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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基本理解（第1页）

二、我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基本理解

（一）刘勰其人

根据《梁书》列传记载:刘勰，字彦和，原籍山东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人。其祖在永嘉之乱时南迁，侨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其父曾官至“越骑校尉”（统率骑兵的武官），但过早去世。在刘勰20岁左右时，其母也去世，家境更为凄凉，“家贫不婚娶”。但刘勰从小就很好学，他曾跟随当时定林寺的僧祐学习并校订、编定佛经，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遂博通经纶”，当时定林寺的经藏，就是刘勰编定的。刘勰一生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他约33~34岁时，撰写了长篇论文《文心雕龙》（约4万字）。他的这部著作，虽然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但从《原道》《宗经》《征圣》诸篇看，还是偏重于遵从儒家经典，讲究“述志为本”，对当时流行文学追求形式美的倾向有所批评，所以不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因此“未为时流所称”。但刘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2]这段文字为唐人姚思廉所写，似有些疑问。沈约在梁代官至尚书令，领太子少傅，而且是当时文坛领袖，其文学主张与刘勰不同，大力提倡骈体文，讲究“四声八病”和用典等，是当时文学新声的代表人物，怎么会觉得较为守旧的《文心雕龙》“深得文理”呢?而且把《文心雕龙》“陈诸几案”，随时翻看。难道他就看不出刘勰的著作实对他所喜爱的时文的文风，即过分形式化表达了不满吗?当然，这里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沈约根本没有看，所谓“深得文理”的说法是写《梁史》的姚思廉杜撰的;第二种可能是沈约看了，沈约本人在主张文风变革的同时也仍然信奉儒家思想，所以对于刘勰这部“唯务折衷”的书，在古典与新声之间徘徊的书，也就有同感，并加以肯定;第三种可能是沈约看了，他对于这部用漂亮的骈体文写的著作，从他的重形式美的探索的观点出发，加以赞赏。刘勰的《文心雕龙》五十篇的确是骈体文的典范，有些篇如《神思》《物色》诸篇，写得跟诗一样美。刘勰写骈体文章在当时就很出名，《列传》中说:“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在这三种可能中，我是比较赞成第二种可能的。

刘勰撰写《文心雕龙》，与他的人生观有关。他承继了古人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他想到，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要“立功”，驰骋战场，统一天下，是他做不到的。“立德”，这虽然很重要，也能做到，但他觉得自己人小言微，影响有限，于是他想到“立言”这一条路。他在《序志》篇说得很清楚:“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踰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在七岁时，梦见彩云像锦绣一般，便攀上去采它。等我过了三十岁，则曾梦见拿着朱红漆的礼器，随同孔子南行。早上醒来，高兴极了。伟大的圣人是很难见到的，竟然在我这样普通人的梦里出现了。自有人类以来，还未有孔夫子这样的人。敷陈赞述圣人的微言大义，最好是注释经书，可马融、郑玄等人，已阐述得很精到，我即或有深解，也不能自立一家了。马融注《孝经》《尚书》《诗经》《易经》等。郑玄是马融的弟子，给《论语》《尚书》《毛诗》及“三礼”作注。只有文章的作用，可以成为经典的旁支;五礼靠它来完成，六典靠它来施行，君臣的政绩能宣扬出来，军国大事能昭示天下，与文章有关，但是文章的本源还在经典上面。这也就是说，刘勰决心走立言这条路，写出能够传世的文章来，这样他就可以“不朽”了。

梁代天监初年（公元502年），刘勰“起家奉朝请”，开始做官，最初是没有实缺的官，其后，也当过一些有实缺的小官，如他曾当过浙江衢县县令。最有意义的是他曾当过昭明太子“东宫通事舍人”（管理太子文书的官职）。昭明太子萧统曾编过“文选”，喜爱文学，对精通文学的刘勰也自然格外喜欢。刘勰经常能和昭明太子谈诗论文，这可能是他生活最为愉快的几年。他为官如何，已不可考。列传中只提到一件事，他曾建议在祭天地时，不用猪羊，只用蔬菜，他的建议被采纳。在他67岁那年辞官，回到镇江，在定林寺出家，于第二年逝世。如果刘勰不出去当官，继续写他的第二部、第三部《文心雕龙》，那么他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将更丰富。

（二）刘勰《文心雕龙》成书原因

据清代学者纪昀考证，刘勰在齐代末年完成了《文心雕龙》的写作。刘勰的《文心雕龙》能够得以成书，我们认为有时代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人方面的原因。

刘勰生活于南朝宋、齐、梁时期。这三个朝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几个朝代。政局多变，战争频仍，内乱不止，统治残酷，人民流离失所，或惨遭随意杀戮。那些统治者忙着夺权，对于士人的言论作为，只要不妨碍他们的统治，不对他们说三道四，一时也不多限制，这就给士人留下了思想活跃的空间。刘勰《文心雕龙》的写作，也是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相对活跃的情况和文学的发展相联系的。这里我想指出五点。

第一点，思想活跃的社会环境。

自东汉以来，“独尊儒术”已不可能，这主要是因为经过了西汉和东汉几百年的保守的统治，儒家的伦理规范已成为教条，既然是教条就没有生命力，就迟早要遭到人们的反对。特别是黄巾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打击了儒家的权威。随后是董卓之乱和曹操专权，也使儒学声名扫地。像曹操专权后，“他立法是很严的……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曹操）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3]在知识界，对儒家学说产生怀疑。东汉时期就出现了许多“名士”，他们敢于批评当时的政治，成为当时政府的反对派，政府就说他们是“党人”，把他们禁锢起来。这就是东汉历史上的“党锢之祸”。尽管有党锢之祸，还是有人要冲破名教和礼法，说一些违反儒家伦理的话，如曹操要杀孔融，叫一个名叫路粹的人揭发孔融的罪行，路粹就揭发说:孔融曾讲过，父亲对儿子有什么亲?实际上当初不过是发泄性欲而已;儿子对母亲有什么亲?比如一个东西寄在一个瓶子中，当那个东西拿出来之后，就与瓶子脱离了。（“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当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见《后汉书·孔融传》）孔融说的话不一定对，但它是反儒家名理的。曹操借儒家的孝道杀孔融，也并不表明曹操对于儒家的教化有多么的崇奉，他自己的不少诗文与儒学无关，甚至是直接违背儒学的。例如，大家都知道曹操的《选举令》《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这些“令”的核心就是取士不废偏短，不问德行唯才是问。因为曹操一生讲的就是“以权术相驭”，并不拿儒家思想当一回事。曹魏时期的“竹林七贤”的重要人物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直接讲出了反儒的思想。我们举这两个例子，是要说明东汉末年以来，儒家伦理教条的没落，人们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欲望，发现了情感，发现了个性等，思想日益活跃，各种思想的竞争，是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刘勰生活的宋、齐、梁。各种思想多元并存和竞争的局面不能不影响刘勰，不能不影响他的《文心雕龙》的撰写。刘勰对儒家的经典既有遵循和学习的一面，又有补充和发挥的一面，对当时流行的“新声”也有所批评，又有所肯定。他的《文心雕龙》既是对前代文论的总结，又是对他所处时代的文学实践的理论概括。

第二点，谈玄之风的影响。

玄学是魏晋时期以“名士”为核心而创立的一种哲学形态，它崇尚超乎形质与经验的玄远，以老庄学说和佛学中的一些命题为谈资，用清谈的抽象的方式，着重谈论的问题有“有无之辨”、“名实之辨”、“才性之辨”和“言意之辨”等。玄学的兴起与上述“党锢之祸”有关，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于是士人远离政治生活，明哲保身，转向清谈，这也是“隐”的一种方式。如果说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话，那么以王弼和何晏为代表的另一些士人就归隐于玄谈。另外，门阀制度的兴起与巩固，大地主贵族养士之风日盛，也为清谈的玄学提供了基础。玄学具有对儒家正统观念的解构作用，可以说粉碎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理论基础，使人的精神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因为玄学将世界上任何事物，大至天地宇宙，小至花鸟鱼虫，都作为玄思的对象加以把握，从而大大突破了传统儒家道德伦理精神的狭小天地，实质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在玄思中，人们可以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忘记尘世的烦恼，进入一个自由的审美境界，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感觉去面对世界的有与无、名与实、才与性、言与意、形与神、俗与雅、乱与治、功与罪、好与坏、美与丑、入世与出世等，并根据自己的感觉和思考做出自己判断，这在当时是思想界的一件大事。玄学的兴起和佛学的引进相互促进，这主要是为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社会思想的氛围，对当时文学艺术的发展、文论的发展是特别有益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本身不是玄学，更非佛学，但谈玄信佛的氛围给《文心雕龙》这样的文论著作的产生带来了一个多元思想并存的良好环境。作者可以在谈玄之风的影响下，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具体的考察，展开自己的独特思考。

第三点，“文学的自觉”给文论发展带来生机。

魏晋时期，在曹氏父子的提倡下，出现了刚健的建安风骨，文学被看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同时;又从艺术创作角度提出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的观点。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创作个性得到承认。其后，宋明帝在儒学、玄学、史学之外，另立文学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齐以来的文、笔区分，梁元帝《金楼子·立言》云:

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

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文、笔之分，在当时成为一种通论，这对文学来说是很大的事情。虽然，我们仍然不能把文笔的区分等同于现今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但文笔的区分推动着文学从此前的依附状态中“独立”出来了，它标志着“文学的自觉”（鲁迅语）时代的到来。后来昭明《文选》中的选文就以诗赋为主，不选经书，不选诸子，不选史传。文学的自觉给文论带来了生机。“文学的自觉”实际上有深刻的历史内容，在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的文论实际上是儒家的教化理论的附庸，道德论是文论中的主导内容，个人的审美自由所占的比重较少，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儒家经典的衰落，文学和文论都出现一个转折，即从儒家教化论到审美论的转折，主要的标志有两点:一是重视个性情感的表现，所谓“文以气为主”（曹丕），所谓“诗缘情而绮靡”（陆机）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的说法，这种说法大大超越了“诗言志”和“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的“美刺”的功利文学理论;二是重视作品的形式美，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萧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的说法。《文心雕龙·序志》提出“剖情析采，笼圈条贯”，强调“物以情观”，强调“情者文之经”，强调“情”与“采”的关系，就是大体上沿着“文学的自觉”的道路前进的。可见“文学的自觉”给文论著作的产生，带来了推动力和必要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心雕龙》是那个时代文化的产物，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第四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引发了刘勰的思考。

任何时代的文论都与那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密切相关。刘勰生活的时期去魏晋不远。因此，刘勰对魏晋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怎么评价，直接体现了他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取向。换句话说，刘勰正是对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有思考、有看法，心中蓄积了不满，这才使他的《文心雕龙》成为不得不说的话，有现实针对性的话，有时代特征的话。

那么，刘勰对于魏晋以来的文学是怎么看的呢?《文心雕龙》一书涉及的作品种类很多，我这里主要阐述刘勰对魏晋以来诗歌作品的评价。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变化，因为它摆脱了汉代以来章句之学的烦琐解释，诗人们对于自己的情感、欲望、追求和理想有了自觉，思想大为解放。刘勰对于建安文学是大加肯定的。《明诗》篇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意思是，到了建安初期，五言诗蓬勃涌现出来，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在文学的道路上纵马奔驰而有节制，王粲、徐幹、应玚、刘桢，望着前路争先赶上去。这都是爱赏风月，游玩池苑，叙述恩遇和荣宠，写出酣乐的宴会，慷慨地逞气势，激越地骋才力。书写情怀，陈说事理，不求纤密细巧，运用文辞，描摹形貌，只求显著鲜明，这是一致的。刘勰对于建安文学的评价，从题材上面，指出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从文风上肯定其“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刘勰的这个评价揭示了建安文学内容可取，特别是文体上有风骨，刘勰对此赞赏有加。但从现在的观点看，这段话里不是没有问题:第一，没有提到曹操，没有提到他的诗，这是一个有意的遗漏吗?第二，曹操、曹植最值得肯定的是描写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的诗篇，如曹操的《薤露》《蒿里行》《步出夏门行》和曹植的《送应氏》这样社会内容深刻的作品，都未提到。这说明刘勰的文学观念中比较看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和艺术表达的健康，而非文采的声色和藻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可能就是刘勰的一种审美理想。

晋代谈玄之风盛行，这对文学有何影响呢?刘勰《明诗》篇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这意思是，晋代的许多作家，稍稍流于轻浮绮丽。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这些诗人在诗坛上不相上下，文采比正始作品繁富，可艺术力量比建安作品柔弱。有的剖析辞藻以为精妙，有的追求音节以为流美，这是大概的情况。东晋的创作，陷在清谈风气里，讥笑致力政事的志趣，极力推崇忘却世情的空谈。袁宏、孙绰以下，虽然各人都有些雕饰文采，可是志趣一致，没有谁能够跟他们争为雄长，所以郭璞的《游仙》诗，辞义挺拔成为杰出之作了。看得出来，刘勰对西晋和东晋的文学发展不满意，主要是因其文学作品的内容充满空谈，而文风上面美是美了，却比建安文学要纤弱无力。

总之，用刘勰在《序志》篇的话说，近代文学，“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他在创作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并为之感到深深的忧虑，不能不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以回答问题、解决问题，并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