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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耻（第1页）

靖康耻

汴梁之围既然已经解除，外部同金国的矛盾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内部的各种矛盾又开始浮出水面。在主和派们的坚持之下，宋钦宗居然让一个文人李纲，到华北一代宋金交兵的前线，去担任河东、河北宣抚使。

军事外行的李纲，只是刚刚机缘巧合客串了一把保卫东京的总指挥，没有想到就被直接弄到了战斗最为激烈的华北一线，成了职业军人。看起来非常荒谬的安排，但其实是在意料之中。女真人兵临城下的时候，是老臣李纲振臂一呼，然后朝堂上主和派鸦雀无声，就算是鸦雀偶尔发几声，李纲也可以义正辞严地说一句：“你行你上，不行别瞎闹！”为了胜利，得罪主和派的事情，李纲确实没少干。然而，一旦女真人撤军，主和派们反攻倒算的机会就来了，他们不用撸袖子直接跟李纲撕破脸，只需要在宋钦宗的耳边聒噪：“东京没事了，北方战线还吃紧。朝廷用人之际，谁行谁上啊……”

这就是典型的古代官场厚黑学。

人性的阴暗之处，就在于此。

靖康元年八月，名义上成为宣抚使的李纲，来到了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的太原，准备对太原进行救援。然而，形势却不容乐观。

首先是，早在这一年的五月，第一次救援就已经实施了。帝国能够拿得出手的大杀器，还是西军。挂帅的是姚平仲的干爹姚古，挂副帅的是种师道的弟弟种师中。姚古从长冶北上，种师中由井陉西进，再加上张孝纯的儿子张灏自领一军，三路大军夹击太原。然而姚家和种家的这次联袂出击失败了，种师中战死，姚古则被军事法庭判刑，流放到了岭南。

这一次的失败，加上之前姚平仲的劫营失败，几乎断送了西军所有的精锐。也就是说，西军没了，李纲根本手里没有王牌可打。

其次，对于李纲来讲，他的这个宣抚使跟当年童贯的根本没法比，是个有名无实的背锅侠而已。自己带人上，手里没有人；调动别人上，别人谁也不鸟他。各路大军无人节制，结果又全部通过远在东京的宋钦宗远程指挥。

李纲这活，根本就没法干。

第二次救援太原，再告失败。

于是，主和派们终于找到借口，给李纲一个“专主战议，丧师费财”（《宋史·列传·卷一百一十七》）的帽子。一纸调令，李纲被贬谪到江西。此外，东京保卫战期间，各地前来勤王的几十万军队，因为军费原因，在短时间被主和派遣散，或者派往其他战事更加吃紧的地区。

除了主战、主和派们的口水横飞之外，还有皇室内部的政治阴谋论。

在权力**中迷醉的宋钦宗，居然怀疑起远在镇江的太上皇赵佶，担心老父亲会不会在南方另立一个政权。当然根据种种事后的史料证明，此时的赵佶，对于另立政权也不是完全没有想法。不过，在宋钦宗的一再敦促以及众大臣的斡旋之下，太上皇赵佶不情不愿地回到东京汴梁。

刚开始，因为宋钦宗心中的那点人所共知的小芥蒂，太上皇赵佶被安排入住边远的龙德宫，而不是宋钦宗所在的大内皇宫—延福宫；然而不久，熟读史书的宋钦宗，又仿效唐肃宗李亨，将身处皇宫之外的太上皇赵佶，从龙德宫强行搬回了延福宫严加看管。值得一提的是，延福宫这座皇宫，虽然比不上唐代大明宫那样有名气，但延福宫其实正是在浪漫的宋徽宗时代大肆扩建，并最终成为帝国内最为奢华和最富有艺术气息的建筑精华。北宋前期的皇宫都十分寒酸，延福宫的扩建，一改往日皇家的朴素传统，也融入了宋徽宗赵佶的个人情感。所以，刚刚回到东京的太上皇，被皇帝阻挡在延福宫之外是强迫；而后来，被重新召回延福宫则又是强迫。

宋钦宗性格中的多疑和反复无常，可见一斑。而父子之间的矛盾，也像野草一样，慢慢在各自的心里酝酿开来。

然而，一切在巨大的军事压力面前，都再也算不得什么。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十四，仅仅距离上一次撤兵半年之后，金军卷土重来，大举南下。提前得到消息的老将军种师道，在自己的弥留之际上书宋钦宗，陈说此次金兵来者不善，希望皇帝能够迁都长安，避敌锋芒的同时，回归汉人的龙兴之地。

种师道的建议，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宋开国之后的很多年中，一直有开封和洛阳的都城之争。

很显然，相比我们前文讲到的长安、洛阳之山河四塞，拒险而守，北宋首都东京汴梁（今开封）实际上处于一马平川的黄淮海大平原上，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四战之地。甚至赵匡胤和赵光义还因为这个问题，有过一次非常激烈的交谈。赵匡胤坚持要定都洛阳，赵光义坚持要定都开封。最后赵光义说了一句：“在德不在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也就是说，国家的长治久安，靠的不是山河之险，而是要靠人品。

赵匡胤被顶了回去，后来也就没有再坚持立场。所以这句话最终使得赵匡胤放弃了迁都洛阳的念头。但这个故事的尾声，颇为耐人寻味。赵光义离开之后，赵匡胤才对周围的人重新提起了这件事说：“赵二说的其实有道理，我今天也就依了他，但是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可就枯竭了。”（“晋王（赵光义）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

图2-11洛阳盆地和豫西通道

洛阳虽然去不成，但是赵匡胤心中还是有些许念想的。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地图（见图2-11）—洛阳盆地东出中原到开封，必经之路就是虎牢关一线，这就是当年李世民和窦建德为什么选择在虎牢关一决生死的根本原因。所谓的虎牢关一线，其实并不是只有虎牢关一座城，在这条狭小的通道内有若干座城市，比如荥（xíng）阳（今河南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巩县（今河南巩义）。而这条狭小的、由若干城市排成一条一字长蛇阵组成的通道，我们称之为“豫西通道”。所以，从开封到洛阳，最为便捷的道路就是“豫西通道”。（见图2-11）

宋太祖赵匡胤生前迁都不成，只能寄希望于死后。于是赵匡胤生前，把宋氏皇陵地址选择在了洛阳和开封之间的巩县，恰好卡在豫西通道的交通要冲上。也就是说，将来无论都城在开封，还是说迁都洛阳，拜祭祖陵都很方便。甚至万一哪天迁坟，也很方便。于是宋太祖之后、宋徽宗之前的“七帝八陵”，选址都在巩县。

事实上，当初北宋选择开封做首都的理由本身也很牵强。

第一个原因，五代几个乱世王朝，对于定都开封，有着历史继承的惯性。

宋开国之前，开封作为唐以后五代几个乱世王朝的首都，已经先后经营了半个世纪之久。从后梁开始，中间除了后唐短暂将首都定在洛阳外，一直是在开封定都。当初后梁选择定都在开封，一部分原因是朱温起家就在开封，相当于是他本人的根据地。朱温为了毁掉大唐的帝国基业，先是烧掉了长安城，逼迫皇室东迁洛阳；之后还不过瘾，又在洛阳大开杀戒，断了皇室的龙脉。长安和洛阳沾的人血过多，最终朱温才确定了定都开封。即便如此，后来朱温的后梁还是在开封和洛阳之间摇摆，经历了西迁洛阳以及还都开封的反复。

第二个原因，当时北宋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江南一带。

由于北方农耕区开发较早，人类对水土破坏较大，北方自然环境逐步恶化。同时，北方多年战乱，大量人口向南迁徙。人口的涌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大发展，首先得到发展的就是江南。中国经济中心逐步南移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现象，从隋唐直到今天，这个进程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

同时，当年隋朝开凿大运河，繁荣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的漕运。漕运的发达就类似于我们今天高铁的蓬勃发展，由此带来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北宋末年的东京汴梁，所需大量的吃穿住用行的商品都来源于江南，因此汴梁的运河漕运，是让北宋政权始终不能下定决心迁都洛阳或者长安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大运河的地理位置因素，更加速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心大趋势由北向南移动，而政治中心则是由西向东移动。隋朝大运河历经几百年的沧桑还有战乱，到了宋开国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功能的退化。宋初的大运河，江南到汴梁这段还可以用，但再往上游到洛阳和关中，则经常淤塞（见图2-12）。因此，不管是关中平原还是洛阳盆地，如果想要分享东部经济发展的红利，物流成本都太高了。

总而言之，由于历史传承和漕运方便，赵匡胤最早选择了开封做首都。而且为了维护首都的军事安全，北宋中央政府不惜耗费大量军费开支，维持着一支庞大的中央禁军，来保卫无险可守的东京汴梁。

很显然，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的军事中吃到苦头，但是又在和谈中尝到甜头的女真人，第二次南下一定是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面对如狼似虎的金国军队，宋钦宗既然打又打不过，跑又不想跑，那么放弃富庶的东京汴梁，迁都到据有山河之险的洛阳或者长安，则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然而这一次，种师道的迁都建议依然没有被采纳。威震陇东的老将军，带着悲哀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图2-12隋运河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