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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歌生成四要素 感物吟志（第1页）

二、诗歌生成四要素:“感”、“物”、“吟”、“志”

刘勰《明诗》篇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是对诗的生成过程的简明的理论概括。这里作者提出了“感物吟志”说，对诗歌创作中四要素，即客体的对象“物”—主体心理活动的“感”—内心形式化的“吟”—作为作品实体的“志”，联为一个整体，并且揭示了四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很有理论价值的。在这段话中，“感”、“物”、“吟”、“志”四个字及其关系特别重要，应加以阐释。

第一，先说“感”。“感”字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多次出现。其中有:

“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辨骚》）

“志感丝篁，气变金石。”（《乐府》）

“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神思》）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物色》）

“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物色》）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

“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祝盟》）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风骨》）

“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丽辞》）

这里十处用了“感”字，除第八处“感激”是“感动激奋”的意思，第九处“化感”是“教育感化”的意思，第十处“类感”是“以类相感”的意思外，前六处所用的“感”，大体上是相似的，是指诗人之创作心理活动的“感”。第五处，表面是说“微虫”、“入感”，但我们读下文就可知道，作者的意思是，“微虫犹或入感”，那么有美玉般“惠心”的人，就更能被周围的物色所感召了。所以刘勰在多数情况下，是在强调主体的微妙的心理活动的意义上来用“感”的。诗人能“感”，是因为先有“情”，“情”是先天的，《礼记·礼运》:“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七种感情是天生的秉赋，是不需学习的。“人禀七情”才能“应物斯感”，“情”是“感”的前提条件，没有情是不能“感”的。那么“感”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感应”、“感发”、“感动”、“感兴”、“感悟”，而后有感想、感情、回忆、联想、想象、幻想等。“感物”也就是“应物”，是接触事物，“应物斯感”，意思是接触到事物而引起主体思想感情上的相应的活动，产生感想、感情、回忆、想象、联想和幻想等。《全宋文·傅亮·应物赋序》中“感物兴思”，较清楚地说明了“感”的功能。所谓“兴思”，即接触物色后心理的活跃状态。值得说明的是，刘勰所说的“感”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是中介环节，一边是先天的“情”以及对象“物”;另一边是作为诗意生成的“志”，中间就是“感”的环节，这是诗的生成的关键。还值得指出的是，刘勰这里所说的“感”，与现在我们所说的“反映”，是有很大不同的。“反映”，确有复制、再现的意思。文学反映论是西方的“知识论”[2]在文学艺术理论领域的反应与折射，换言之，在西方的思想家看来，文学艺术也是一种知识形式。黑格尔早就说过“反映”即再现、复制的意思。列宁的“反映”论，也说反映虽然不是“等同”被反映者，但“反映是对被反映者近似正确的复写”。无论是忠实的“摹仿”、“再现”，还是“近似正确的复写”，其结果是偏重客观知识的获得。但中国古人所说的其中也包括刘勰所讲的“感”，并不是“再现”、“复制”、“复写”、“摹仿”的意思，而是由对象物所引起的一种微妙、神秘、诗意的心理活动。中国古代并不像西方那样把文学艺术归结到“知识论”的范畴内，而主要归结为“人生修养论”范畴，因此古代文论中虽有“再现”的思想，但并不突出，突出的是刘勰这里所说的“感”——感应、感发、感悟、感兴等。有的学者用陆机《文赋》中如下的话来解释“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也就是强调对象物的形状与内心的感情相对应，这是比较合理的。其实《文心雕龙·物色》篇提出的“阴阳惨舒”说也许更能说明中国古代的“感”的内涵:“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这些说法更具体说明了东方的“感应”与西方的“反映”是不同的，“感应”不是像反映那样忠实地复制外物，它不是镜映过程，而是在对象物的引发下的情感的对应、摇动、活跃、兴发过程，这是诗人接触到对象物之后一种比反映活动更为广阔、无限、微妙、神秘，同时也更具有诗意的心理活动。例如，“阴”与“惨”相对应，“阳”与“舒”相对应，一片叶子发芽或凋落足以引起诗人的遐想，微小的虫声也足以引起诗人感情的波澜，这不是一种很有诗意的又很神秘的心理活动吗?中国诗学注重“兴”这个范畴就与东方式的心理活动“感”有很大的关系。傅亮的“感物兴思”的说法，也可以理解为强调感物与“兴”的关系。在情、物与志中间有一个“感物”的中介环节。有了这个中介环节，诗人的审美心理被激活，出现了“联类不穷”的活跃状况。刘勰说:“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就是说诗人的“情”受对象“物”的引发而产生的心理活动，生成了“志”，这是诗的创作的自然的规律。

自刘勰在诗歌生成论上总结出“感”这种心理活动后，中国古代的诗论对“感”的解释和运用就越来越自觉了，其中比较突出的有: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

“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杜甫:《上韦左相二十韵》）

“凡所为文，多因感激。”（元稹:《进诗状》）

“感物造端，发为人文。”（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三五）

“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杨万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

“天下无不根之萌，君子无不根之情，忧乐潜于中，而后感触应之外。”（李梦阳:《梅月先生诗集序》）

在这些论述中，“感”作为中国诗歌创作论的主体审美心理活动概念，获得了发展与完善。“感”成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