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项目均由三人以上小组申报,附详细预算与时间节点,并承诺成果共享、专利归集体所有。
评审会上,一位年轻技术员提出质疑:“为什么不设个人奖励?干得多的人,不该拿更多吗?”
周景明听罢,起身走到黑板前,画了一个圆圈。
“咱们是个环。”他说,“一个人冲太快,链条就会断。我们可以鼓励先进,但不能制造差距。奖金会有,是集体发的;荣誉也会有,是大家评的。但我们绝不允许‘能人治社’,因为一旦有人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这个集体就完了。”
会议室安静下来。
几天后,项目陆续开工。最引人注目的是电动矿车改装组。他们利用报废柴油车底盘,结合光伏发电与锂电池储能,试图打造一款零排放运输工具。牵头人是李广生的儿子李卫东,四十岁,电工出身,自学成才。
“我爸一辈子修电路,我就想造一辆不用油的车。”他在立项陈述中说,“不是为了多赚钱,是想让下一代呼吸干净空气。”
工程进展缓慢,困难重重。电池续航不足、电机过热、控制系统不稳定……一次次失败,却没有一人退出。
九月底,国际劳工组织正式发来邀请,希望将《哈巴河合作社共同守则》全文收录进《全球劳动者自治案例集》,并列为第一章。同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办也表示关注,拟将其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本土化实践典范”进行推广。
消息传来,有人兴奋,也有人担忧。
“会不会引来太多目光?上面要是派工作组下来调研,咱们怎么办?”武阳皱眉。
“接待。”周景明只说了一个词,“敞开大门,让他们看真东西。账本、会议记录、工资单、投诉信箱……一样不藏。我们不怕查,就怕被人当成典型去演戏。”
于是,当第一批调研人员抵达时,迎接他们的不是汇报厅里的PPT,而是实实在在的一天生活体验:早晨跟着巡山队走坡道,中午在食堂排队打饭,下午参加青年项目进度会,晚上旁听居民议事堂的纠纷调解。
一名年轻研究员感慨:“我以为合作社是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来了才发现,你们比任何企业都现实??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靠命令,是靠商量;不是靠KPI,是靠良心。”
十月金秋,山谷迎来最美时节。沙棘果红成一片,野菊铺满山坡,白鹭归来筑巢,狐狸在林间穿梭。学校的孩子们组织“自然观察周”,用相机记录物种变化,写成小论文贴在走廊展览。卫生所推出“健康地图”,为每位老人建立电子档案,定期上门体检。
而最令人惊喜的是,在废弃巷道深处,地质队意外发现一处未登记的小型金脉露头。初步勘测显示,品位虽不高,但分布稳定,具备低强度开采价值。
消息传开,理事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要不要采?”有人问。
“当然采!”另一人激动,“这是天赐良机!正好弥补环保投入的资金缺口!”
“不行。”周景明摇头,“第一,生态修复区严禁任何形式的开采活动;第二,那条巷道靠近地下水系,一旦扰动,后果难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已经答应过大地,不再贪婪。”
“可这是天然露出的矿啊,不算破坏!”有人争辩。
“心动,才是最大的危险。”周景明站起身,声音沉稳,“三十年前我们穷得吃不上饭,都没动过歪心思。现在日子好了,反而要去碰红线?记住,规则不是用来方便自己的,是用来约束欲望的。今天能破一次例,明天就能破十次。到最后,我们就不再是守护者,成了掠夺者。”
会议最终决定:封闭巷道入口,设立警示碑,划入永久保护区。同时将该区域纳入生态监测重点,安装实时传感器。
事后,孙子问他:“爷爷,您真一点也不后悔?那一小块矿,至少值几百万。”
“我后悔的不是放弃钱。”周景明望着窗外群山,“是我曾经以为,只有挖金才算活着。现在我知道,真正的财富,是晚上能安心睡觉,是孩子问我‘爸爸,咱们这儿的水能喝吗’的时候,我能点头。”
冬月初一,十名赴德青年归来。
他们带回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图纸、合作意向书,也带回了深深的震撼与反思。
在欢迎会上,带队的姑娘张莉站上讲台,声音哽咽:“德国的合作社确实厉害,自动化程度高,福利待遇好,工人持股比例大。但他们……没有烟火气。他们的会议流程规范,表决高效,可没人吵架,没人拍桌子,也没人为了一个工友的医药费连夜开会募捐。”她擦了擦眼角,“他们很文明,但我们更有温度。”
台下静默。
“我看到他们的食堂,每人刷卡取餐,吃完就走。没有唠叨,没有笑声。而在咱们这儿,一碗面条都能扯出三代人的故事。”她深吸一口气,“所以我说,我们可以学技术,但不能换灵魂。我们要现代化,但不要冷冰冰的现代化。”
掌声久久不息。
随后几周,十人轮流宣讲,分享见闻。他们的报告没有华丽辞藻,只有真实对比与深刻自省。最终形成一份《境外学习总结与本土化建议书》,提交理事会审议。
其中核心提议有三条:一是建立“双向交流机制”,每年选派人员外出学习,同时邀请外部专家长期驻点指导;二是推动“数字民主升级”,开发手机端议事平台,实现重大事项线上投票与公示;三是启动“跨区域合作社联盟”构想,联合周边农牧民组织,共建共享资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