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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一点小惊喜（第1页）

岳青山出院后的第三个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了矿区。山洪从上游奔涌而下，冲垮了刚修好的一段引水渠，跳汰车间外积水深达半米。警报拉响时，周景明正在技术培训中心听岳青山讲课。他抓起雨衣就往外跑，身后跟着二十多个刚结束轮班的社员。

“不能让设备泡水！”他在风雨中吼，“武阳带人去切断电源，金旺组织排水，其余人跟我进车间抢运汞板！”

那几块涂着液态汞的回收板是整个选矿流程的核心，一旦损毁或污染，不仅影响当月产量，更可能引发环保事故。工人们用麻袋堵住门口，又搭起临时木架，将一块块沉重的钢板抬到高处。雨水顺着安全帽边缘流进脖颈，冷得刺骨，但没人停下。凌晨两点，洪水退去，车间保住了，所有关键设备安然无恙。

第二天清晨，周景明召集管理层开会。他的军大衣还在滴水，声音却沉稳如常：“这次险情暴露两个问题：一是防洪预案不够细，二是应急响应依赖个人自觉。从今天起，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由岳青山任主任，每月组织一次全矿演练，包括塌方、火灾、中毒、断电等十类突发情况。”

有人嘀咕：“咱们又不是部队，搞这些形式干啥？”

“这不是形式。”周景明打断他，“是活命的本事。三年前我们连饭都吃不上，靠的是什么？是团结，更是规矩。没有规矩的团结，就像没打地基的房子，风一吹就倒。”

会后，岳青山开始编写《应急预案手册》。他字迹工整，条目清晰，每一项操作都配有简图和责任人名单。他还特意加了一章“心理疏导指南”，写道：“灾难过后，人比机器更容易留下伤痕。”这本书后来被自治区安监局全文转发，成为边疆企业安全管理的范本。

春天再次来临时，合作社迎来了第一批海外访客??两名日本记者，来自《朝日新闻》经济版。他们带着摄像机，在矿区住了五天。起初社员们有些拘谨，面对镜头只会说“感谢党”“感谢政策”。但随着交流深入，真实的声音慢慢浮现。

一位哈萨克族女工讲述自己如何从牧区走出，考取化验员资格；一个年轻技工演示怎样用废旧零件改装浮选机；就连食堂大叔也对着镜头认真地说：“我做的白菜炖粉条，可是全阿勒泰最香的。”

临行前，年长的记者握着周景明的手说：“在日本，我们总以为中国的改革只是自上而下的命令。可在这里，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自下而上的创造。”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东亚引起不小震动。不久，韩国KBS电视台派来摄制组，拍摄纪录片《中国草根资本实验》。片中有一幕令人动容：分红大会上，一位老矿工颤抖着接过存折，突然转身面向群山跪下，大声喊出已故儿子的名字：“狗娃！爹有钱给你娘迁坟了！”

画面静止了几秒，镜头缓缓扫过一张张流泪的脸。

与此同时，内部管理也在悄然进化。随着业务扩大，单纯依靠“三公开”和社员大会已显吃力。周景明提议设立“理事会?监事会?执行层”三级架构，并引入外部顾问制度。雷卫东推荐了一位退休的老会计，曾在克拉玛依油田管账三十年，作风严谨，不讲情面。

这位老人来了第一周，就查出采购部虚报柴油价格每吨高出市场价三百元。经查实，竟是中间商与本地加油站勾结所致。周景明当即召开全体大会，宣布终止合作，并将涉事人员调离岗位。

“我们不怕出问题。”他在会上说，“怕的是知道有问题还装看不见。今天饶一个人，明天就会有十个人效仿。到最后，毁掉的不是钱，是信任。”

此事之后，合作社建立起供应商黑名单制度，所有合同必须经监事会备案，重大采购实行公开招标。甚至连食堂买菜都要保留小票，月底张榜公示。

这年夏天，北京一所高校的法学教授带队前来调研，撰写关于“集体所有制法律边界”的课题报告。他们在档案室一待就是半个月，翻遍了从1984年至今的所有文书。最终得出结论：哈巴河模式填补了我国《民法通则》颁布初期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定义模糊的实践空白。

教授临走时感慨：“你们不只是挖金子，你们是在为中国法治探路。”

然而，越是成功，暗处的目光就越密集。

十月的一天，一封匿名信寄到了县纪检委，举报周景明“以权谋私、侵占集体资产”。信中列举多项“罪证”：私设小金库、超标使用公务车、安排亲属任职等。纪检组迅速介入调查。

消息传开，全矿哗然。武阳当场拍桌：“放屁！咱们连公车都没有，哪来的‘公务车’？再说老周媳妇还在老家种地呢，哪个是他亲属？”

但周景明很平静。他对大家说：“让他们查。清者自清，浊者自惧。我们做事，从来不怕人看。”

调查持续了二十七天。结果令所有人意外：所谓“小金库”，实为职工互助基金，用于垫付工伤医疗费和子女助学贷款，账目完全透明；所谓“超标用车”，是指曾借用基建队一辆破皮卡接送专家，事后已支付油费并登记在册；至于“亲属任职”，更是无稽之谈??合作社管理层中无一人为其亲戚，连他表弟想来打工都被拒之门外。

更讽刺的是，调查组在翻阅财务凭证时发现，周景明连续三年主动放弃理事长津贴，累计达八千六百元，全部转入培训基金。

最终，纪检委出具书面结论：“反映问题均不属实”，并在全县干部大会上通报澄清。

但周景明没有追究写信人是谁。

“算了。”他说，“也许他是真不信，也许他是被人利用。只要制度能经得起查，比什么都强。”

风波平息后，合作社反而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省科技厅拨款支持建设自动化洗选系统，银行也愿意提供低息贷款。周景明却坚持只接受技术援助，资金仍靠自筹。

“借来的翅膀飞不远。”他对社员们说，“我们要的是扎扎实实的脚步，不是虚头巴脑的光环。”

于是，全体社员自愿发起“每人每天一元捐”活动，用于升级设备。有人卖掉了多余的羊，有人省下烟酒钱，连食堂大妈都悄悄多值了三个夜班。不到四个月，十八万元集齐。新式摇床和螺旋溜槽顺利安装投产，选矿效率提升近四成。

1986年初，国家颁布《矿产资源法》，明确规定“国家保障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的合法权益”。文件下发当天，周景明把全文抄录在黑板上，带着全体社员逐字朗读。读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其合法探矿权、采矿权”一句时，许多人红了眼眶。

那天晚上，营地举行了篝火晚会。没有领导讲话，没有节目表演，只有老矿工弹着冬不拉，唱起那些早已失传的淘金号子。歌声苍凉悠远，像是从大地深处传来。

也是在这期间，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上门来??陈国栋的儿子。

那是个瘦高的年轻人，二十出头，眼神倔强。他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拎着一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他父亲留下的遗物：半截烟斗、一本泛黄的《毛主席语录》，还有几张模糊的照片，其中一张正是当年三十人筹备会的合影。

“我爸临死前说，如果有一天你们真的办成了，让我一定要来看看。”他声音沙哑，“他还说……对不起你。”

周景明愣了很久，才缓缓接过那本语录。翻开扉页，一行歪斜的字迹映入眼帘：“给景明兄弟，愿你走出黑暗。”

他闭上眼，仿佛又看见那个雪夜，陈国栋塞给他半块馍，笑着说：“你还年轻，得活着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