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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康有为欲借外国大兵打清朝（第2页）

我希望，光绪陛下将能恢复皇位。那时，整个帝国将会欢庆。帝党由这片土地上最开明的人士组成。这些人士友好地对待外国人，也希望将他们国家古老的文化和西方文明结合起来。

您将受到亿万人民的感激。根据上述条件奠定和平，贵国将从世界贸易和我的可爱的国家的不幸人民方面取得巨大的利益。

作为阁下谦卑而顺从的仆人，不胜荣幸！

康有为

海峡殖民地

1900年11月14日

在康有为的信函中，虽说没有打出“中华帝国改良军”的旗号，但从字里行间也确有不仅代表皇帝，同时也代表“改良军”，在发表“吊民伐罪”的誓词。可惜，这也是他引狼入室的政治上的一相情愿而已。

当时有位权威人士叫严复的给康有为一个评语：“上负欺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这固然对康有为抱有成见之说，但也切中了康有为的从政之疏狂。

我不知道慈禧太后是否通过驻日公使看过康有为写的这份影印件？按理，她是有条件看到的，设定她看过的话，那么，她是不会立宪的，哪怕是君主立宪。因为像康有为这种看似温和的改良派领袖尚且如此，更何况大张旗鼓搞暴力革命的人？

慈禧太了解康有为。康有为也太了解慈禧。

彼此的了解，足以引起彼此的憎恨。

康有为与梁启超等，都从心里瞧不起慈禧，把她看作是武则天。

唐骆宾王在《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称：“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康有为在1899年3月，也就是慈禧太后打算废光绪立溥儒为“大阿哥”时，写给日本犬养毅的亲信柏原文太郎（号东亩，东京专门学校舍长、东亚同文会会员）的信上也称：“今伪临朝之篡废”，“若坐令寡君忧死，而伪临朝拥帝而擅权”。

在信中还讲到“以我两国自有经义可引，所以深得敝国人心者，亦在此经义也”。希望日本出兵干涉。但犬养毅没有这个能力，或许他更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

对于康的鄙视慈禧和讲到“经义”问题，梁启超在《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上加以解释唱和：“中国之政，向来奉圣经为准则，故六经即为中国之宪法也。《书》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礼》言‘夫死从子’，又言‘妇人不与外事’；《春秋》因文姜之**，而不与庄公之念母。然则母后临朝，为经义所不容，有明证矣。《论语》：‘君薨听冢宰’寻常幼帝之立，母后临朝，犹为六经所不取，况今日之实为篡逆乎？”

康有为在写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书札上也讲道：“（慈禧太后）定正月立新主，续穆宗皇帝后”，“今于大国，有齐鲁之亲，即于明公有夷吾之望。哀我寡君，哀此中国，惟明公深明之。虽不在位，沐浴请讨，不能不望明公”，“此吾两邦之特形，不积以西欧公法论也”，“即不尔，亦望令矢野君力争于我朝，正色危言以相挟，或可慑权奸之胆，动牝晨之心，俾寡君少延旦夕，以待他救，惟明公衷怜之”。

至此，康有为从“围园杀后”到“伪临朝”及其“动牝晨之心”，皆有不把太后当一回事，为阻止慈禧废立一事，请求外国政府出兵，恢复光绪的皇位，已一目了然。凡此这些，想必慈禧也了然于心。

慈禧并不是不同意变法，她只是认为康有为的变法是“乱法”，如她在逃亡途中（1901年1月29日）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新政上谕来看，更比维新变法激进，并对康有为作了再次的批判：“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世之师。自丁戊以还，伪辨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巾。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借保皇保种之奸谋，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可见慈禧对康有为“离间”两宫帝后的事，至今耿耿于怀，结怨之深，也未能因时过境迁而释怀。故在康梁也站出来呼喊立宪时，她感到事态陡然严重，好像自己不期而然地又转回到康梁套路上去了，而“康逆”极具“谮谋不轨”的幽暗心理，她是领教过的，这也正是她心有余悸的。所以，在我们看来，无论什么样的宪政，召开什么的国会，只要有康、梁的出现、搅和，慈禧就不会当真。这也是康有为等再也成不了大气候的原因。

光绪与慈禧，被时人看作是清朝最走霉运的人物，康梁归罪于慈禧是司晨的母鸡，只能乱政，当这只“母鸡”不再叫的时候，清朝及其康梁们梦寐以求的君主立宪也就结束了。这不单是辛亥革命发生了的问题。至于他们母子“霉运”关系着国运，似乎是有着不可抗的天灾人祸，以及洋务运动带来的失误，却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晚清下课的光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