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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第1页）

论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

我们说的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是指：一种是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和现实化；另一种是哲学专业化、抽象化和理论化。我们认为对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与认识哲学的本质与作用，纠正在哲学上一些片面的看法，以促进哲学的发展与繁荣。下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是否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以及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的特点和规律。

一、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和现实化

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如果我们以“正题”与“反题”来表达的话，那么，“正题”就是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和现实化；“反题”是哲学专业化、抽象化和理论化。其实“正题”与“反题”是对立统一的。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并不是哲学家个人爱好形成的，而是由于哲学所反映的客观事物自身的两种特性决定的。

我们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我们以哲学高度加以概括的话，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何谓“道”？第一是指宇宙万物之“本原”（Arche）。用通俗的话说是指事物之根底，也就是中国老子说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二是指客观规律，宇宙万物都遵循一定规律发展变化，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三是指事物的共性，是事物多中之“一”，变化中之“不变”。事物这种“道”，要通过人的抽象理性思维才能认识到。

何谓“器”？“器”者具体事物之谓也。宇宙间万事万物，形形色色；人世间，车水马龙，鸟语花香，均属于“器”。“器”的特点是多样性与变化性。“器”——具体事物，人通过感官便可感知。

这里我们要着重讲的“道”与“器”关系，是事物的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共性（一般）与个性（个别）的同一。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个别体现了一般。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非常通俗地说明了这两者的关系：“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1]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讲到思维第一个特点“能动的普遍”时指出：作为能思的主体“我”最好不过说明了这一特点。当一个人说出了“我”时，本来是特指排斥一切别的事物的唯一我自己，但是事实上当你说出了“我”时，就表明了“我”是一种普遍性，是一种普遍概念。因为一切别的人和我一样都是一个我，都有一个“我”字，所以当你说出了自己是“我”时，也就同时说出了“一个完全抽象的普遍的存在”，说出了一个否定或扬弃了的任何特殊性的“我”。[2]

本体论上事物的个性与共性的同一，反映在认识论上是感性与理性的同一。因此无论是对事物个性的研究，还是对事物共性的研究，都是必要的和不可缺的。当人们从事物的不同具体个性方面进行阐述时，提出的哲学理论观点，就比较接近人们日常生活，与人们经验、现实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容易读懂，用得上，从而显得具有大众化、通俗化与现实性的特征。而当人们从事物的抽象共性方面进行阐释时，提出的哲学理论观点，则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经验，远离现实性，有很强的思辨性，人们不容易理解，因而显得具有专业化、抽象化和理论化的特征。可见，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是客观事物的两种性质的反映。

但是在我们人群中对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却存在着片面的看法。有的人轻视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和现实化的工作，在他们眼中这是从事哲学的低级劳动，没什么学术价值，乃至对此不屑一顾。有的人正好相反，鄙视哲学专业化、抽象化与理论化工作，认为进行纯理论抽象思辨思维，把哲学束之高阁，没有什么用处，不应提倡。这两种观点都是对哲学的实质与作用缺乏全面认识，其原因是对事物的个性与共性的同一做片面理解，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事物共性离不开个性，同样，离开共性也没有个性的道理。实际上，哲学的发展就是在这两种表现形式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前进的。

哲学家、哲学工作者往往把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割裂开来，夸大一面否认另一面。或者只看到事物个性，无视事物的共性；或者只重视事物的共性，轻视事物的个性，从而出现了哲学上两派之争。中国宋明之际围绕“气在理之先”还是“理在气之先”问题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以张载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气在理之先”。气之浮升，动之性为阳性；气之沉降，静之性为阴性。气受阳性影响，就浮升，受阴性影响，就沉降，这就使得气处于永远聚散之中，气聚形成各种事物，气散使事物消亡。但张载以“气”产生事物的看法，无法解释宇宙间事物有不同种类，于是出现了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另一派，提出“理在气之先”的看法。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是由于“气”遵循不同“理”而产生的，花之为花是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之为叶是因为气聚时遵循叶之“理”。“理”是形而上之“道”，具体事物是形而下之“器”。“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3]此物之所以成为此物，是因为此物存在之前，已有此物之“理”。例如在发明舟、车之前就已有舟、车之“理”，所以发明舟、车，不过是人们按此“理”造成舟、车而已。

正因为哲学发展的两种表现形式，各自反映了事物的一个侧面，一个片面，因而他们的哲学理论只是一种片面真理。这样在哲学发展过程中显现出它的特点与规律，这就是一种哲学发展表现形式到一定阶段，必为另一种哲学发展表现形式所取代或否定，形成了哲学发展表现形式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对此，已经得到了西方哲学发展历史的充分证明。

二、哲学专业化、抽象化和理论化

苏格拉底哲学是古希腊时代哲学发展第一种表现形式的典型代表，可以说他是哲学大众化的始祖。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地上，带到家庭中和市场上，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4]黑格尔也指出：苏格拉底的哲学，“人们每每都如此了解（看来是如此），好像最好的最真的哲学就是茶余酒后的哲学（成为家庭常备的药品，因而非常适合人们的日常观念），这种哲学可以供我们与亲朋好友谈论正义等，以及天南地北的见闻，和日常生活里的真理，而不深入天际的深处——或意识的深处”。[5]苏格拉底的哲学，不是“闭门造车”，不是课堂的“独白”，而是从哲学家“象牙之塔”走出来到人群中去，他在雅典街头巷尾、竞技场和市场上，其周围常簇拥着许多群众特别是青年人。他们进行谈话、讨论或辩论，中心内容是民间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诸如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正义、非正义，等等。试图通过讨论、辩论引出普遍定义，这就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术，又称“接生术”。苏格拉底反对哲学脱离实际的空谈。“他的哲学和他研讨哲学的方式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他的生活和他的哲学是一回事；他的哲学活动绝不是脱离现实而退避到自由的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去的。”“他的哲学不企图建立体系，不像柏拉图那样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世间事务。”[6]他与人们谈话的问题，实际上是直接针砭时弊的，这正是他被当时希腊民主派统治者指控为煽动和毒化青年的原因所在。苏格拉底哲学的实践性，不只是言传，还表现在身教，他以俭朴、刚健、正直、英勇以及视死如归的高尚人格，在雅典公众面前树立了一种道德典范。

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当推柏拉图哲学，他的哲学引向学园内的研究，是哲学专业化和抽象理论化的典型代表。黑格尔指出：“柏拉图哲学的特点，在于把哲学的方向指向理智的、超感性的世界，并且把意识提高到精神领域里。”[7]这里只举两例足以说明。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普通、一般的永恒不变的概念是具体事物的本质或共同本性，并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理念论”。认为“理念”构成的理念世界，是唯一的真实世界；我们感官所感知的具体事物组成的世界，是不真实的现象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是原型与摹本的关系。他提出“分有”说（parti）和摹仿说（initation）。具体事物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分有”理念的结果，例如一件东西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分有”美的理念的结果。究竟是怎样“分有”，柏拉图的论述十分思辨、晦涩，甚至具有神秘主义色彩。

再看看柏拉图晚期最重要的著作《巴门尼德篇》。柏拉图晚期为了修正“理念论”的问题，即具体事物与“理念”相分离的问题，创立了概念辩证法。《巴门尼德篇》是他概念辩证法的杰作，同时又是最抽象思辨难以理解的著作。我国著名哲学家陈康指出：“柏拉图的著作几乎每一篇是一个谜，或每篇至少包含一个谜；然而《巴曼尼德斯篇》乃是一切谜中最大的一个。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人对这篇‘谈话’有两个不同态度：一即努力猜这个谜，一即认它是个谜而畏缩。猜谜的工作始自新柏拉图派，经过一千数百年至今尚无人猜透。畏缩不前的人呢，他们几乎对这篇‘谈话’不能卒读。”[8]陈康翻译这篇“谈话”时，做了详细注释，注释为译文九倍，由此也可见“谈话”之深奥难懂！这篇“谈话”讨论的一个“纯哲学”问题是：相反的“相”（概念）什么条件下彼此相结合，什么条件下彼此相分离。其推理过程是以“一”的各种情况而开展：“如果一是”，“如果一不是”，各做出四种假设。陈康译文注释中对八组的假设做了详尽论述。比《巴门尼德斯篇》稍晚的一篇对话《智者篇》，提出三对“最普通的种”：存在，非存在；动，静；同，异。并且详细论证了它们既是相互区别的，又是相互结合的。这种论证被称为“通种论”。无论是《巴门尼德斯篇》，还是《智者篇》，柏拉图阐释的概念辩证法，不仅在一般读者眼里是“天书”不敢问津，就是专门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人仔细理解起来也是十分头痛的事情。

亚里士多德“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句名言，充分表现了他对柏拉图哲学的态度。亚里士多德首先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理念论最大的错误是“理念”与具体事物相分离，认为没有具体的桌子就没有“桌子”理念，即个别先于一般而存在。他“常常只是在个别的、特殊的东西上作哲学思考，而不谈绝对者、普通者、神是什么；他总是从个别进到个别”。[9]（黑格尔这段话只说对了一半，即亚氏从个别、特殊的东西出发思考哲学问题，但他并不是不谈普遍性。）《动物志》英文译者汤普逊（W。Thompson）在“译序”中“认为亚里士多德为了对自然进行考察，收集和分析大量经验事实做出理论结论，从而修正了柏拉图原来那种主要出于抽象思辨甚至带有某些诗意的自然学说，因此亚里士多德哲学比柏拉图哲学更带有浑厚的经验论成分”。[10]所以康德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经验主义的始祖，柏拉图是理性主义始祖，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种否定。

“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活动通常是每天上午率领一些有学问的朋友和学生一道漫步，讨论一些深刻的学术问题，称为akroterion，可以译为深奥的或秘传学说；下午则在柱廊对广大初学者和旁听者公开演讲，称为exoterikos，可译为通俗的或公开的学说。他们的著作也可以分为两类，策勒认为《论题篇》和《政治学》等属于exoterikos，而《形而上学》和《物理学》则属于akroterion。也有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生前写定并公开发表的著作属于exoterikos，而他生前留下来未曾公开的那些讲稿笔记经后人编纂成书的那些著作属于akroterion。现在要确定哪些著作属于exoterikos，那些著作属于akroterion是困难的。”[11]的确要划分亚里士多德哪些著作是通俗大众化的，哪些著作是深奥专业化的，是困难的；但从其哲学内容来看两者兼而有之，这也是确定无疑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哲学发展表现形式而言，亚里士多德哲学一方面是对柏拉图哲学的否定，回复到苏格拉底的哲学；但另一方面，他的哲学又不是简单的回复，因为他的哲学同样包含了深奥抽象、思辨纯理论化的内容。就此而论，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前两种哲学表现形式的“合题”，即否定之否定。

三

弗朗西斯·培根是近代经验论开创者，也是近代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和现实化的一个代表人物。“我们可以借用西塞罗形容苏格拉底的话来形容培根：他把哲学理论从天上带到了世间的事物里，带到了人们的家里。”[12]黑格尔这个评论是确切的。培根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阅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既不喜欢柏拉图抽象思辨的理论，也不喜欢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方法只用于辩论，而不能解决人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培根论说文集》以亲身经历与体会，广泛讨论人生问题，文字优美，语言通俗，内容充满人生哲理，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他在《论学问》一文中写道：“读书为学底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在娱乐上学问底主要的用处是幽居养静；装饰上学问底用处是辞令；在长才上学问底用处是对于事务的判断和处理。”“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13]

罗素指出：“培根哲学的全部基础是实用性的，就是借助科学发现与发明使人类能制驭自然力量。”[14]培根重要的哲学著作《新工具》就是如此，写作形式是语录式的，简单明了，也很实用。该书中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Knoowerisunity），已为广大群众所引用。培根是近代归纳法创始人，他反对狭隘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并做了生动的比喻：狭隘经验者好像蚂蚁，只会采集材料，不会加以消化；理性主义者好比蜘蛛只会吐丝结网。真正哲学家要像蜜蜂那样，既会在田野中采集材料，又会用自己的能力加工消化。[15]

以狄德罗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是继培根之后近代哲学发展第一种表现形式的哲学家。狄德罗指出：“要使哲学在俗人眼中成为真正可尊重的，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这就是为他指出哲学伴随着效用。”[16]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宗教神学，成为战斗唯物论和无神论。列宁说：18世纪法国无神论虽然有不少不科学和幼稚的地方，但他们“新写那些泼辣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那时盛行的僧侣主义”。并指出：“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18世纪末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在人民中间广泛地传播。”[17]

在《达朗贝和狄德罗谈话》中，狄德罗为了论证物质第一性、人的意识是物质派生的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用了许多生动、通俗的例子。他说：鸡蛋原来是没有感觉的物质，但由于受到温度和运动的影响，它就慢慢成为小鸡，便由只有迟钝感受性过渡到有活跃感受性的东西，人的意识就是从活跃感受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最后宣称：“我们就是拿这个蛋来推翻一切神学学派和地球上的一切神庙。”[18]狄德罗认为人的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他形象地把人比作一架赋有感觉能力和记忆能力的“钢琴”，人的感觉是“键盘”，只有外界事物去弹它时，才能发生音响，即产生感觉。他抨击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像一架发疯的“钢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存在的唯一钢琴，宇宙全部和谐都发生在他身上”。[19]

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目的是为了汇集分散的各种知识，并以通俗语言传播科学知识，反对愚昧，使子孙后代更有知识，更有道德和更加幸福，故他被称为现代“普罗米修斯”。在编纂工作中，他历尽艰辛，经受迫害而不屈不挠。恩格斯将他称为坚持真理而贡献一生的战士。

近代哲学发展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毫无疑义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位代表人物康德和黑格尔。他们的哲学之抽象思辨和深奥难懂是大家公认的。首先，他们构建出哲学体系时创造了许多名词术语，令人难以理解。这里先列举康德哲学中几个哲学术语：

先验（Traal）。康德是第一位把先验与超验（Tra）区别开来的哲学家。他说的先验（知识）虽然不是来自经验，但又不是完全在经验之外或先于经验的，并且又是对经验有效的东西。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先验哲学。《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大部分是讲“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

先天（apriori）。康德认为先天知识并不是人生下来就具有的“天赋观念”。“先天”形式（先天时空、先天范畴）是构造普通必然性科学知识的必要条件；没有“先天”形式条件，一切普通必然性有效知识就无从谈起。

自在之物（Dingansich，又译为“物自体”）。自在之物与现象（Phanomena）是构造其哲学体系的两个重要概念。他认为人们只知道自在之物的存在，但永远无法认识，我们认识到的只是自在之物的现象，即当它作用于我们感官时所产生的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