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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围园杀后的高端密谈（第2页）

谭说：“朱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的，确有此朱谕，三天前密诣，林旭极可恶，不即刻交我，几误大事，谕内所称‘良策’，即有二事在内。”

袁见谭“声色俱厉”，“疑其藏有暗器”，因说：“青天在上，我袁某人不敢负天恩，但恐连累皇上，以期万全。九月皇上即将视察天津，到时军队汇集，只要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

谭说：“报皇上之恩，救皇上之难，建立奇伟业，掌握天下事，在公此举。”说着用手拍了拍脖子，“如公到颐和园告变，杀我，害及皇上，可得富贵。”

袁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三代受国家深恩，断不致丧心病狂，误了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阅兵时，如皇上到了我营中，杀荣禄如杀一条狗。”

谭说：“非流血不能变法，须将一群老朽全行除去。”

袁以上对谭的激昂表示，实出于虚与委蛇。他在《纪略》上记得很清楚：“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显抿变脸，恐激生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故李洁在《文武北洋》称：“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骗取了冒险赶来求援的谭嗣同的信任，天一亮立即乘火车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火速晋京面见慈禧太后。于是，戊戌政变发生。”

按理，袁的版本最具权威性，但人们宁可相信的除梁启超的外，另有不提“围园杀后”的版本，而且是幕后的首席策划师康有为写的关于那天谭袁夜话的记录，而且更加生动的文采：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的字）持密诏来，跪诵痛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今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此时，几位党人赶来筹划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即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即谭嗣同字）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日：“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就是说，从康梁的记述中，都只闻“杀荣禄”而未“围园杀后”的事。

但另据冯自由在《毕永年削发记》云：

毕永年曾建议发电湖南，催唐才常入京同谋，得到康、梁、谭三人赞同，连发两电催促。

毕永年（1868—1901，湖南长沙人，字松甫，拔贡生出身，少读王船山遗书）是何许人？他是个长沙著名的“梁山好汉”。上节提到的《诡谋直纪》即是他写的日记。毕八岁就跟父叔辈生活在军营，练就一身过人的胆识和武艺。毕在1897年和唐才常同时考取拔贡，取得了入京参加朝考的资格。在京期间，即和唐才常、谭嗣同结为生死之交，三人经常商讨救国大计。晚清那时候，会党丛生，它是中国下层社会的一支有组织的秘密力量。毕永年为了联络会党，他亲自加入了哥老会。因他身体高大，文武双全，轻财仗义，很快受到哥老会里的那些山堂龙头老大的赏识。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他从湖南来京，是为追随谭嗣同的。次且，他拜访了康有为，被康留住南海会馆。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夜9时，据毕永年在日记《诡谋直纪》称：康将毕召到自己的房间，向他说：“你知道吗？现在形势危急，太后想在九月天津阅兵时谋废皇上，怎么办？我想学唐朝张柬之废除武后之举，但皇上手头无兵，实难举事。我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让他当李多祚。”

李多祚是时任武周神龙元年（705）间的羽林大将军，在武则天病重时，宰相张柬之依靠李的兵力杀人宫内，将武则天的宠臣张宗昌兄弟杀死，恢复了唐中宗的帝位。康讲的这个历史宫廷政变，是想重演此幕。然而，毕永年对袁世凯抱怀疑态度，认为“袁是李鸿章一党，李是太后一党，恐不可用”。但康认定“袁极可用”。

八月初一午后一时，康有为找他，毕写道：

“我要命令你到袁幕中为参谋，好监督他，如何？”

我答：“我一个人在他的幕中有何用，袁世凯如真的有异志，不是我一个人能制伏他的。”

康说：“或者这样，我派百来号人交给你率领，怎么样？等到袁统兵包围颐和园时，你就率这些敢死队奉皇上密诏冲进园去抓西后，然后把她废掉就可以了。”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好像事态十分忙。吃中饭时，钱君告诉我说：“康先生欲杀太后怎么办？”我说：“老兄怎么也知这事？”钱说：“刚才梁君对我讲：康先生的意思，他在奏知皇上时，只说废之，但等你到围颐和园时，再执而杀之啊。但不知毕君肯不肯担任此事？仁兄何不去探探是废还是杀的话。然而，我看这件事就是不问也是明白的了，这样的话，哪该如何是好？”我说：“我早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的，他们是想要我成全他们的事业，老兄你就姑且等着这事的发生吧。”

八月初四晨，毕永年从谭嗣同处获悉谭已将密谋向袁世凯和盘托出时，立即预感到事情不妙，表示“不愿同罹斯难”，并劝告谭“自谋，不可与之同尽”。因此在当天下午迁到附近的宁乡馆去住。

据毕的日记说，次日，康广仁、梁启超还准备推荐他为李提摩太的秘书，被毕拒绝，当夜，毕永年写信给谭嗣同，劝他尽快做出离京的决定，不要白白送死。又另修书给梁启超作别。

八月初六，毕永年急急离京。

同日，慈禧太后下令逮捕康有为，查抄南海会馆。

从上述可见毕永年空有“好汉”美誉，也空负康有为器重。在毕永年早早逃到上海后，得悉谭嗣同已经殉难，当即断了辫发。秦力山在《毕永年传》中说，这是他“发誓不再隶属于满清统治之下”。另据《宫崎滔天全集》载，毕永年后来应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广东三水人，字君勉，号庠生，康有为弟子）之邀，随日人安永东之助东渡，在横滨与孙中山相见，彼此意气相投，于是加入兴中会，后参加惠州三州田起义，失败后，入广东罗浮寺为僧。由此可见，毕在《诡谋直纪》中有言之凿凿的“围园”“废后”或“杀后”的事，毕与康矛盾日深，最后分道扬镀，故语多“轻贱”康有为之语，也就不言而喻了。那么，他这个关于“围园杀后”的日记，当然也有可疑之处。

1900年，康有为在写给英人濮兰德的书信中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他声明：

自前年八月，庆、荣、刚诸逆贼欲弑皇上，而假托于仆，诬以进毒丸，欲杀弟而即弑皇上，一起两得，既而足下见救，弟不可杀，则改诬以围颐和园。

康说他们诬陷他“进毒丸”一事，这是发生在戊戌政变之前的四月份，当时北京谣言极多，都说皇上病重原因，是因为有人给他进有毒的红丸，这个要么是张荫桓，要么是康有为。梁启超后来也站出辟谣，说这是“西后与荣禄等有意造此谣言，以为他日弑害皇上，及坐康、张等罪名之地”。

“围园杀后”一案，仍是疑窦重生。围绕着“围园杀后”以及袁世凯告密问题持续不断地争执，直到十年后又忽然掀起轩然大波。

1908年9月18日（八月初四），正好是戊戌政变十周年。而在这一年的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辞世。宣统元年，光绪的胞弟载沣摄政。这为康、梁视为“讨贼复仇”的大好机会。康在他《上摄政王书》中，力辩“谋围颐和园”一案，纯粹出于袁世凯捏造的“无根浮言”，简直“至狠极毒”，康先生要求载沣应该像康熙诛鳌拜、嘉庆诛和坤、西后杀肃顺一样处决袁世凯，“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袁世凯为什么对他与谭的内幕一直保持沉默？他忌讳什么？为什么要在二十八年后，他任民国总统期间才在上海《申报》公布《戊戌纪略》的内幕呢？没别的，他不想自己挑起来臭名。但袁必定会付出出卖的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