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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第1页）

九月

让娜

让娜将蔬菜倒进炖锅，看着它们在沸水中舒展开。

五十年间，让娜和皮埃尔养成了形影不离的生活习惯。她内心满溢的悲观常促使自己先醒过来，她生来便敏感而忧伤，所有幸福快乐的时刻在她眼里都会蒙上一层朦胧的荫翳。有时，毫无原因，她会突然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让娜已经习惯这样了，就像人们习惯了周遭的背景音一般。

她轻手轻脚溜下床，喝上一杯早茶，接着走进第二间房里缝补衣物，一直到皮埃尔睡醒。他们一起吃早饭，一起收拾洗漱，一起出门，然后分头工作。晚上，她下班晚一些，皮埃尔去面包店，她就负责买蔬菜。他们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或者晚间电视节目。

三个月以来，让娜学着一点一点改掉从前的习惯。“他们”变成了“她”，同样的背景，同样的时刻，但一切都沦为了空洞，甚至到最后悲伤都消失无踪了，就好像终其一生，她活着，只是为了预演所爱之人的那场葬礼。她活着，成了一具空壳。

有人敲门，布迪纳狂吠起来。邮递员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封挂号信。

“佩兰太太吗？麻烦签收一下。”

布迪纳狂热地在邮递员的脚面嗅来嗅去，让娜说了声抱歉。这只狗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学猪叫，并且能模仿得惟妙惟肖。

让娜没有拆开信封，她知道里面装着什么，跟之前两封信一样。有人才打了电话，她也没有接。负责掌管银行账户的是皮埃尔。最近几个月，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这一点让娜很了解，因为丈夫未对她隐瞒过。

让娜和皮埃尔属于中产阶级，薪水足以在1969年的巴黎十七区支付起一套四室的房子，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谈不上奢侈，也算不上拮据。他们一年出去度一次假，也时常给慈善机构捐款。不过退休之后，他们的生活节奏也变慢了许多：度假多了，但鱼和肉吃得少了，皮埃尔记账理财也更加频繁了。他离世以后，让娜只能领到一笔家属抚恤金，这更是让财政状况亮起了红灯。银行顾问尽管同情这对老夫妇，但还是建议他们卖掉房子。让娜从来没考虑过这个提议，因为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房子，这是他们俩的房子。皮埃尔还生活在这里，活在墙壁长年累月浸染的烟草味里，活在某个春日他漆成绿色的厨房门里，活在透过窗户让娜可以轻易分辨的那道微微弯曲的侧影里。

她把信封放进玄关的柜子，让布迪纳跳上自己的膝盖。打开电视，随便转到某个节目，什么都好，什么都比寂静要好。电视屏幕发出荧光，一个年轻男人正在带客户看房子，然后是记者采访的声音，大声播报旺季租房的价格的声音。最后一行大大的广告标语跳出来：合租——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迪欧

每周四，我都会被清洁车的轰隆声准时吵醒，这周也不例外。六点了，我把头钻到枕头底下去，枕头是在“不二价”商场里顺来的。那儿什么都没有，我进门时两手空空，再出来时口袋塞得几乎装不下了。但我不贪心，偷的都是便宜的东西。这也是被逼的，我第一天晚上枕着包睡，睡得脖子酸痛，头只能往左不能往右，也直不起来，只能侧着身子走，表演一段“瘸腿天鹅湖”。我对睡觉的地方不挑剔，哪里都睡得着。最糟的无非是在地铁站过夜，倒不是因为方砖硌人，而是因为害怕有人打劫。有一次，三个小混混儿抓住我，想抢我的手机，我都以为自己快完蛋了。所以说，能待在车里当然是最好的。

我习惯早上起来上会儿网，手机里只有一条热拉尔的消息，我没看。除此之外就没人找我了，他们都把我给忘了。

蓝色百叶窗大房子里的人还没醒，我喜欢想象他们的生活。高中老师总说我爱神游，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思想者”。其实我不是在神游，我是在逃离，现实就是我的监狱。

我想象着，蓝色百叶窗后面铺着机织地毯，人们的脚在上面走来走去，地毯很软，不像我窝里的破烂玩意儿。房子里点着香薰和蜡烛。背景音乐是那种很古典的，肖邦之类的。门上插着钥匙，入口摆着鞋子。矮桌上有热咖啡，咖啡还在冒热气呢。女主人就坐在沙发上，穿着睡袍，第五次读起罗曼·加里的小说。男主人边洗澡边哼歌。儿子还在睡觉，身上盖着一条厚厚的绒毯，枕头也不是偷来的。他们还养了一只宠物猫，猫正趴在小主人的肚子上呼呼大睡。天哪！这完全是圣诞贺岁电视片里的场景了。

我努力地找个理由逼自己起床穿好衣服。每天晚上，我脱衣服然后躺下，身上盖着走的时候艾哈迈德给我的旧大衣。每半个月我会去红十字会的共助洗衣房洗衣服，用水壶里的水刷牙，午休时间跑到面包店的水槽边上洗漱。我一周洗两次澡，在市政厅的澡堂子，免费的，还能趁机刮一刮胡子。我爱干净，也讨厌自己变得臭烘烘。目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每天洗上一个热水澡，就这个，再加上一个值得挂念的人。

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然一道阳光照进来，差点把我晃瞎。有人一拳打在车顶上，我很快明白是警察来了。摇车窗的手柄早就没了，我只得打开车门。

“警察。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我想回答“我出剪刀”[8]，但不确定能不能把他逗笑。

他们两个人还算和善，让我把车开走。我两个月内违章了十二次。我之前还经常给车挪一下位置，现在看来是白费力气，根本没用。

“你不能在这儿停车。”

我跟他们解释说我没干坏事，只是想找个安静地儿待着。我每天早上都要赶9号线上班，每天晚上都回家睡觉，但不管用，他俩诚心想找我麻烦。

“你为什么要停在这条街上？”年轻点的那个警察问我。

我耸耸肩。他们继续询问，威胁说要没收这辆车，但我已经不再听他们说话了。因为他们身后的台阶那边，蓝色的百叶窗正缓缓拉开。

伊丽丝

这是我看的第十二套房子，比前面的十一处都要简陋，但也一样抢手。房产中介用不着多费什么唇舌，市场供不应求，他们的工作也变得多余了起来。我们二十多个租客，在楼梯间里挤来挤去，争着想把名字写到门口“住户”那一栏里去。房子的租金高得不太友善，就算这样，有个年轻女人还表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一个大胡子男人高声抱怨起来，其他人，包括我，都一声不吭，害怕中介不租了。我偷偷打量了一下自己的竞争者，试图通过衣着和神态判断出他们的工资水平。他们中赚得比我多的有几个？保守估计了一下，我认为至少有十九个。

我到巴黎之后变得一贫如洗，短租的房间确实要比酒店便宜，不过这样久住下去也不是办法。

中介把所有文件胡乱塞进包里，关上大门：“这些材料我们会仔细看的，有消息我通知你们。”

我下了楼梯，心里没抱什么希望，清楚这家中介是不会再联系我了。我不是全职工，没人愿意当我的担保人，而且我的租房预算也很有限。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促使自己来看房的动机是什么。我找到房子的概率比找到泽维尔·杜邦[9]的概率还小。

我在杂货店门口停下脚步，想着晚上要吃什么。一如既往地，今天也只有电视机屏幕陪我吃晚饭。

经过邻居家时，门开了。尽管我已经很小心，尽量不发出声响，但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男人的听觉实在过于灵敏，呼吸也沉重得像拉风箱。

“你是？”

“我是前两天刚搬进来的，今早我们已经见过了。”

“你有什么喝的吗？”

“我家冰箱里应该还剩一点儿橙汁。”

他发出一阵洪亮的笑声：“你当我是什么，基佬吗？”

钥匙一定是落到提包的哪个角落里去了，我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我的邻居不肯就此放弃，我听到他走上前来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