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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子孙相残（第2页）

古代宗法社会，无论是底层的地主财主家，还是金字塔顶端的皇帝家，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是解决家庭纠纷的不二法门。

嫡长子朱标的一生，是严格按照朱元璋的理想来培养的。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是应该为朱标感到高兴，还是绝望。用今天的观点，朱标有这样的一位父亲，他的少年时代，一定充满了各种痛苦和不快乐。而且悲催的是，生活在聚光灯之下的朱标，无论喜不喜欢，他都要按照皇位继承人的苛刻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朱标的眼中，朱元璋给了一个皇帝继承人的参考模板，而这个模板就是父亲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可悲的是，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实际上并不存在。那是朱元璋的理想人格，终其一生，是连他自己都无法企及的完美形象。

所以，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朱标，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诸如“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明史·卷一百一十五·列传第三》）。身后充斥了各种上古圣君先贤的伟大光环。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外在光环，到底有几分是他的本性，有几分是他违心的表演。这些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一生都活在朱元璋阴影里面的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92年就死了，早早就死在了父亲的前面。

嫡长子朱标的成长之路，倾注了朱元璋太多的个人心血。然而，貌似优秀的朱标，始终生活在“别人家的孩子”阴影之下。朱标一生只活了37岁。其间最大的闪光点，一是保护兄弟；二是考察关中地形，为迁都长安调研。朱标死后，被谥号“懿文”，所以类似于前文讲到的隋炀帝杨广的元德太子，朱标又被称为“懿文太子”。

朱标的死因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件事情从精神上沉重地打击了明太祖朱元璋。

这一年的朱元璋，已经64岁了。老来丧子，而且是自己倾尽半生心血培养的皇位继承人。这样的苦涩，一直以政治军事强人面目示人的朱元璋自然不愿多说，但是他所有内心的悲苦，都将转化为接下来所做出的一系列政治决策。

第一个决策：立储。

朱标的儿子朱允炆（wén），虽然时年只有15岁，然而朱允炆却跟他的父亲有着极其相似的秉性，比如温文尔雅、至纯至孝这种评语，用在父子二人身上其实都是成立的。痛失爱子、年逾花甲的朱元璋，将自己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少年朱允炆身上。不久，朱允炆就被立为皇太孙，成为朱标之后朱元璋选定的第二位皇位继承人。朱允炆的存在，让朱元璋忘记了他还有朱标以外的其他二十几个春秋正盛的儿子们。而这种选择性遗忘，让很多人感到绝望，比如朱允炆的四叔燕王朱棣，就是其中一个。当然，公道地评价，朱元璋的内心世界里，立皇太孙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朱元璋想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后世子孙立储的标杆，那就是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纷争乃至厮杀。

第二个决策：政治运动。

朱元璋洪武一朝，曾经有很多开国功臣被杀，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担心这些人在自己死后图谋不轨，夺取自己子孙的江山。也正因为如此，早在朱标还在世时，朱元璋就曾经发起调查“胡惟庸案”，倒霉的胡惟庸头几天还在通倭寇，过几天就可以通北元。总之胡惟庸是不是确实有罪并不重要，有什么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胡惟庸案”这个壳子，往里面装入更多应该去死的人。胡惟庸案持续了整整十年，其间被杀的人达到三万，老一辈的开国功臣，几乎被清洗殆尽。胡惟庸案的血迹未干，朱标去世，更年轻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如法炮制，发起调查“蓝玉案”，因蓝玉案被株连杀戮者达到了一万五千多人，朝廷上，所有可能对皇太孙构成威胁的政治势力，被重新洗牌。

能够威胁到自己孙子即位的内朝的政治势力被陆续摆平。而如何摆平外族的战争压力，朱元璋这些年来所仰仗的，是陆续把自己成年的儿子们分封为藩王，就藩的地点往往选择在北方对抗北元军队的一线，明初就藩于北方边塞的九个成年藩王，也叫“边王”或者“塞王”。他们在强势父亲朱元璋的强制安排之下，不允许留恋南京秦淮河畔的花花世界，统统被赶到经济已经下滑的寒冷北方边陲之地吃土。比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在北方游牧民族进攻选择中生死攸关的关中、云州（大同）、幽州（北京）三个方向，朱元璋派驻了诸王中年龄相对较大，当然实力也相对较强的次子秦王朱樉（shǎng）守关中，三子晋王朱棡（gāng）守太原，四子燕王朱棣守北平。另外，其他诸王在北方沿明长城一线一字排开，帮助皇帝防备北方异族的入侵。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代王朱桂守大同，宁王朱权守大宁（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辽王朱植守广宁（今辽宁省北宁市）。

朱元璋的九个儿子沿着长城一字排开，抵御外敌，后来被叫作“九王守边”；这九个藩王，被称为“边塞九王”；而九王所把守的地区，被称为“九边”。明末名帅熊廷弼被冤杀之后“传首九边”，说的就是这个“九边”。

事实上，朱元璋如此战略部署，可谓用心良苦。

秦朝在消灭六国的基础上，依靠法家思想，幻想建立一个真正的皇权专制体系，因此急火火地实行了郡县制，得罪了六国贵族不说，还让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在短时间内灰飞烟灭。后来的汉、晋两朝，参考了秦亡的教训，在保留郡县制的基础上实行同姓诸王分封，结果搞出了闹哄哄的“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尤其是西晋司马氏，对外战争不怎么样，自家兄弟对砍，倒是耍得有模有样。

正因为前朝的教训太过深刻，后来的唐、宋两朝，索性对分封的藩王不再赐予封地。比如前文提到的临淄王李隆基（唐玄宗）、端王赵佶（宋徽宗），都是只有封号而没有封地。用国库的银子养着你吃喝玩乐可以，但不允许你列土封疆。这种极端政策，导致唐末出现了草头王专权地方的藩镇割据，进而发展成为五代十国这种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混乱；大宋则更惨，两次亡于异族之手，祖宗蒙羞，生灵涂炭。

血泪教训在前，因此朱元璋结合了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优点，对两者进行了有机结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明代藩王制度。

简单来讲，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限制地方做大，取消了元朝的行省制度，也没有继承前朝的刺史、州牧、节度使等制度。转而，在原来元朝各行省基础上，废行省而设“承宣布政使司”，比如陕西承宣布政使司，河南承宣布政使司等。

明初全国共设置有十三个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中名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布政使”。布政使看起来级别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但实际上同其他两个行政长官“按察使”和“都指挥使”属于平级。布政使主管行政和钱粮调度，按察使主管当地司法，都指挥使主管地方军事，三司在行政级别上都是从二品，又都分别可以向中央相关部门进行直接汇报。这样，在地方上，就形成三司互相制衡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度。为了避免地方做大，朱元璋在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分权，是一个大明版本的“三权分立”。

然而，省级行政以下的“知府”“知州”“知县”则无法三权分立，只能够全盘接受三司不同的行政命令（卫所除外），造成了明代基层地方官工作强度很大，工作内容不胜其烦。这是提升了公平却降低了效率的典型案例。

不仅如此，在地方军事上，承宣布政使司又和地方藩王权力交错。从理论上讲，藩王的职能主要侧重于军事，尤其是边防。然而，布政使可以控制地方藩王的财务，都指挥使又可以同藩王的军事部署相互影响。藩王和三司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发展到尾大不掉的程度。在朱元璋的头脑中，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军政相互制衡的地方官制和藩王分封制。

诸王守边的形势，如图4-1所示。

当然，为防止藩王军事势力过大，朱元璋在《皇明祖训》这本家族红宝书里，严格规定了藩王的活动原则，并限制藩王的部队编制为“三护卫”。也就是说，对于边塞上的藩王来讲，拥有带兵打仗的权力是很正常的，但是带兵的规模要受到严格限制，最多只能有三护卫。每个护卫规定3000到15000名士兵。这样一来，按照规定，三护卫的总兵力一定不会超过五万的编制。朱元璋以“三护卫”制度，来对各路藩王们进行军事上的约束。

图4-1诸王守边形势图

晚年的朱元璋，按照自己对政治的理解，为长孙朱允炆的登基铺就了一条坚实宽阔而又血迹斑斑的大路。公元1398年，工作狂朱元璋，极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朱元璋，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同一年，朱允炆顺利即位，史称建文帝。

朱元璋终于可以放心地去见自己的儿子朱标了，因为他交到孙子朱允炆手中的大明帝国，至少看上去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