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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革命精神（第1页）

三、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革命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遭受外敌侵略的同时，还遭受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军阀势力的压迫，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有北京人民的身影，特别是有北京工人阶级的身影。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北京地委在知识分子中大力发展党员，同时更加重视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注重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员。1921年秋，中共长辛店机厂党小组成立，翌年改为中共长辛店机厂党支部，是为北京地区最早的党的基层组织之一。1925年，中共西直门火车站党支部成立。以后，前门火车站党支部、永定门车站党支部、南口特别支部、门头沟特别支部先后成立[69]，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党组织在工人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不断壮大力量，为以后领导工人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为了更好地动员和领导工人群众开展斗争，中国共产党还组建了中国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自1921年下半年起，先后领导了以争取工人的经济权益为主要目标的八条铁路的罢工[70]。这八条铁路的罢工有三条与北京有关，即京奉、京汉[71]、京绥铁路罢工。这些罢工强烈体现了改变工人阶级苦难现状的革命精神。例如，京绥铁路的罢工口号是“工人罢工是为了要活下去，不要饿肚子干活，要他们把我们工人也当人看”[72]。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条件有“加薪”，“凡工人因公受伤者，在患病期间，应该发给工薪”[73]等。京绥铁路罢工是要求发放拖欠的薪金[74]。这些罢工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其中尤以京汉铁路罢工的效果明显，工人组织迅速建立起来，到1922年4月，全路已经建立了16个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达3万多人。

1922年春，北京政局发生了变化。刚刚控制了京畿地区的直系军阀力图向交通系把持的铁路系统伸展势力，为此吴佩孚通电全国高唱“劳工神圣”，企图争取包括工人在内的更多社会力量的支持。然而吴佩孚的这种表面文章，却为发展工人运动创造了可以利用的条件。李大钊看准时机，立刻与吴佩孚会面商谈工人权益问题，最终双方议定可以将工运干部派往各线铁路，以利争取劳工权益。北京地区的工人运动乃借此有利时机迅猛发展起来。根据形势的这种有利变化，中共北京地区的党组织立即决定趁势将工人运动推进一步。1923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召开会议，总结了上一年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教训，决定今后不但要组织工人开展经济斗争，还要组织工人开展政治斗争，在斗争中要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力的口号，要充分利用吴佩孚的姿态推进工人运动和反帝反军阀斗争向纵深发展。

1923年年初，京汉铁路沿线工会基本建立齐全，迫切需要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于是工人群众就要求成立全路总工会。同年2月1日，各路工会代表齐聚郑州，准备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但却遭到了军阀吴佩孚的粗暴干涉而未果。当晚，总工会秘密集会，决定举行政治罢工，“谨决于本月4日午刻宣布京汉路全体总同盟罢工”[75]。又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领导全路罢工。罢工委员会一成立，立即决定号召全路工人“我们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决无后退”。“又议决提出五项要求，并即日正式发表宣言”。这五项条件包括赔偿开成立大会的损失，归还扣留的物品，每星期休息，但照发工资等要求，还提出“不达到下列条件，决不上工”[76]。2月4日，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全路罢工爆发，“那天上午九时，中段罢工；十时南段罢工；十一时北段罢工。不到三小时，全路罢工了。至十二时，所有全路客车货车一律停止。”[77]罢工当日，长辛苦的铁路工人举行了全体大会，“到会者三千余人，主席报告总工会命令毕，群众热烈赞成，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78]。之后的两天，长辛店京汉路罢工工人不顾军阀的武力威胁，继续坚持罢工。

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后，列强驻北京公使团非常恐慌，赶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终商议决定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以高压态势胁迫其采取行动镇压工人的罢工。汉口方面的英国领事也紧急召集当地的西商开会，讨论应付罢工之策。在帝国主义的强力压力下，又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吴佩孚最终下令于7日南北一起下手，武力镇压工人罢工。实际上，6日晚，驻长辛店的军警就抢先抓捕了共产党员史文彬、吴汝铭等工会干部共11人。次日，“工人群众三千余人，齐集军营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一致高呼‘还我们工友！还我们自由！’军队向群众开枪，弹如雨下，继以马队践踏，数千工人纷纷倒地，结果死四人，重伤者三十余人，轻伤者无数。军队更乘机大抢，任意杀人，居民纷纷闭门，全市秩序大乱。”[79]当时北京地区的中共负责人之一罗章龙的回忆与邓中夏有细微差别，他的回忆是牺牲了工人纠察队长葛树贵等五人，负伤29人，还有20余人被捕[80]。但不管细节出入如何，总体上都是有罢工工人伤亡，且数目不小。与此同时，军阀还在京汉铁路其他路段大开杀戒。总计全路死难包括施洋、林祥谦等在内的烈士40余人，“入狱百人，负伤者500余人，失业兼流亡估计将达1000户，家属牵连被祸者不计其数。”[81]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二七”大罢工在北洋军阀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它是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的**，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显示了北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为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树立了榜样，奠定了北京工人不屈的革命精神基础。在此后的岁月里，北京工人阶级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彰显的革命精神为榜样，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艰难岁月里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1925年11月，财政部印刷局[82]职工奋起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举行了要求发放拖欠工资的斗争[83]。这月底，北京总工会领导了旨在争取工人群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的游行，并提出要打倒“媚外政府和媚外军队”。对于工人的斗争，北洋政府十分恐惧，立即派军队包围了游行的工人群众，并大肆抓捕工会会员，抢夺工会旗帜，打伤工会保卫队多人，还查封了工会办事处。为了和北洋军阀做坚决斗争，北京总工会特别于12月10日发表了致警卫总司令的一封公开信，号召人们“推翻媚外政府，组织人民政府，颁布劳动法，还我人民自由，许我工会公开，释放被捕会员及职员”，并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宣布“劳动群众愈受压迫，愈受逮捕，愈是提高努力奋斗的速度”[84]，表达了北京工人斗争到底的决心。翌年1月1日，北京总工会公开发表成立宣言，与北洋政府封禁总工会的行为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北京总工会实际上已有八九个月的历史，不过因受反动势力的压迫，经过这么长久的奋斗，扩大了坚强了我们的组织，到今天才公开”。公开亮明身份的北京总工会号召北京工人，都赶快团结到北京总工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共同为工人自身的解放奋斗，并且提出要“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反对带活制（一人兼二人工作）！减少学徒年限！学徒须给工资！星期休息一日！放假不得扣薪！不得任意开除工友！规定劳动保护法！颁布工会条例！废除治安警察法！承认工人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之自由！”[85]，北京总工会这个号召，一方面表现了北京工人的坚强斗志，另一方面则涉及工人的经济利益，还涉及了政治上的斗争，表明北京工人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以及誓为工人自身以及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坚决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的决心。

1948年10月[86]，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的领导下，中共北京市政工人工作委员会领导北平全市3000名电信工人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八一九限价”、争取救济、保障基本生活的“饿工”斗争，在国民政府当局拒绝了工人的合理要求后，10月27日，全局3000多工人团结一致，共同行动，举行了电信罢工，北京的通信因此立刻陷入瘫痪，电信维修也全部停止了，沉重打击了当局的统治秩序。经过19小时的罢工斗争，北平当局最终基本答应了电信工人的要求，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87]。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北京工人还通过各种方式开展了保卫家园、迎接解放的英勇斗争，同样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

在门头沟，敌208师在溃逃前向矿区运来了大量炸药，企图破坏矿井。广大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护矿斗争。工人们说：“矿井是我们用血汗开建的，矿区就是我们的家。我们要用生命保护矿区的一切设施，以实际行动迎接北平的解放。”[88]工人们组织了护矿队，日日夜夜站岗放哨，守卫在矿井旁，注视着敌人的行动。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团结战斗，粉碎了敌人破坏矿井的阴谋。[89]

在石景山钢铁厂，南京国民政府曾密令该厂经理把机器拆迁南运，工人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怠工，阻止了其南迁的计划。石景山发电厂则成立了护厂委员会，提出了“大烟筒不能倒”的口号。解放军打到发电厂时，护厂委员会及时联系了首先突进厂的8名解放军，并派出一名熟悉地形的工人做向导，配合部队消灭了在厂内地堡中负隅顽抗的敌人，解放了发电厂。在工人的英勇保卫下，厂内机器设备完好无损，发电没有受到影响，保证了解放后的北京城内供电[90]。

在北京印钞厂，工人组织了护厂小组，成立了护厂队、纠察队，全体工人轮流值班放哨，保护工厂。并且立下规定，厂方不得私自处理厂内大事，遇事要与护厂小组商议，任何人包括厂长进出厂门必须经护厂队检查，不准携物出厂。这样，当国民党令厂长将厂里的一架全国唯一的“万能雕刻机”空运上海时，受到了护厂队的坚决抵制，工人说：“人在，机在，我们护厂队负责保护”，并将“万能雕刻机”和其他贵重设备搬运到大楼最底层的保险库房，由护厂队员日夜站岗看守。最终，工人群众粉碎了国民党将机器南迁的阴谋，保证了解放后工厂及时恢复生产，成为北平地区恢复生产最快的工厂之一。[91]

解放前夕，北京各工矿企业普遍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护厂队等工人组织，负责保护工厂的工作，防止国民党溃逃前的破坏，迎接北平的解放。工人阶级是北平顺利和平解放的重要力量之一，也是北平在和平解放后能迅速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力量，是保证北京经济平稳发展，并尽全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社会力量。没有工人的英勇斗争，就没有北平的顺利解放，也不可能有北平解放后的平稳过渡。

以上是关于工人阶级的阶级品格和战斗精神在北京工业发展史上的表现的概述。对于此种品格的产生，以往学界从阶级分析角度、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角度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产生了很丰富的学术成果。工人阶级这种阶级品格与革命性的形成确与其阶级地位有关，但同时也与工业社会的形成特别是工业生产的特性有关。

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他们“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的领导力量。”[92]工人阶级革命性的产生，是工人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及所遭受的压迫的反映。关于这个问题，马列经典作家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透彻了，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现代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的还要快”[93]。马克思还进一步阐述说：“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94]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指出，工人阶级“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95]。由上可以看出，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认为工人阶级是全社会中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阶级，他们没有财产，没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双手的劳动度日。他们也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极其困苦，政治上备受压抑。

具体到北京工人，同全世界、全中国的工人一样，是社会中最贫困的人群。对此，1926年北京总工会成立宣言中表达的很清楚：“我们北京工友，受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压迫，真是苦不可言。我们一天的工作，平均十三小时以上，而我们的工资，却平均不过十七八元，还有少到一元的。不但星期没有休息，并且告一点钟的假，要扣一点钟的钱。还有那惨无人道的‘带活’，使我们一人做两人的工作，却不能得到两人的报酬。”[96]也就是说，北京的工人同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工人一样，同样过着超常时间劳动、只有极少报酬的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并且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但压迫越深，反抗越烈。“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97]。由于工人阶级“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98]。“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99]总之，工人阶级鲜明的革命性品格，源自他们所遭受的深重压迫，源自他们对改变自身处境的渴望，以及对自由、幸福的渴望。由一贫如洗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地位所决定，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又由于他们一无所有，没有任何财产的顾忌，他们的革命性又特别彻底，因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00]。

但是，仅仅有对自身命运的关怀和由此产生的反抗斗争，工人阶级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阶级的，也是不能真正实现自身解放的。工人阶级必须形成规模，工人群体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成为一定的社会力量，才能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也才能使自己的行动影响社会的走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什么都重视研究工人数量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在多篇文章中都阐述过工人的诞生和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最终形成阶级的问题，而且认为具备一定的数量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取得成功的基础之一。[101]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也谈到了工人阶级的数量问题，“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102]工人阶级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产生阶级的力量，这个数量可以不是很多，但是太少了显然是不行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具备了一定的数量、有强烈的反抗要求也还是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阶级的，他们的行动也不能因此引导自身走上最终解放的道路。只有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103]。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必须有先进思想的武装，才能依靠阶级的力量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并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在中国，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传进来的。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并且开始传播到工人中去。五四运动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新起点，“广大知识分子在‘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的声浪中逐渐改变着对劳动人民的看法。不少先进分子主动接近工人，到工矿去了解工人生活和劳动的状况，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104]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用先进理论武装工人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他们通过办刊物、办工人夜校、宣传演讲等方法，在工人群众中做了大量启蒙工作。具体到北京地区，以京汉铁路大罢工为例，这次罢工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顶峰，与大量先进知识分子在工人中做的大量启蒙工作有重要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何长工在回忆录中说：“在五四运动的群众**过去后，我们立刻展开了在工农群众中的活动，主要是搞宣传。……打着长辛店救国宣传队的旗子，三五个人一组，到车间或下乡去做宣传工作。”毛泽东也于1918—1919年两次到长辛店，“他先到工厂里去，在职工群众中寻东问西地，从生产细节到工厂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水平，做了详尽的调查”，“那天晚上他坐在我的炕上纵谈天下大势和应该怎样唤起工人，说这是救中国的路。”[105]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启发工人的觉悟，先进的知识分子还在长辛店开办工人夜校，成立工人俱乐部，出版《工人周刊》，力图运用这些手段和方法，宣传教育更多的工人，取得更大的效果。长辛店工人夜校的创办者邓中夏回忆说：“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果然不到半年，5月1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106]正是由于先进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启发了工人的觉悟，才最终爆发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给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利益以沉重打击。

上述研究重点均从工人阶级阶级性的角度展开，阐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精神与形成的根源。的确，上述条件确为是工人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要件，如果没有先进理论的武装，工人阶级仍然是自在阶级而非自为阶级。然工人阶级诞生时社会上存在很多阶级，为什么这些要件发生在了工人阶级身上？为什么先进知识分子要在工人阶级中开展工作？显然，这与工人阶级自身的特质有关，而工人阶级的特质的形成，则是工业生产型塑的产物。

从前述北京工人的革命斗争历程和经典作家的阐述看，工人阶级有下列突出特质：达到一定的数量，形成革命战斗力；有突出的团结协助精神和团队意识；有严明的纪律性和时间观念。如果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特质都与工业社会和工业生产有关，都是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工业社会的形成而形成并强化的。

从工人阶级数量增长的轨迹看，工人阶级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他们是随着大机器工业的发生而诞生的。之后，大机器工业以其先进生产力的旺盛生命力，不断掠地扩土，席卷一切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前中等阶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107]机器工业的发展不断消灭着城市的各个落后阶层，机器工业还不断蚕食农业，蚕食农村，农民进城务工逐渐成为人们热衷的现象，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108]在短短二百年的时间里，工业社会逐渐代替了农业社会、工业生产逐渐主导了社会生产。这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所有落后的生产力都在大工业的进攻面前落荒而逃，工人阶级的队伍因此不断壮大。

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此，近代以来，随着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生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其中19—20世纪之交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从1843—1893年，全国城镇人口由2072万增加到2351万，平均每年仅递增2。5%，城镇人口由占全国人口的5。1%上升到6%；1894—1949年，城镇人口逐渐增加到5763万，为1893年的2。5倍，年平均递增率也提高到16。1%，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上升到10。6%”[109]。而仔细审视中国历史的发展就会发现，19—20世纪之交正是中国工业化加速的时候，特别是经过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民族工业黄金发展时期，中国的机器工业迅猛发展，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大大提高。到1920年左右，中国的近代工业总产值从洋务运动开始时的微不足道，发展到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78%。到1936年日本全面侵华前，近代工业总产值又增长一倍以上，已经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10。8%了，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又增长到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110]。显然，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工业生产的发展是同步的，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工业人口增长的结果。具体到北京，绪论已叙及，北京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显然与北京工商各业特别是工业的大发展的有关。既然机器工业的发展是不可抗拒的潮流，那么工人数量的增加就是必然的了，工人发展到一定数量，并形成阶级去战斗也就会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工人阶级行动中呈现的鲜明的团结协助精神，更是体现了工业生产的特性带来的影响。这种精神是机器工业生产发展的产物，“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他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由蒸汽机推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划桨船和帆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机也越来越占统治地位，他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个人的独立活动。”[111]工人的大规模聚集是机器生产的产物，在机器大生产中，复杂的机器和环环相扣的工序，需要大量工人聚集在一起，联合起来协同生产，否则生产将无法继续，遑论完成生产。这种联合生产又是必须团结协调的，步调一致的，无论什么工序的工人都要抛开过去惯有的思维模式，譬如地域区别、族群区别等，服从机器的纪律，服从机器的秩序，任何人都不得有化外之图。因此，在大机器工业中，尽管工人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生活习俗和观念的区域，但是，在机器生产中都必须摒弃从观念到习惯的各种不同，协同行动，共同生产。

譬如，根据国民政府1937年的调查，平汉铁路[112]工会的理事会、监事会的负责人共17人，其中5人来自湖北，其余十二人来自河北。这种人员来源构成固然与铁路的位置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铁路职工来源中的地域开放性，12名河北的人员分别来自宛平、涿县、滦县、顺德、河间、郑县、肥乡、天津和大兴，遍布河北和今北京境内[113]。这还仅仅是工会负责人的情况，推及全路则情况更为复杂。平汉路共有工会会员16299人，其中来自湖北的3437人，湖南84人，河北8446人，河南3042人，广东59人，广西1人，山东208人，山西25人，江苏250人，江西32人，福建399人，浙江78人，四川18人，安徽139人，云南2人，贵州1人，甘肃5人，辽宁1人，陕西172人。[114]可见，平汉铁路工人来自五湖四海，涉及了全国19个省，不但有来自东部省份的工人，有来自中部地区的工人，甚至有来自广西、云南、甘肃这些僻远省份的工人。再看京绥铁路的工人构成，其理事会、监事会共有成员20人，分别来自河北、广东和甘肃[115]，亦表现了成员构成的多地性。这条铁路的统计资料没有其全部工人的籍贯统计，但是参考平汉铁路工人的构成情况，其工人的地缘构成也必定很复杂。再从事理事会监事会的代表性来推论，则其应当是不同地域工人推举的结果，代表了不同地区的工人，因此其全体工人来源的就应当不会是单一的。

以上是铁路行业工人的来源构成，窥一斑而见全豹，由此可知其他工业行业工人来源的复杂性。实际上，随着城市化的加剧，移民城市不断出现，来自各地农村的贫苦农民大多进入了工厂，成为产业工人，从而导致了工人地缘成分的复杂化。然大机器生产能够把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地域行为习惯、风俗习惯和不同思想观念的人连接在一起，让他们按照机器的统一命令行事，从而在长期的浸染中培养了集体意识和团结习惯。这正是为什么工人阶级举行罢工时能够纪律严明、一呼百应、统一行动的物质基础，正是生产方式的改变奠定的工人阶级的独特品格。

从工人阶级行动中呈现的严明纪律性和时间观念看，则更与工业生产的特性有关。当劳动者从不同的地方进入同一个工厂劳作时，必须按照统一的时间规范从事生产劳动。“就拿纺纱厂做例子吧。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工序才会成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技师进行日常检修，需要许多粗工把产品由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等。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机权威所决定的钟点开始和停止工作。……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雇佣工人的任何小资本家要专制的多。至少就工作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116]机器的性质、机器工作的连续性和连接性，都决定了工人必须服从一个意志，必须遵从统一的工作时间，在统一的时间点开始劳动，在统一的时间点结束劳动。在有些机器不能停止的地方则必须严格按规定时间交接班，保证生产的连续性。譬如钢铁厂的炼钢炉和炼铁炉就不能熄火停产，必须每时每刻都着火生产，一旦熄火就会导致炉壁因温度下降变凉而开裂，无法继续使用，如果欲继续生产就必须重新建构炉壁。再如铁路运营，不但需要铁路职工密切合作，准确调度、精确运行，而且需要所有乘坐火车的人的密切配合，他们也必须准时乘车，如果因不遵守时间而误点无法上车，则必须自己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后果。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时间观念强的物质基础所在，生产技术进步的基础所在。正是大工业的熏染，使得工人阶级天然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精确的时间观念，这些品格和观念必然会在他们维护自身利益和争取权益的斗争中表现出来，并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在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全路工人在三小时内就实现了全路的全面罢工，而这全路是长达1000多千米的铁路线。在这么漫长的战线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统一行动，这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一方面，这样的行动与现代技术进步有关，“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到达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117]，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说的话，发展到20世纪，这样的联合不但依靠铁路同时也能依靠电报、电话等新技术，运用这些新技术的工人，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做到统一行动了。另一方面，也与工人阶级在机器生产中养成的组织纪律性有密切而重要的关系，他们已经习惯于统一的行动，他们在工业生产中已经培养了严格的纪律观念和时间观念，而这正是他们与农民阶级行动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农民的生产主要是种植业，这种种植业具有个体生产的性质，特别是在中国，早在上古就形成了小农生产的模式。这种生产并不需要太严格的时间观念，一方面个体行动完全取决于个人意志，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性质又给这种个人意志提供了条件，即农作物的生产虽然有比较强的季节性，但是并不必须分秒不差，而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即可。譬如庄稼的收割时间一般要求在10天内完成。田间的追肥也是在一定季节内完成即可，今天施肥和明天施肥虽然有细微区别，但是效果差别并不是特别大，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即可，并不因为晚了几天而影响农作物的收成。这样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培养出强烈的团体意识、严格的时间观念和组织纪律性。所以，工人能够统一行动显然是大工业生产方式培养的结果。

在这样的品格基础上，工人阶级再得到先进理论的武装，明确自身的阶级性和奋斗目标，加之团体观念的培养，使之产生深厚的对本阶级兄弟的深切关怀，以及低下的社会地位和悲惨生活带来的反抗压迫的强烈斗志，工人阶级的鲜明的革命性的出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工业化后的工业遗产显然沉淀了这种大工业生产的品格，留下了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的足迹，是物化的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精神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