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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公众对老北京银行街认知情况的调查(第1页)

三、北京公众对老北京银行街认知情况的调查

在第一章的理论阐述中,笔者已经论证了工业遗产的整体性问题。我们认为,工业生产的运行不是孤芳自赏式的孤独存在,也不是世外桃源式的与世隔绝,任何一个企业乃至一个行业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其他企业和行业的同步发展,需要交通运输、电力通信、原材料供应、矿山开采、燃料供应、资金供应等行业的同步进步,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这正是工业社会的突出特点,也是工业社会区别于农业生产的鲜明特征。因此,对于工业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就必须考虑其整体性,如果只单独研究保护工业遗产中的一部分,将不能对工业遗产有全面的正确认识,都会使工业遗产失去其丰富的内涵,失去其具有强烈张力的外延。其次,这种工业遗产的整体性不但应当包括工业生产方方面面的关联,如行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联动,不但应当包括工厂内部的相互联系,如仓库、运输工具和运输道路以及工人食堂、休息场地、女工哺乳室、卫生洗浴设备等,还应当包括为大工业机器生产提供各种保障的外部环节,如市场铺垫和为工业生产提供巨额资金保障的现代金融机构——银行。

前文已提及,近代机器工业生产规模庞大,无论是企业的创建还是企业平时的运转,都需要数额巨大的资金支持。这样巨大的资金规模绝非小生产条件下一家一户或者几个商户合伙经营的资金就能解决的,也非传统的旧式金融机构——譬如中国的钱庄和票号、西方的中世纪银行[2]所能解决的,必须要有能够提供巨额资金支持的现代金融机构。适应大生产的这种需要,为现代机器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服务的现代金融机构——现代银行就诞生了。从工业遗产保护的角度看,现代银行不仅是工业生产得以运转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机器工业发生发展成果的重要组成。如银行建筑本身就是现代机器工业的产物,如图5-11的民国时期的大陆银行大楼,即是典型的民国建筑,其高度、坚固度和复杂构造,绝非手工业生产所能做到。因此,调查和保护近现代银行遗址,对于研究近现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近现代建筑工业的发展,进而对工业遗产的研究和保护都意义重大。但是,与工业遗产相比,近现代银行遗产的调查和保护的知名度更低,研究工作更加落后,甚至到了至今尚无人关注程度。因此,加强对近代金融业遗产的研究同样是工业遗产研究和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5-11位于今西交民巷东口的原大陆银行大楼,现为中国银行使用

本章所研究的老北京银行街,位于北京的市中心,在西交民巷及其南部地区。从地理位置看,这条街南临前门大栅栏商业中心,北靠权力中心皇家紫禁城,东面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外交中心——东交民巷,处于近现代北京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明代以来,这里就是北京的商业和金融业中心,曾经云集了大量商铺以及旧式金融机构——银号[3]、炉房[4]等。清末,新式银行业产生后,受到前门地区发达商业的吸引,便有大批近代银行在这里落脚,主要聚集在西交民巷及其南部的西河沿地区。在鼎盛时期,这里曾经聚集了二三十家银行,形成了北京地区的银行街。西交民巷乃至前门地区很快成为北京的金融中心,对近现代全国的金融业、工商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至今,这里仍保存着大量银行业的历史遗存。可以说,这条街巷见证了近代北京的历史变迁、工业发展和经济进步,是北京悠久历史文化的见证,是北京文化传统中少见的金融业遗产。

但是,由于北京历史悠久,特别是有着辉煌的古代历史,人们更加重视的是古代历史遗存和文化遗产,加上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和城市急剧扩容带来的空间需要,如今北京对现存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几乎只着眼于古代传统建筑,对民国时期的建筑,尤其是融合了中西风格的近代建筑的保护甚少。而作为北京现存为数不多的近代建筑群并拥有丰富金融业遗产价值的老北京银行街,竟没有被纳入《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和控制范围规划》[5],反而任其受到新时代风格的建筑和城市拆迁的冲击,不断遭到蚕食和破坏。

2005年,笔者在西交民巷考察,发现虽然银行街鼎盛时期的清中央银行——大清户部银行只剩下了几间房屋和西式大门,取义“永久坚固”的民国时期著名的金城银行[6]也早已泯没在城市的不断变迁和重构之中,但街区中的其余部分还保存相对完好,比较完整地保持着民国时期的面貌。街上民国时期的银行、店铺建筑依然矗立,虽然有些店铺已经成了民居,有些也改建成办公用房或者博物馆,但是建筑面貌、建筑格局没有改变,有些店铺的门楣上还依稀可见原来的商铺字号。但是,当2012年笔者再次来到西交民巷时,其状况令人大吃一惊,其面貌已经与2005年的情况大相径庭,一座新的仿民国建筑拔地而起,原先的银行街除自大陆银行至中央银行段保存相对完好外,其余建筑均已破坏殆尽,只有盐业银行、农工银行、交通银行、中华汇业银行等几个银行建筑孤零零地呆立在街边,周边的街市及各种店铺建筑早已不见踪影。随着周边环境的改变,现存的银行建筑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采,孤独地伫立在一片现代建筑的喧嚣中。虽然从这些银行旧址中仍然依稀可窥银行业在近代中国发展的迹象,但已无法重现完整的历史场景。目睹此景,心中如有刺痛阵阵袭来,环顾四周,形单影只,只能仰天长叹,痛感自己能力之渺小,惋惜之余慨叹历史遗存的悲惨命运。

再次走在西交民巷的街上,目睹大清银行[7]只有残存在门口的两座清代雕花石墩时,深切感受到了抢救老北京银行街的急迫性,希望对于银行街的破坏到此为止,不要再毁坏仅存的金融业遗存。为此,我们加快了研究的步伐,并展开了关于老北京银行街的民众认知调查。

(一)老北京“银行街”[8]的由来与影响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日本帝国主义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并要求在短期内全部偿清,本来就财政窘迫的清政府雪上加霜,财政收支面临崩溃。为了渡过难关,清统治者开始探索各种挽救财政的办法,其中之一便是期望通过设立银行来缓解危机。为此,时任中国电报总局总办、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的盛宣怀上奏云:“西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9],他建议清政府开设银行,并为自己设想的银行起名为中国通商银行。最终,清政府采纳了盛宣怀的建议,发布上谕令盛宣怀负责筹建中国第一家官办银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0]在上海宣告成立。尽管该行总行并不在北京,却如一花报春,引来了百花绽放。通商银行成立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银行,其中很多落户老北京银行街内,其中以户部银行、交通银行[11]为代表。户部银行由清政府筹资,于1905年8月创办,是清政府的中央银行,有铸币、经理国库和整理市场的权力,并由负责中央财政的户部管理。1908年,清政府实行官制改革,户部与财政处合并,建立度支部,户部银行乃更名为大清银行,户部银行的“所有营业仍照旧办理”[12],还在各地增设13个分行和35个分号[13],是为清末最大的华资银行,其对社会的金融流通和金融格局变迁都有重要影响。户部银行的出现,揭开了老北京银行街的序幕。紧随户部银行之后又有交通银行的开设。交通银行也是清政府筹设的国家银行,是邮传部为筹资赎回京汉铁路路权、充分利用交通系统的资金奏请设立的。开设之后营业范围也扩大到分理国家金库、办理国外款项等业务,是中国银行业发展早期的著名大银行之一。

1912年,民国肇建,北洋政府建都北京。由于首都的地缘优势,北京的华资银行发展迅速,银行数量不断增加。老北京银行街上先后出现了金城银行、大陆银行[14]、北洋保商银行[15]、盐业银行[16]等在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著名银行,西交民巷也由此逐渐发展成为国内主要银行的聚集地。

这个金融中心的出现对近代中国的金融格局、政治局面和民族工业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华资银行的大量涌现打破了外国银行、钱庄、票号三分天下的局面,开拓了中国金融业的新局面。进入民国后,钱庄等旧式金融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暴露出诸多弱点。票号则江河日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些形势的变化都给新式银行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其次,由于中国民族工业较晚清有所进步,发展步幅较大,中国近代化经济的份额不断增大。国内生产总值也已经扭转了鸦片战争后的下降颓势,开始了回升,到了民国初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从1890年的212。83亿元上升到1913年的250。19亿元[17]。工业的发展和经济总量的增长,必然要求资金的支持,要求银行业的发展。具体到北京地区,进入民国后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工业生产不断提升,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抵制外货运动中,民族工业产品的市场扩大,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这种发展,通过本书第三章的“工业考古”可以清晰地展现,不少著名企业都是这一时期建立的,比如北京双合盛啤酒厂、石景山发电厂、龙关铁矿股份有限公司等。北京工业的这种发展,必然要求银行业的相应发展,也会对银行业的发展产生刺激作用。

于是,继户部银行、交通银行之后,西交民巷内又出现了曾经“作为国家银行和中央银行,负有整理财政的重大使命”,被誉为“华资银行的核心”[18]的中国银行[19];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以辅助国内经济发展,投资各种工矿建设事业为方向,主要经理押汇业务的金城银行;具有“督军银行”[20]特色、开辟“出租保险箱业务”[21]的大陆银行;一度被称为“小四行”[22]之一的中国实业银行[23];以及北洋保商银行、中华汇业银行[24]、中孚银行[25]、北京商业银行[26]、盐业银行等著名华资银行。

这么多银行聚集在一起,西交民巷成了名副其实的银行街,并与天津一起构成了中国北方的银行业中心。1922年,总行设于北京的华资银行达到14家,加上在京设有分行的银行,总计22家[27]。1923年北京的银行数量更是“达到高峰57家”[28],其中设于该街的就有50余家。可见,彼时北京的银行主要是设在西交民巷的。

但是,此一时期也是外国银行活动活跃的时期,他们的存在给华资银行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例如,近代最重要的英资银行麦加利银行北京分行就设在与西交民巷遥遥相望的东交民巷,与西交民巷的往来十分便利,方便了外人利用外商银行刺探行情并保持对华商银行的高压态势。为了减轻压力,街内华资银行通过积极参与政府财政的相关业务、独立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在国外汇兑方面积极发展业务予以应对。例如,在海外汇兑被外商银行垄断的情况下,经过多方面努力,社会上的华侨汇款就多由中国银行经手。民办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29]、大陆银行等也都注重扩展本行在外汇业务的实力。1919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了推广海外业务,与英、美、法、荷等国重要商埠的外国银行订立代理契约,承办海外汇兑。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渗透。

北洋政府时期,银行的信用活动日趋活跃。这主要是由于北洋政府财政极度困难,不得不靠发行公债度日,并由各银行承售发行,给银行的信用活动带来的机会。这种模式使得银行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公债,“逢高抛出,逢低吸进,进行公债套利”[30]。而处于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有更多的靠近政府的机会,于是华资银行就利用这一机会乘势发展,“往来交易类以官家为大宗”[31],从而对于这一时期政府的财政措施、经济行为乃至政治决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银行业的大发展还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如金城银行在辅助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方面有着卓越贡献,它倾力对久大精盐公司[32]和永利制碱公司[33]的信贷支持更是被传为业界佳话。

1927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随后迁都南京,中央政府各部门随之陆续南迁。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了,北京也改名北平,并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整个城市开始衰落。北京的银行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消退期。老北京银行街内的银行总量减少了。但即便如此,北京仍然同天津一道保有着中国北方金融中心的地位。虽然总行数量减少,银行街内银行的分支机构却大大发展了。最为突出的是大陆银行,这一时期内大陆银行北平分行共设立了9个办事处,是大陆银行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最多的地方[34]。从业务量看,根据对1935年15家北平主要华资银行的统计,在当年存款中,“北四行”[35]中的盐业、金城、大陆三行的北平分行存款占其全部存款的48。8%,放款占全部放款的71%[36]。由此可见,老北京银行街上华资银行的吸收、凝聚、融通社会资金的作用仍然很强大。

这一时期,银行街上还出现诸如中央银行[37]、中国农工银行[38]、河北省银行[39]、国华银行[40]、北平市银行[41]等新设的银行,给北京的银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银行街内的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在其全行的业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承担着军饷和政费的来往、金属货币和外币市场的管理、行业督导、检查黑钱庄、经收各行庄存款准备金[42]、为地方筹措临时急需资金和协调各金融机构、处理有关事项等重要职责[43]。素以“接济农工”为宗旨的中国农工银行,在促进社会经济特别是促进农工业的发展方面作用显著,其北平分行的经理曾说道:“二十年来競业自持,一面须辅助农工事业,惟放农工各款系属长期低利,一面须巩固本行基础。”[44]该行秉持其“谋庶民金融之根本巩固”[45]的建行宗旨,积极扶助农工。银行业对农工业的大力扶持,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银行业务的发达,对社会经济贡献出较大的力量。

这一时期的新设银行不仅给老北京银行街带来了新生,还稳固了北京作为北方金融中心、经济要地的地位。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老北京银行街上还存有一定数量的银行。据《北平市银行商业同业工会会员册》记载,北平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中共有28家银行[46]。可见,当时老北京银行街仍然是北京银行业的中心,对于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转有重要作用,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47]由解放区进驻前大清银行旧址,从此老北京银行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根据最初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纳入国务院直属单位行列,赋予其中央银行的职能,“控制货币发行,统一金融,制止国民政府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48],负有稳定金融市场,支持恢复经济和支持国家重建的重任。

通过梳理老北京银行街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老北京银行街亲历了清末以来北京的兴衰变迁,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参与者,是北京发展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北京工业发展的支撑者。它的存在就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是全面理解北京工业遗产历程和内涵的重要物质见证。保护了它就是保护了历史见证,就是对历史的尊敬,就是对艰苦奋斗的先人的尊敬。

(二)北京公众对老北京银行街认知情况的调查

1。调查路径与方法

本调查于2012年春至2013年春进行,采用随机抽取样本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借助网络媒介随机向生活在北京地区的200名民众发放了调查问卷,最终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96份,回收率98%,符合社会调查统计的一般要求。回收问卷后运用SPSS和Excel等软件对其进行数据分析,并将数据分析结果转化为研究结果。

下面是收回的有效问卷的基本情况:

样本居住地分布:西城区20人,占调查总人数的10。20%;海淀区160人,占调查总人数的81。60%;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和顺义区均为4人,各占调查总人数的2。05%。

表5-11调查样本居住地分布

观察表5-11可以看出,调查样本中海淀区样本较多,其他区域样本较少,但是全体样本仍然涵盖了城区和郊区,基本涵盖了北京个地区的民众,照顾了面的典型性,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5-12调查样本在北京居住时间分布

观察表5-12可以看出,调查样本中在北京居住1年以下的12人,占总调查人数的6。1%;居住1年至5年的为156人,占总调查人数的79。6%;居住5年至10年的4人,占总调查人数的2。0%;居住10年至30年的16人,占总调查人数的8。1%;居住30年以上的8人,占总调查人数的4。1%。调查样本基本覆盖了在北京居住的不同年限的人员,由于北京已经是一个移民城市,这样的样本构成可以反映现在北京市民的基本认知情况。

图5-12调查对象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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