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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做一辈子的兄弟（第3页）

他轻轻抚过那一排模糊的手印，喃喃道：“你们看到了吗？我们都熬过来了。”

2023年秋，孙子大学毕业，回到哈巴河担任环保工程师。他主导建设了矿区首个尾矿库生态修复项目，种植耐寒植物固土净水，引入微生物降解残留重金属。三年后，原本寸草不生的废渣堆上，竟开出了野菊花。

“爷爷，你看，荒地也能开花。”年轻人笑着说。

周景明蹲下身，摘下一朵小小的黄花，夹进那本老笔记本里。

“是啊。”他轻声说，“只要根还在，春天总会回来。”

又一个清明节。天空澄澈，阳光洒满山谷。新一批青年工人站在纪念碑前，准备朗读《宪法》第六十条。领读者是个十九岁的哈萨克族女孩，名叫阿依努尔，父亲曾是首批社员之一，三年前因病去世。

她声音清亮，一字一句，如同泉水流淌：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风掠过她的发梢，吹动胸前那枚铜质徽章。“1984?我们的矿”七个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周景明站在人群最后，静静听着。他不再讲话，也不再指挥。他知道，有些东西已经长成了树，不需要再扶。

夕阳西下，群山静默。地下的脉动依旧清晰，如同心跳，从未停歇。

他知道，这条路还会很长。会有新的挑战，新的诱惑，新的牺牲。但他也相信，只要还有人愿意守护那束光，1984年的春天，就永远不会结束。

而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清晨，依然是从升旗开始的。

那天清晨，雾还未散尽，广场上已站满了人。阿依努尔作为本周升旗手，亲手将国旗系上绳索。随着国歌声响起，她拉动缆绳，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徐徐上升。她的动作略显生涩，却格外认真，仿佛在完成某种神圣交接。

周景明远远地看着，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那时他们连一面像样的旗都没有，只能用一块红布缝成旗帜，在雪地里插上木杆，三十个人围成一圈，齐声背诵刚刚发布的《宪法》条文。那时候，他们还不懂什么叫“制度自信”，只知道不能跪着活。

如今，他们的孩子不仅能大声念出法条，还能用英语向外国考察团介绍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新一代的年轻人穿着统一工装，手持平板电脑巡检设备，厂区大屏实时显示能耗、产量、安全指数。科技带来了效率，却没有带走温度。

中午时分，食堂照例飘出饭菜香。老职工们依然喜欢坐在靠窗的老位置，喝一碗热腾腾的手抓羊肉汤，聊着旧事。有人说起陈国栋最后一次下井的情形，说他明明咳得厉害，还非要亲自检查通风口；有人说起1992年第一次分红大会，一百零三人围着火堆数钞票，数到一半突然哭了出来。

这些故事一代代传下来，成了比档案更真实的记忆。

下午，周景明接到教育部来电，通知他入选“共和国基层治理创新人物展”，将于十月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随函附来的还有采访提纲，第一条便是：“您认为哈巴河模式能否复制？”

他盯着这个问题看了很久，最终在回执上写下一句话：“可以复制的不是机制，而是人心。当一群人真正相信彼此值得托付性命时，奇迹就会发生。”

挂了电话，他走出办公室，沿着湖边缓步前行。湖水清澈，倒映着蓝天与雪山。岸边立着一块新碑，上面镌刻着自1984年以来所有为矿区献出生命者的姓名。每到清明、冬至，总有人悄悄放上一支烟、一瓶酒、一朵野花。

他知道，这些人从未真正离开。

傍晚，孙子带着几个实习生来家里吃饭。饭桌上，年轻人兴奋地谈起正在推进的“零碳矿区”计划：光伏发电全覆盖、氢能运输车试点、智能调度减耗系统。他们说，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碳中和。

周景明听着，频频点头。饭后，他拿出珍藏多年的那张《1984年矿权申报初稿》，小心翼翼摊开在桌上。

“你们知道吗？”他指着纸上那十二个字，“‘自愿联合、风险共担、收益共享’，这不是什么高深理论，就是一个穷汉子对另一个穷汉子说的话：我信你，你也信我。咱们一起拼，活下来，活得像个人。”

孙子沉默片刻，轻声问：“爷爷，如果有一天矿挖完了，我们该怎么办？”

周景明望向窗外。夜色渐浓，厂房灯火通明，传送带仍在运转，像是大地不知疲倦的呼吸。

“矿会枯竭，人心不会。”他说，“只要还有人愿意接过这枚徽章，愿意在周一早晨站上升旗台，愿意在别人伸手抢夺时说一声‘不行’，那么，我们就永远有路可走。”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而坚定：

“因为我们的矿，从来就不只是地下的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