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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韬光养晦成大业（第1页）

第5章韬光养晦成大业

精通低调的人生哲学离不开掌握韬光养晦的博弈策略。要这个世界是靠实力来说话。在实力不够、形势不利时强行出头，只会让自己白白地受到损失，而使自己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时候，最好的谋略就是韬光养晦，以一种低调的方式，有效地隐藏自己的实力和意图，或是对对手委婉和顺但不因循，或是隐蔽藏匿毫不显露，或是欺骗对手使自己不受损失，用这些方式保存自己，以待东山再起的时机。

在很多情况下，实力并不与地位和发展构成纯粹的正比关系，这时就需要有效地把自己的实力和意图隐藏起来，等待机会，即韬光养晦。韬光养晦

善于等待机会

在很多情况下，实力并不与地位和发展构成纯粹的正比关系，这时就需要有效地把自己的实力和意图隐藏起来，等待机会，即韬光养晦。韬光养晦是以一种低调的方式，或是对敌人委婉和顺但不因循，或是隐蔽藏匿毫不显露，或是欺骗敌人使自己不受损失。用这些方式保存自己，以待反抗的时机。

明代奸相严嵩父子专权，罪大恶极，当朝官员纷纷上疏揭发他们的罪行。因严嵩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所以一时不但无法制止他们的恶行，反而使正派势力受到多次的打击。如杨继盛、沈炼等人，都被迫害致死。徐阶就在严嵩炙手可热的时候，进入了内阁，他“肩随嵩者且十年”，从不敢与严嵩平起平坐，只是追随在他的后边谨慎从事。同时他在嘉靖皇帝斋醮所用的青瓷上格外用心制作，以此亲近皇帝，讨其欢心。一方面防备严嵩对自己下手，另一方面伺机“倒严”。

嘉靖四十年，明世宗所居住的永寿宫发生了火灾，只得徙居别殿。徐阶劝帝重修永寿宫，第二年改名万寿宫。相比之下，皇帝对劝他居住南城的严嵩，已有几分不悦。而这时徐阶又指使道士蓝道行借着扶乩来昭示严嵩的奸行。嘉靖皇帝素来迷信方术，宠幸道士，听了道士所言，不免心动。

徐阶见此情况，认为时机趋于成熟，他就暗中支持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嵩父子的不法之事。虽是如此，徐阶仍旧把自己的“倒严”之心藏得很严。因为他深知，严嵩并不是好对付的，只有把自己的意图深深掩藏起来，才可能进一步取得严嵩的信任，从而更有机会扳倒严嵩。所以，等到邹应龙的奏疏呈给皇上之后，徐阶又特地到严嵩府中去拜谒严嵩，对他讲了许多安慰的话。严嵩听了以后，很是高兴，顿首拜谢徐阶，并且让严世蕃把全家妻儿老小都带到徐阶面前，托付给他。徐阶一回家，他的儿子就暗示他说：“您平时被严嵩父子侮辱到极点，现在正是报仇雪耻的时候。”徐阶假意斥责他说：“我不是因为严家就不会有今天，亏负良心与他作对，别人会怎么看我?”严嵩派亲信之人侦探徐阶的心意，见他说的话和以前是一样的，很是放心。此时皇上把严嵩罢免回乡，严嵩去后，徐阶仍是“书问不绝”。

回到家乡江西宜春的严嵩，并没有吸取教训，稍加收敛，而他的儿子严世蕃被充军到广东，却也只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就悄悄逃回了原籍。在家乡，父子二人继续为恶不悛。袁川府推官郭谏臣因公事到严府去，严府恶仆正监督千余名工匠在修建。他们不但戏弄郭谏臣，而且还用瓦块投掷他。郭谏臣一怒之下，就上疏给巡江御史林润，揭发严府强暴侵占的罪行，告发他们聚众谋反。林润马上驰疏奏报朝廷。皇上立即下令将严世蕃等逮至京师。

到了这个时候，严世蕃还对前途毫不在乎，他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聚集其党私下谋划，认为在自己的罪行中，行贿已经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但那不是皇上所深恶的方面，而“聚众以通倭”的罪名大，必须设法删除。还补充填写杨继盛、沈炼之狱的事，这样既可激怒皇上，又可得到赦免。谋划好了以后，他又让他的党徒到处去宣扬。于是主持审理案件的刑部尚书黄光异、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听信了传言，草拟了这一内容的疏稿，准备进呈给皇帝。

他们先将此疏稿带给徐阶过目。徐阶对一切都已心中有数，但是故作不知，问三人：“疏稿在哪里?”三人马上呈给徐阶看。徐阶看后，将他们带到内室，屏去左右，对他们说：“你们认为严公子是该死，还是该活呢?这个案子是想判他死罪呢，还是想判他生还呢?”三人说：“写上杨、沈之案正是要判他的死罪。”而这时的徐阶却言：“别自有说。”于是讲出如果这样写，他们正是中了严世蕃之计。三人这才猛然醒悟。可是对于奏疏究竟如何写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仍没有主意。他们一再请徐阶出主意修改。这时只见胸有成竹的徐阶马上从袖中取出了一份早已写好的疏稿，说：“拟议久矣。”三人一见，喜出望外。

于是一份置严世蕃于死地的奏疏，就这样在徐府产生了，疏中历数了严世蕃的种种滔天大罪，特别突出了他的“潜谋叛逆”。揣摩透了皇上心理的徐阶知道，仅此一点，就足以治严世蕃以死罪。

果然不出他所料，上疏以后，皇上震怒，令三法司核实后奏闻。徐阶急忙带着圣旨出宫来，三法司官员齐集在宫门外候旨。徐阶只简略地问了他们几句话，就回家去草拟奏疏。在奏疏中他极力上言事已属实。就这样，严世蕃终于罪有应得地被判斩首，严嵩被黜为民，严府被抄，人心大快。后来严嵩老病而死。

徐阶不愧是官场之争的老手，他的韬晦功夫非常到家。难怪严世蕃在狱中说：“先取徐阶首，当无今日事。”徐阶终于使恶贯满盈的严氏父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以卵击石无异于自取灭亡，若是韬光养晦，伺机而动，便可制胜。看来徐阶是深谙此理的。通过筹谋妙算，迷惑、麻痹敌人，然后再置其于死地，这才能算是机智做事之人。在徐阶与严嵩的较量中，徐阶一直是实力较弱的一方，所以他选择了退让、隐忍，让自己的目的藏而不露，然后伺机而动。正因为徐阶藏得深、藏得妙，所以严嵩并没有机会与徐阶发生直接的争斗。倘若直面交锋，也许徐阶就不会有胜算了。这也是徐阶的聪明之处。

通过示弱的谋略来取胜

遇到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时，处处显出自己的强悍，反而会增加敌人的警惕心理，很难取胜。这时，不妨表现得低调一点，示弱与他人，若敌人有骄纵的弱点，必会掉以轻心，产生轻蔑的思想，所谓“骄兵必败”，而此时你取胜的机会也就增强了。放低姿态，示人以弱，这是在众多竞争中取胜的一大法宝。

战国时期，魏国和赵国一起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紧急求救，齐国派田忌和孙膑带兵前去解韩国之围。齐军向魏国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进发，摆出攻魏的样子，吓得魏国将军庞涓急忙调兵回头，紧随齐军追赶，妄图一举消灭齐军。孙膑了解到这种情况，对将军田忌说：“魏军一向傈悍恃勇而轻视齐军，我们就利用魏军的这个弱点，来个进军减灶，假装胆怯，给庞涓一个假象，这样可以很快把他消灭掉。”

大军浩浩****地向西行去，开饭时候到了，10万大军埋锅造灶，绵延数里，蔚为壮观。隔了一日，庞涓赶到齐军做饭的地方，看到遍地的土灶；便命令士兵统计。士兵数了大半天好容易数出来禀报将军，庞涓得知齐军有10万之众，不敢轻举妄动，慢慢在后面追。且说齐军西行又到做饭时间，孙膑下令把灶减少一半，只埋5万个灶，士兵们好生奇怪。不知是什么用意，但军令如山，只好从命。又隔近一日，庞涓赶到此处，一数齐军之灶，只剩5万，便开始有些偷喜，心想：“齐军果然害怕了，两天使跑掉了一半!”于是便下令魏军加快行军步伐。第三天做饭时，孙膑只让士兵们做了3万个饭灶，半天后庞涓追到这里，一数锅灶，发现只有3万个了，庞涓不禁哈哈大笑：“我知道齐军本来就胆小害怕，到魏国才三天，就跑掉了一大半。”于是便命令步兵原地待令，只带精锐骑兵几千，以两倍于平日的行程追击齐军。

孙膑估计庞涓傍晚会赶到马陵，马陵道路狭窄，重峦叠嶂，地势十分险要，孙膑便在路两旁埋伏上弓箭手。傍晚，庞涓果然赶到马陵，他还未来得及喘口气，齐国射手万箭齐发，魏军大乱，溃不成军。庞涓自知智穷兵败，只好拔剑自杀了。

孙膑正是利用魏军轻视齐军的弱点，通过“减灶”这个办法，使庞涓上当，产生轻放思想，从而轻举妄动，自取灭亡。

不管是在古代的战场上，还是现代的生活中，竞争总是难以避免的。有时即便你实力很强，如果硬与人对抗，也难免遭受损失。倒不如隐藏起你的实力，放低你的姿态，暴露你的弱点，让对方摸不准你的虚实。当他被你表面的虚弱迷惑，放松警惕之时，便是你反戈一击，取得胜利的大好时机。可见，放低姿态、示人以弱乃是生存竞争的大谋略也。

适时地隐藏锋芒

锋芒本意是指刀剑的尖端，就像人们显露出来的才干。人若无锋芒，就像立不起的藤蔓，提不起的豆腐，在社会上是难以立足的，然而。锋芒又是把双刃剑，既可伤人，又会伤已，因此显露锋芒还应小心谨慎。低调的人很会把握崭露锋芒的度，知道适时的将锋芒隐藏起来，以免伤身。以此来看，藏锋之法也是人不得不懂的处世智慧。掌握藏身大法是为了求得很高的安全系数，古往今来，在无数个白天黑夜，在无数次黯然神伤的时候，有多少明白人都萌生退路，常有两种形式：一是有武功的退居江湖，二是有公职的选择看似合情合理的“退休”，都试图把自己藏起来，让别人不知去向。实际上，这不是高招，真正的高招是：位居前方，依然有藏身之术。这就要求做到“藏心”。曾国藩就是这样，尽管自己站在第一线，但始终能把一颗饱经风霜的心置放在安全袋里，做到“藏心即藏身”的秘诀，而藏心的秘诀在于“避免碰撞，绕道迂回”。

屈是为了伸，藏心本是蓄志。不屈不以伸展，不藏心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心”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一般谈曾国藩的思想往往只谈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过的人，曾国藩对道家文化也情有所钟，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终身都喜读《老子》，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而且周敦颐和朱熹也是儒道兼通的人物。在政治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

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做到“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以至“天子亦屡诏公规划全势”（李鸿章语）。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慧眼识英才，看得准识得透，大凡他所举荐的人，“皆能不负所知”，李鸿章对此格外佩服，称他“知人之鉴，并世无伦”。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使他以文人身份站在行伍之间，在全军覆没之时，稳住军心，东山再起。

曾国藩认为，人单有志不行，还要修炼自己，蓄势而发。此间最重要的是戒傲气、少言实干。他在写给九弟的信中说：

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约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嚣讼，就是多言。历代公卿，败家丧命，也多是因为这两条。我一生非常固执，很高傲，虽不多言，但笔下却近乎嚣讼。安静下来自我反省，我所以处处不顺，其根源也是这两条……我在军中多年，怎么会没有一点可取呢?就是因为“傲”字，百无一成。所以我谆谆教导各位兄弟引以为戒。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向清朝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表面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消”，而时人却认为这完全是借口，实为避锋芒。时人王定安就说过：“曾国藩廉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以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寇，威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日，国藩之暮气，谦也。”

当时曾国藩所统湘军约计十二万余人，但左系湘军进入浙江以后，已成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义、席保田两军一万人已调至江西，归沈葆桢统辖，鲍超、周宽世两军二万余人赴援江西以后，随即也成为沈葆桢的麾下人马，剩下的便只有曾国荃统率的五万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从这五万人开始进行裁撤。

曾国藩留张诗曰等一万余人防守江宁，十五万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至皖南北作为巡防军队。裁撒了助功天京的萧庆衍部（李续宜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二千五百余人。但实际上，曾国荃的嫡系部队基本被保留下来。同治四年正月，又裁撤了八营。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山东剿捻，当时江宁未撤防军还有十六营八千人，但只有张诗曰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北上，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七千五百人。之后，又陆续裁撤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张诗曰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六千人。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他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此时，曾国荃在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唯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而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致使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回忆说：

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会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所以，曾国藩只好劝慰他，以开其心窍。

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