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是最普通的、最大的概念,不能有任何东西可用来进一步规定它,所以“存在”是无法用语言逻辑给它定义的。以“存在”作为哲学、形而上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开始的。从此对“存在”的不同回答,便形成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不同理论体系。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哲学家们对“存在”的追问,大体上是在“什么是存在”与“存在之根底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上展开的。柏拉图认为:人们日常感觉到的具体事物,是运动变化的、不真实的存在;通过理性认识到的永恒不变的,才是唯一真实的“绝对存在”,这就是“理念”。“理念”是存在之根底、万物之“原本”,具体事物的存在,是“分有”理念的结果。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的看法,认为“理念”不能离开具体事物而存在,“理念”不过是个别事物的共性。他指出:存在之根底(第一因)是质料与形式。这里他虽然接受柏拉图关于“形式”的概念,但“他却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去使用它;在他看来,形式是事物固有的,是在事物中表现其自己的原因,并赋予事物以形状。它是概念同时又是事物,既是实在的又是观念的原因”。[25]另外,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存在”的多种意义中,首要意义是“实体”(Substance,有的学者译为“本体”)。实体“作为事物原始的底层”是“真实的实体”。中世纪神学家托玛斯·阿奎那对“存在”追问时,首先区分两种存在:自身现实的存在和真实意义的存在。前者是指“所是的事实”(thefactthatitis),它表示一种“活动”、“行动”,并不是一个事物的存在。后者是指“所是是什么”(whatabeingis),是存在赋予本质,使存在成为一个事物。由此他论证了“存在与本质”相统一的观点。作为神学家,托玛斯·阿奎那认为上帝是“存在与本质”达到完全的统一,上帝是最高的实体,上帝的本质就是他的存在。
通过近代哲学家对“存在”的追问,出现了“存在”与“思维”(或者说“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谁“在先”的分歧。有的哲学家认为存在、物质“先于”思维、精神,持这种观点的人被称为唯物论者。与此相反,有的哲学家主张思维、精神“先于”存在、物质,持这种主张的人被称为唯心论者。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一方面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同时又认为思维“先于”存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观点,主张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存在是主词,思维是宾词,坚持存在“先于”思维的唯物论。
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对“存在”的追问,诠释了以人为主题的生存哲学。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指出:从柏拉图开始就对“存在”进行哲学阐释,但到今天对“存在”还没有做出正确的回答。原因是以往哲学家把“存在者”与“存在”混淆起来,并以前者代替后者,成为“无根本体论”。他认为:存在是存在者的先决条件,即先有“在”,然后才有“在者”。同时他又认为虽然存在者不能代替存在,但存在总是与存在者密切相关的,在诸多存在者当中,只有“此在”(Dasein)才能充当存在者的角色,因为“此在”的本性在于生存。他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指出:追问存在的问题与人是谁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的。“人就是这个敞开中的此。在者就站到这个此在中来进行活动。因此我们说:人的这个在,就字的严格意义上说来,就是‘此在’。”[26]“此在”(人)在世总是与他人共在,总是受他人(又称“常人”)摆布,从而使此在(人)失去本真状态,走向沉沦与异化。要想使“此在”(人)还回本真状态,首先要“先行到死中去”。因为死只能自己死,别人无法代替;另外,是“良知的呼唤”,使“此在”(人)失去的“根据”召唤回来。另外一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从存在出发提出了著名命题“存在先于本质”。认为人除了存在之外,什么也不是,因为人存在就是一种“虚无”,如果说想象人是充实的,接着又在人身上找人的自由,那是荒谬的。人的存在完全而且永远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并不是后天所赋予的一种属性或上帝的恩赐。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由。他从人“存在先于本质”出发,反对“决定论”。所谓人的本质是指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医生还是军官,是英雄还是懦夫,完全是人自己的自由选择、自由造就的结果,而且人这种选择可以不断超越。这就是萨特存在主义的“主观性与超越性的原则”。
(三)“说不可说”凸显了哲学、形而上学对精神境界的追求
人生在世,既有物质方面的追求,又有精神方面的追求。那种宣扬人不要物欲、不要功利的禁欲主义,当然是不正确的,而且也是虚伪的。但是,人之为人,又不能只停留在物欲、功利的追求上,还要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对精神境界的追求。
如何理解人的精神境界,有多种说法。我认为主要可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首先一个层次是指超越自我达到“无我”。人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就要奋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在人生奋斗的旅途中,既要经得起成功与失败的考验,又要面临生与死的选择。哲学上说的超越自我,就是要树立正确的苦乐观和生死观。不怕苦,敢于面对艰难险阻;不怕死,视死如归。这样就能从名利、是非、情欲的纷扰中解放出来,超凡脱俗,摆脱人事所累,达到“无我”境界。
再一个层次是指超越“非我”(客观)达到“大我”(天地人一体)。人不能在真空里生活,总是生活在“非我”的客观世界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客观必然性的支配与束缚。不受外界影响与限制的“世外桃源”,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是人的思想、精神又可以超越“非我”,超越外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从“必然王国”进到“自由王国”。冯友兰先生谈及人达到这种精神境界时写道:李商隐有两句“永忆江湖为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意思是说,他总想着在老年的时候,退休隐居于江湖之上,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带着整个世界进入一只小船之中。……这可能吗?这是可能的。他所说的整个世界就是他的整个精神境界,其中包括了他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了解和体会。”[27]这种精神境界我称之为“大我”,即人的思想、精神摆脱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从客观必然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走向“自由王国”,这就是精神所追求的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
人们常常引用康德的一句名言:有两样东西,使人们心中充满赞叹和敬畏,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28]对这句名言,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提出不同看法。如果从人的精神境界的视角来解读,我认为:人们赞叹与敬畏“我头上的星空”,是因为它那种无限、辽阔、深邃,它那种庄严、圣洁、自由,启示人们要胸怀宇宙,向往未来,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人们赞叹与敬畏“我心中的道德律”,是因为道德律是人的自律,是人为万物之灵的根本所在。它告诫人们要立足于现实,做遵循道德律的自由人。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告诉人们既要脚踏实地,按道德律行事,又要仰望星空,追求未来与远大理想的精神境界。
[1][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20页。
[2][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38页。
[3][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4页。
[4][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22页。
[5][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0页。
[6][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38页。
[7][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1页。
[8][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57页。
[9][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64页。
[10][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97页。
[11][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79页。
[12]《传习录》下。
[1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37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4]《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集》,33页,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2。
[15]《老子》第一章。
[16]《庄子·知北游》。
[17]《老子》第四十二章。
[18]《老子注》第十四章。
[1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109~110页。
[2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380页。
[21][德]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1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25][德]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18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26][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20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25页。
[28][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