纲来信请求，介绍自己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因其成绩好，于是留在胡家工作。

梁启超比胡适大18岁。胡小时候受梁的影响至深。但在胡留美归来之后，却时时以新创见刺激梁。梁因而奋发，写出许多精彩的著作。

任鸿隽和胡适在上海和美国曾两度同学。胡说：“吾数年来于文学之兴趣，若无（任）叔永、（杨）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任）叔永、（梅）觐庄，定无《尝试集》。”

1923年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序称：“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7年后胡适《中古思想史长编》第五章再次提到：“近年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搜罗清代学者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

有人问胡适：“如果一个外国人要你举出10个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人物，你将推荐何人？”胡说：“我的排名榜是：（1）孔子；（2）老子；（3）墨子；（4）韩愈；（5）杜甫；（6）范仲淹；（7）王安石；（8）朱熹；（9）王守仁；（10）顾炎武。若是再加几名，则可列上孟子、司马迁、王充和张居正。孟子是儒家代表；朱元璋晚年读《孟子》一书，颇为惧怕，令人删去三分之一，因其对君主不利。王充为大思想家，值得推崇。张居正为明代名相，有功于世。”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自称，只能作小心求证，不能作大胆假设。胡认为他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

胡适在1937年的日记里说，汤用彤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所以他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最有权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