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慈禧:“今日无我,明日还会有你吗?”
慈禧因康党“围园杀后”一案,气愤冲天,还险些赐死光绪。她在仪鸾殿上,召一些重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对光绪疾声厉色地说:“你走得太快、太远了,我们满清国的满人跟不上啊!跟不上就要罢满官?何物康有为,能胜于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噢,有些老臣不满,你们就要整倒?康有为叛逆,还图谋欲杀荣禄,甚至连哀家都要囚杀?简直昏聩,不肖乃尔!”
另据随侍光绪帝多年的恽毓鼎在其《崇陵传信录》载:“我抚养你二十余年,可你竟然还要听小人之言谋害我吗?”又说:“今日无我,明日还会有你吗?”
另一说:光绪帝欲辩解,太后不容他说,怒道:“呸!痴儿,没有了我,哪还有你啊?!”
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也记:“你是血亲旁支的人,我特意把皇帝位给你坐,自你四岁入宫,**呵护,耗尽心力,才得于成婚亲政。试问我哪里对不起你?你竟想囚我在颐和园,我看你真真是禽兽不如啊!”
而《清廷戊戌朝变记》载慈禧责备光绪帝的说法大体相同:“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难道不知道吗?你今还敢帮他们打掩护呀!”
慈禧说完叫人拿鸩酒赐死他。
大学士王文韶(1830—1908,浙江杭州人,字夔石,号赓虞,晚号退圃,成丰进士)、荣禄、奕勖、隆裕皇后等跪请饶帝。王文韶跪奏道:
太后息怒。皇上从小就在太后膝下受教,故有超越康乾两帝之志。
臣揣摩过皇上给康党的圣谕,连袁世凯当时都怀疑是篡改的。所谓“杀荣禄”、“囚太后”,当是康党一相情愿所为。臣,并无庇护皇上之意,皇上为康党异端邪说荧惑,是事实。然则太后以慈天下,亦确保国家人心安定矣。
于是,慈禧这才将光绪帝软禁西苑(即今中南海)瀛台涵元殿。但以光绪帝“在此养疴”为名,“以释群疑”。时人无名氏有首《囚光绪》诗,单吟了此事:
队队宫监倚棹歌,瀛台四面漾春波。
赏花垂钓皆岑寂,闻说君王正养疴。
慈禧后党的反扑,并非这么简单。
我们得问问,康有为与光绪帝帝党为什么会令后党不满?难道仅仅是夺饭碗的事?从而使后党气愤,怂恿太后重新站出来训政?甚至要废掉光绪,并让光绪感到自身难保,以致使帝党顷刻覆灭呢?这里有政治上的前因后果。也就是太后说的“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
是不能。慈禧洞若观火。
此前,康有为在征得光绪帝的同意与中堂大人李鸿章的支持下,组建新政内阁,选“通国英才数十人,延聘东西方各国政治专家至紫禁城懋勤殿办公”。他请了两个外国人。一个是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威尔士人)出任内阁顾问,一个是日本的内阁总理伊藤博文(1841—1909,长州人,今山口县西北部)出任参赞。另一个是袁世凯。
李提摩太在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差会派遣来华,与政府官僚结交颇多。
1890年应李鸿章之聘到天津主办《时报》,次年接任上海广学会(初名为“同文书会”,创办于1887年11月,会长为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副会长是德国驻沪总领事佛克,苏格兰人韦廉臣任总干事主持日常事务。董事会成员除传教士外,还有英美法德等驻华使节、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官员、汇丰、怡和、花旗、谦信等洋行的老板。.不单纯是宗教性团体,在代表外国人在满清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还着力宣传西方政治理念)总干事。李提摩太利用广学会创办了《万国公报》,秉承前任韦廉臣的宣传计划宗旨:
“我们对中国的开放永远不会感到满意,直到我们能将中国人的头脑也开放起来。他们反对西方的观点、计划以及商业、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活动,几乎完全是由于无知。因此,消除这种无知,在人民各阶层中推广学识,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认为士大夫阶层是“满清帝国的灵魂和实际的统治者”,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这些人入手,用书报来启迪他们、指导他们,“就可以完全渗透这个帝国并且有效地改变中国的舆论和行动”。(陈玉申:《晚清报业史》)
李提摩太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批评科举钳制人才,败坏风俗,以致国弱民穷。建议创设新式学校,增设考试科目,崇尚实学,造就学通中西的有用人才。甲午战争后,他发出了“不变法不能救中国”的警世危言。他在撰《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后序》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