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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盛世大唐朝（第1页）

第一章盛世大唐朝

唐朝的疆域、人口以及开放的社会风气无不彰显着其国力的强盛。繁华的大唐首都长安城更是成为世界历史上璀璨文明中的一朵奇葩。

1．唐朝的行政区划与人口分布

众所周知，大唐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皇帝想要牢牢把控地方政权，就要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划分合理的行政区划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唐朝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在中国历代行政区划沿革中占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并且在较长的时间内都采用了“道州县”三级制。

唐高祖李渊登基后，在618年改郡为州，沿袭了隋朝的制度，地方上实行以州领县制。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贞观十三年（639年），全国共有385个州，1551个县，然而“州县”制度随着唐皇帝的更迭而经常变动。742年，唐玄宗李隆基改州为郡；758年，唐肃宗李亨复郡为州。因此，在唐朝的前期，州、郡这两个名称经常交替使用。

但是，州领县制不足以满足统治者的需求。那时全国上下州的数目多且辖地小，人口仅仅几万至十几万，非常影响地方建设，也给中央管理带来了麻烦，因此统治者想出了全新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两级制向三级制转化，在州之上划分了一个全新的行政区划，减少中央直统地方行政机构过多的弊端，从而促使“道”应运而生。

627年，统治者为整治地方行政区划，根据山川自然形势，将全国分为十个道。分别为：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淮南道、江南道、山南道、剑南道、岭南道、陇右道。政区单位“道”的设置，是我国疆域史上的新创举，影响了之后的宋朝，并成为“路”的原形。起初，道的设立也仅是一种地理区划名称，并不设立长官和机构，和地方行政无关。到了758年，唐肃宗改采访处置使为观察处置使，并兼理民政，道遂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区划，且十道也改为十五道。

值得一提的是，道与方镇的关系。关于方镇《新唐书·兵志》有云：“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即节度使所辖区域称为方镇，因此方镇其实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军区。安史之乱后，全国分为四十余道，此时的方镇节度使位高权重，行政区划的道便形同虚设了。

接着，再来看看唐朝的州与府。道下辖府、州，设立依据是地理位置、辖区重要程度以及人口分布情况，府与州成为并列的行政单位。综观唐代诸府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京都府和行在府。唐玄宗为提高京都、陪都所在地的地位，升国都所在地雍州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为河南府。此举改州为府，与州同级，地位高于州。第二类是都督府。唐玄宗在国内重要地区置都督府，这是从军事性质很浓的总管府转化而来，多掌本府军务，但纳入地方行政区划系统，地位高于州。直到711年唐都督府废置。第三类是都护府，唐玄宗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都护府。安史之乱后周边民族分裂势力高涨，都护府逐渐废置。

除了府之外，州分为上、中、下三等，基于人口数量以户数定级别。3万户以上为上州，3万户以下、2万户以上为中州，2万户以下为下州。州设置刺史，掌管全州政务。特别要提出的是唐朝为方便统治少数民族而专门设立了羁縻府州，按照部落的大小，大者为府，小者为州，先后设立了上百个，直到中唐以后逐渐废置。

唐朝县城也是分三等，同样是基于人口来划分的，5000户以上为上县，5000户以下、2000户以上为中县，2000户以下为下县。每个县分别设有县令，掌管全县政务。据统计，大唐共有1500多个县城。

唐朝鼎盛时期，国土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户口最多时即755年达到890多万户，5290多万人口。其地方行政区划较前各朝代也较为复杂，其中很明显的特征是行政区划是以人口来划分的。隋末唐初的战乱导致全国人口锐减，至唐高祖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唐高祖登基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人口数量才逐步开始增长。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户数恢复至304万，人口达1235万，又获塞外归附人口120余万；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有户380万；武则天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户数615万，约达3714万人；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户数达960余万，人口数达5280余万，为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安史之乱是唐朝人口变化的重要分水岭。在安史之乱前，唐朝人口数量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而安史之乱后，人口数量便不断减少。

到760年，整个大唐王朝的户数已经不足200万，和天宝十三年的961万户比较起来差距甚大。据《通典》记载：“大唐贞观，户不满二百万。”“开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万。”由此可知，唐朝户数、人口总数呈现波浪式的变化态势。到了764年，全国人口至少有4600万到4700万，晚唐人口峰值达6000万左右。

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唐朝的人口峰值出现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至十四年（754—755年），因考虑到佃农、隐户、奴仆、士兵、僧道、外族等不纳入户口统计人群的存在。如果依照这样的思路去考虑大唐的人口，那么现代学者陈旭麓提出唐朝人口峰值是9254万；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更认为唐朝人口最高峰时达1。4亿，这些说法都有其合理性，在那个与外来人**流频繁的年代，大唐人口只多不少。

综观大唐人口与行政区划，二者之间必然有着深层次的联系，然而唐朝的实际统治情况更加复杂，由于对外交流、民族往来、文化习俗、政治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成就了当时的大唐。我国现代的行政区划划分系统更加科学，但总体上还是以前朝的历史为鉴发展而成。

2．唐朝的官话与方言

大唐全盛时期的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若是每个地区的语言都不统一，想必将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举个例子，武则天是山西人，杨贵妃来自四川，贺知章在江南长大。别说古代了，就是在现代，东西南北彼此的口音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为了实现全国各地更好地交流，现代人发展了普通话，就是现代标准汉语，它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而设定的。那么，唐朝呢？在没有现代通信技术手段的唐朝，天南海北的人凑到一起，很可能会因为口音问题而闹出不少笑话。所以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各地人想要相互沟通交流，学习“普通话”是必不可少的。

唐朝的“普通话”是什么样的呢？很多人觉得既然现代普通话是以首都的北京话为基础发展出来的，那么唐朝普通话，大概也就跟首都长安的本地方言差不太多吧？其实大错特错。当时标准的唐朝长安语音叫作“关中秦音”，这种关中秦音虽然和现代普通话比较接近，但是在唐朝就算是“首都本地土话”，普通劳动人民日常交流就使用这种“秦音”。然而到了正式场合，例如官场上通行的“普通话”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了，确切点说叫“官话”，也叫“正音”。假如操着一口乡土气息的方言和一群官员在朝廷讨论政务会有以下的效果：

官员甲：“最近由于天气灾害饥民增多，我建议鼓励街坊邻居拿出自己的余粮，救济饥民。”

官员乙：“这是可以采纳的好办法，以民为本，这是顺应天子的号召。”

官员丙：“我认为从今年的收入数据来看，务农人口有所增加，赋税是否可以适当减轻，减少徭役，有助于稳定社会发展。”

官员丁：“对头，我们那旮旯今年人儿都可使劲儿地干活，村儿里发展良好哩！”

全员参会官员：“……”

皇帝：“乖臣子，你可弄啥呢？”

当然如果经过学习，熟练地掌握了“关中秦音”，那么混在东西市买买东西，了解一下乡亲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既然如此，唐朝的“官话”到底是以什么地方的语音为准呢？严格地说，它跟当时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都不大一样。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隋代陆法言编写的南朝江左吴音之中的金陵音《切韵》音系归并方式为科举考试之分韵标准，以唐代关中秦音之长安音的《韵英》《韵诠》《考声切韵》音系为实际语音交流标准。”也就是说唐朝的普通话不是首都长安的本地语言，而是由陆法言等学者参考南北语言，确定的一套“复古风汉晋洛阳音”，并记录在《切韵》这本书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唐《切韵》残本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佐证，值得注意的是，“平”“上”“去”“入”是中国古代的四声，跟现代汉语的四声并不完全相对应。

唐朝李涪也说过：“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可见当时唐朝人对中原及洛阳的认可程度。得到现在大多数学者公认的是：《切韵》就是理想中的汉晋洛阳语发音。但事实上，当时没有录音、录像设备记录唐朝人的语言，跟历史上真实的汉晋洛阳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符，那真是谁也说不准。更何况，从古到今的语言系统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洛阳语经过300多年的发展，也会是另一番面貌了。随着《切韵》成书后，很快便得到天下文人士子的普遍认同，以及官方机构的承认。最晚到唐贞观年间，官府的教育机构已经拿着《切韵》作为科举考试用书，要求全国各地学生写文作诗的时候都以《切韵》为准。

再往后，《切韵》音系也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历朝都有增补修删。然而宋、元、明、清各朝官方都承认这一系的语音才是读书作诗的“正韵”，所以它也深刻地影响着百姓生活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承。直到近代白话文兴起，文言文读书音才日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

大唐的方言又都有哪些呢？唐朝初期，民众才开始普遍区分南北方言的概念。经过南北朝、隋、唐的长期发展，北方汉语进一步融合，北方话作为大方言区才开始逐步形成；同时，以吴音为代表的南方话也逐渐形成。唐宋时期，以洛阳音为标准的北音被视为正音，吴音仍受到北方文人的轻视。《老学庵笔记》卷六：“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在这个时期，人们感到南北方言有很大差异。

那么为什么南北方语言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呢？首先，由于疆域的日益扩大、人口的日益增加、经常有封建割据等原因，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样，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中的语言，也就各自相对独立地演变着，不易获得变化的一致性。时间长了，就使得各个地区的语言产生了差异，形成具有区域特点的方言。尤其像唐朝这样疆域广阔的朝代，是一定会出现多种方言的。其次，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动**和战乱所迫，发生过多次的人口大迁移，也是方言形成的一个原因。最后，还有一个语言学方面的因素，那就是文白异读。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中一种特有的现象，一些汉字在方言中有两种读音，一种是读书识字所使用的语音，称为文读；另一种是平时说话时所使用的语音，称为白读。在中国地区，吴语、闽语的文白异读现象是最为纷繁复杂的。

因此在唐朝，从北到南，语言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融合了北方胡音的洛阳音到江南保留了上古音的吴语，每个地方的方言都伴随当地生活的习惯，所以推广普通话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方言也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