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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梁生怕礼义廉耻被洗劫一空（第1页）

三十九、梁生怕“礼义廉耻被洗劫一空”

梁启超事后写下心得日记，再次发出悲哀的感叹：“我曾自问：‘难道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而不可以享共和么？’求之历年来之现象，满汉间仇恨日深，各党派间形同敌人，社会间礼义廉耻几乎被洗劫一空……”显然，他感到未来社会有着不祥的阴影在中国大陆上徜徉。

但这不过是个落后的保皇党人的哀鸣而已。

梁无视官方沦丧的礼义廉耻，而单方面强调人民的礼义廉耻，并归罪于革命党人，足见他的政见不适合当时的革命大势。因为这时候的父母官员已经丧失了礼义廉耻。举个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杨翠喜案”来说事吧。

1906年秋，清廷鉴于形势，欲在关外另设立行省（即黑龙江），慈禧派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和载振出关考察。考察归来途经天津小住几日。《袁世凯权术阴谋奸雄之道》的作者写道：

天津是袁世凯的地盘，自然招待甚周。载振和奕助父子两人，老的贪财，小的好色，载振酷好女色。袁世凯深知这点，在宴请两人之后，特地请天津的名优女伶唱堂会。当天津的红角杨翠喜登台的时候，载振眼前一亮，这杨翠喜是个绝色佳人，那身段犹如风中杨柳，一开腔宛如莺声燕语。真是戏衬人，人衬戏，风情万种，把载贝子看得心旌摇**，恨不得当时就把美人抱在怀中。

载贝子的心思被一旁的段芝贵（时任天津巡警督办）看出来了。段芝贵字香岩，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也是小站系的干将，段芝贵为人机灵又会带兵，深受袁世凯赏识，段芝贵很有眼色，借势拜袁为义父，后来袁世凯为民国总统，段芝贵又有干殿下之称，这是后话。

第二天，段芝贵找到杨翠喜的假母，花了12000两银子为杨翠喜赎身……很快，朝廷任命颁布了：徐世昌为总督兼管三省军务，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完全是袁世凯的安排。

《中国近代史词典》也载：

1907年5月，御史赵启霖向慈禧参劾：“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夤夜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无微不至，以13000金于天津大观园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以为庆王奕助寿礼。”奏上，慈禧太后着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查报。载振闻讯将杨翠喜匿退。载沣、孙家鼐为顾全皇家体面，以查无实据复命。赵启霖反以“奏劾不实”革职。报章腾传，丑声四播。清延乃撤免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载振也疏称以“有难安之隐”为由，请辞农工商部大臣。

接着，《京报》（社长汪康年）对奕助、载振父子“及其私人，讥刺备至”，8月6日，因妄议“杨翠喜一案”为由，被民政部勒令停刊。

这件案子，既称“丁未大参案”，也称“丁未政潮”，因为事情还牵涉到袁世凯等中央政要。

御史赵启霖上的一道奏折，其弹劾的官员牵连了大清朝最有权势的大员：奕勖和袁世凯，一个是朝臣之首，领班军机大臣，一个是封疆吏之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然而，奕勖和袁世凯反败为胜。据《晚清文化地图》称：

所谓“丁未政潮”，是指清延权臣间为争夺权力而发生的一次激烈斗争，此年为农历丁未年，故有是称。军机大臣翟鸿机、岑春煊为一派势力，以直隶总督袁世凯勾结庆亲王奕助父子贪污纳贿、扰乱纲纪为由，向慈禧提出面劾。历经激烈复杂的争斗，结果以奕勖父子、袁世凯一方胜利而告终，瞿鸿机被罢归故里，当年千里救驾的岑春煊被斥出京。

你看，本来是维护“礼义廉耻”的人，反成了有罪的人。那么，是谁“洗劫”了“礼义廉耻”？慈禧的朝廷已被不知“礼义廉耻”的人所包围，成了用钱用势来争权夺利的政府机构，正义已被泯灭，道德已经丧失，慈禧身边已经没了可信、可用的人。

“礼义廉耻”，在孔子之前，就由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提出来了。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伸所谓的“四维”是：

1．一维绝则倾；

2．二维绝则危；

3．三维绝则覆；

4．四维绝则灭。

管仲认为：社会失去了“礼义廉耻”的制约，国家就会“倾危覆灭”。

对此，管仲没有过多的解释，倒是由后来的孔子孟子作了解释，以至成为政统与道统的治政名言。

所谓“礼”，是使人们生活中一切个人的或集体的言行规矩，能符合道理。《礼记》上说，“礼也者，理也”；《论语》上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当各路诸侯争霸，奴隶们也纷纷起来造反，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使得“礼崩”时，孔子很担忧，因此立志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到了战国，周朝就更乱套了，《孟子》上说，这是因为“上无礼，下无学”，从而导致“贼民兴，丧无日矣”。

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但在乱世，往往很难把持，“礼”，只有在太平时，才显得重要。在治平时期，秉持孟子的精神：“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