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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第2页）

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情况就大大不同了，旧有的城市不断膨胀，新的城市不断产生。这是因为工业的发展要求人力集中，仅仅一个工厂就可以集中成千上万的工人一同作业，遑论众多工厂集中在一个城市；工业的发展还要求原材料和产品就近供应和运输，要求辅助行业的全面配套，要求服务行业的便捷和齐全，要求市场、金融的全面响应，而这些工业发展的配套行业无疑也是需要大量人力去从事、去操作的。工业生产的这些呼唤，都使得人们前赴后继，不断从农村涌向城市。对于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和人口集中效应，史学前辈周谷城先生曾经有过形象精彩的论述：“产业界的根本变动，是发展都市的。矿业渐渐发达起来了，于是矿产之物无论在都市上销售，或运到国外销售，或运到中国农村销售，但总有一次或数次在都市上停留。……矿产到了都市上，于是随着来到都市上的人又有大批：买的、卖的、运转的、改造的、使用的，也都聚集在都市了。这样一来，矿业的渐渐发达，便直接帮助了都市的发展。工业也是直接帮助都市之发展的。工业发达中显著的事实，便是大工厂的设立。大工厂设立，本不一定要在都市上。但为着吸收原料及出售熟货以及其他种种的方便起见，总以设在都市上为好。大工厂既已设在都市上了，于是成千上万的工人便随着来到都市上。工人之外，一切直接或间接与工厂有关系的人，也一律来到都市上，或则在都市上长居，或则在都市上暂留。这样一来，工业的渐渐发达，也直接帮助了都市的发展。至于商业，那更不待说了。”[18]

中国的城市化加速出现于晚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入侵和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不断加速。近代中国的城市有两类，一类是由原来的乡村转化而来，另一类则是在原有城市的基础上转型发展而来。前一类城市大多集中在沿江沿海的通商口岸，大部分是被迫开放条约口岸的结果。这类城市中最典型的是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城市。以青岛为例，在被迫开放为条约口岸前，青岛只不过是黄海胶州湾沿岸的五个村庄，人口不过七八万，经济以农业和渔业为主，半农半渔，完全是一幅传统乡村经济的景象。1897年德国强占青岛后，大肆兴修军事设施、修建铁路、开辟港口，青岛开始向现代大都市转变。1914年以后，青岛又被日本占领，不断在青岛开设工厂、银行等工商、金融机构。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又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加之有胶济铁路通向内地的便利，物流十分方便，商业也因此快速发展起来。青岛的工业化进程由此迅速启动，到20世纪30年代，青岛已经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现代都市。到1927年，青岛的人口已经从开埠前的七八万人猛增到32。2万余人[19]。经济学家刘大钧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从事工业调查，谈到青岛时感叹地说：“自开埠迄今，不过30余年，而工商业之发达，实有一日千里之势。”[20]

石家庄是由乡村发展为城市的特例，它并非被迫开放的口岸，而是因为现代交通工业而发展起来的特殊城市。清代石家庄位于直隶获鹿县境内，同治二年（1863年）的保甲登记是有94户人家，人口只有308人。[21]石家庄发展的转机出现于卢汉路的修筑。1889年，在清统治阶级关于修铁路的大讨论中，湖广总督张之洞正式提出修建卢汉铁路的主张。经过统治阶级的激烈争论之后，张之洞的建议被清廷认可，并下旨修建。1902年，铁路修到了石家庄，1903年建成石家庄火车站。同年，石家庄又被确定为正太路的东端起点站，到1907年正太路全线建成。从此，石家庄成为京汉铁路（1900年改称）和正太路的交会点，从而成为当时全国少有的交通转运枢纽，石家庄由此迎来了大发展的契机。因着铁路的便利，工商业迅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石家庄开始了大踏步城市化的进程。城市规模急剧扩张，面积由1901年的0。5平方千米，扩张到1937年的11平方千米[22]，1949年又扩张到15。13平方千米。1947年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平均每平方千米1784。21人[23]。可以看出，石家庄作为一个城市的出现，特别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出现，主要是由于交通枢纽形成的作用，工业社会的典型产物——铁路的决定性影响显而易见。

上述完全由乡村转化来的城市，其转化原因和路径明白无误地宣示了工业化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说明了工业化带给城乡关系转化的决定性影响。

另一类近代城市是从原有的城市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类城市已经存在。虽然这类城市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城市也具备了一定规模，但是其性质仍然是古代的，即政治的、军事的因素决定着城市生存的必要性。这些城市的样式也还是古代的，即规模有限，封闭性强，主要是防御性质的，而不是着眼于发展工商业的开放性城市。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这类城市的典型特征就是大都修建有城墙。工业化对于这类城市发展的作用虽然不像上一类城市那样直接，但其转型发生的原因仍然是工业化的作用。

这类在原有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城市又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原有的政治、军事中心的城市，这类城市在工业化发生后，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并向综合性政治、军事和工商贸易城市发展。另一种则并非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或者自开商埠后开始了转型历程。前一种的典型代表是北京、南京、西安等古城。这类城市的特点是，城市建设已经有了一定基础，近代以来少部分衰落了，但大部分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城市规模、城市人口与古代相比都有了比较大的增长，其城市扩张及人口的拥挤带来的问题并不亚于新兴的城市。后一种城市的典型代表是上海、重庆等，这些城市的特点是，在古代城市建设的基础上，由于口岸开放带来的刺激效应，工商业发展迅速，尤其是近代机器工业发展较快，从而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规模因此不断扩张。

上述这类城市的基础虽然不是工业化奠定的，但是城市的扩张、发展则与工业化有密切关系。没有工业化，这类城市不可能有后来的面貌，也不可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总之，工业发展对于近代中国诸多城市的发展，乃至全世界城市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工业化是近代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此，国内外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都已形成共识。同时这也就证明了，不仅仅古代城市的宫殿、民居、庙宇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的宝贵文化遗产，工业发展带来的城市特别是城市中的工业景观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从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的环保意义看。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依靠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的历史。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发展了生产，另一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自然，损伤了自然。这种损伤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加速的，特别是到工业社会，这种损伤达到了顶峰，各种环境污染、环境破坏问题层出不穷。惨痛的教训促使人类反思，20世纪中期，各种环保思想兴起，各种环保组织出现，人类开始了弥补对自然环境亏欠的过程。正是在这种环保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对待工业遗产的态度，人们认识到，工业遗产不但是人类社会一段辉煌历史的见证，是灿烂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成品，它们的出现不但为工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是工业社会发展的见证，而且由于工业品的坚固性，在后工业社会它们并非不能继续发挥作用，并非一无是处的废物。为此，人们改变了最初对工业遗产的消极态度，开始研究工业遗产的利用价值。很多从事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学者认为，大片拆除工厂会产生很多的建筑垃圾，填满这些垃圾不但要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还要消耗掉很多能源和运力；有的工业遗产在拆除的过程中还要消耗大量的新材料，例如，化工厂的拆除，就需要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和材料来消除其残留的毒素，特别是要消除土壤中残存的有毒物质。如果能让工业遗产继续发挥作用，则既可避免上述弊端，还能为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辟一条新路。工业发达的德国，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力拆除旧工厂和机器设备后，意识到了工业遗产的重要价值，开始探究工业遗产的利用问题，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随之兴起。他们通过开展工业旅游、建立工业博物馆、改建工业遗存为公园、购物商业区、公共游憩空间等模式，全面开始了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

从这个层面来看，讨论工厂价值的高或者低，并不能简单从其内部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典型价值、技术价值来衡量，还要看其在保护性利用中的价值，看其可循环利用的价值和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如果一个工厂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价值不是很高，但从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有保留和再利用的价值的话，那它就是工业遗产，就有保存利用的价值。

这样的研究角度，能够让人们跳出价值评价的误区，尽力保护更多的工业遗产。比如，北京尚8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北京市或者全国工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可能并不高，但是这并不妨碍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保留并利用它。再如，位于北京房山石花洞森林公园内的原北京军区汽车修理厂，在停产之后一直荒废，2010年之后，当地政府根据本地的社会需要，利用工厂坚固的废弃厂房改建养老院，充分发挥它的剩余价值。如图0-1所示：

图0-1由厂房改建的养老院

从房屋的外形看，仍然可以看出工厂车间的造型，但其内部已经是舒适的客房了。这种保护利用模式既避免了制造大量建筑垃圾，充分利用了其固有的价值，实现了物品的循环利用，又保护了工业遗产，同时还满足了社会需要，可谓一举三得。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遗产保护为工业遗产保护探寻了新路，特别是为那些非典型工业遗产的保护开辟了新路。

下面讨论北京的情况，北京的工业遗产有哪些特殊性？北京的工业遗产保护有什么特有的价值？这是在全面探讨工业遗产的价值之后，由本书的性质所决定必须要专门探讨的问题。

在讨论北京工业遗产的特性和价值之前，需要首先界定本书研究的北京市的地理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被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为了适应北京的首都地位，北京市的辖区曾做过多次变动，一直到1988年，才基本定型为当前的范围，即北接河北省承德地区，东临天津市，南连河北省廊坊地区，西达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城区包括东城区和西城区两个区，基本以原内外城为界。环绕城区的是四个近郊区，为丰台区、海淀区、石景山区和朝阳区。近郊区外是十个远郊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大兴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和延庆区[24]。本书研究视野中的北京工业遗产即当前位于这个范围内的工业遗产，而不论其工业企业建立之时是否位于当时的北京市界内。

从城市类型来看，北京属于上述近代化的第二类城市中的第一种，即在工业社会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城市，并且是长期居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都市。从城市历史看，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从周口店北京猿人算起，则有人类活动已经长达60万年以上，正式建城也长达三千年[25]。从建都史看，如果从成为辽南京（又称燕京）算起[26]，有1074年的历史，即使从1153年金营建中都算起[27]，也已有将近860年的历史了。在长期的建城史特别是建都史的过程中，北京作为一座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城市不断发展，最终成为古代中国规模最大、最宏伟的城市之一。

步入近代后，北京的近代工商业都发展起来，至1949年已有重工业和冶金工业工厂共计831家，资本额高达3。6亿元[28]，各类轻工业工厂2248家，工人一万余人[29]。由于北京政治经济地位的特殊性，金融业也十分发达，是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另外文化教育业也十分发达，聚集了众多的学生、教师和文人。

由于近代以来工商银、教育文化各业的发展，北京地区的人口激增，由咸丰年间的将近50万人，增长到1948年的191万余人[30]。图0-2是1912—1942年北京的人口增长图。

图0-21912—1942年北京人口增长图

资料来源：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面积突破原有内外城建制，不断向城外扩张。尤其是城门外的关厢地区发展很快，人口聚集、店铺林立。同时，石景山地区形成钢铁工业中心，门头沟地区形成煤炭业中心，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所在的北郊地区也繁华起来。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北京的近代工业依然相对落后，北京依然属于消费型城市。

北京摆脱消费城市的落后帽子，开始机器工业发展的辉煌历程，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后，北京先后实施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至1960年，北京已经初步建成了东北郊的电子工业区，东郊的纺织工业区，建设了半导体、计算机和汽车制造等新兴工业，同时开始向“高、精、尖”的方向发展。20世纪60年代，北京工业虽然遭遇了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工业发展的脚步没有停止，而是在克服困难中继续前进。至20世纪末，北京已有工业企业三万余家，其中大中型企业500余家，还有首钢总公司、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北京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北内集团公司等特大型企业。北京的工业行业齐全，在全国统一划分的164个工业门类中，北京有149个，工业总产值达2027亿元[31]。在“一五”“二五”计划实施的基础上，又建成了以石景山发电厂、首都钢铁厂为核心的西郊钢铁、机电工业区，以丰台桥梁铁路工厂为核心的西南郊桥梁机械制造工业区，东郊双井机械工业区和九龙山玻璃化工工业区，东南郊的筏头炼焦工业区，以及北郊的毛纺工业区、建材工业区，西南郊的燕山石油化学区，东郊和西郊的汽车工业区等。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余年的发展，北京已经彻底甩掉了消费城市的落后帽子，成为一个产业齐全、在全国工业生产以及工业科研方面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重要城市。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北京开始了产业转型，特别是借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东风，北京更是从根本上转变了发展观念，提出了绿色北京、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的发展理念。北京开始加快城市环境治理的步伐，向以现代服务业、高新制造业作为城市经济支柱的方向转化，努力建设现代宜居城市。随着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了解决城区土地供应紧张以及工业生产带来的扰民、环境污染等问题，一大批在北京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工业企业开始陆续退出北京主城区。截至2006年年底，北京已经搬迁企业294家，在城区只留有工业类用地约1500宗，占地面积约50平方千米，建筑面积约1150万平方米，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已不足7%，而这一比例在北京工业的顶峰时期曾高达50%以上[32]。工厂的大规模关停并转，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环境，提高了居民生活舒适程度，扩大了城市发展空间，同时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即由于工业调整而遗留下的众多工业旧址、厂房、附属设施、机器设备等工业遗址、遗产，它们一方面成为首都特殊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如何看待和对待的问题。

北京工业遗产的出现带来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问题，由于人们习惯于北京的古都性质，更由于北京古代文化过于灿烂，也就遮蔽了北京近代工业遗产的光芒。人们只重视的是故宫等古代文化遗产，对于工业遗产的重要性和辉煌程度则认识颇浅，或者完全忽视。北京的工业遗产因此不能得到很好保护，甚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何更好地保护工业遗产？如何更好地利用工业化过后遗留的这些土地和地上建筑？是全部进行商业开发，还是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规划保护并使其发挥更有价值的作用？成为摆在政府和民间的迫切问题，也成为决定北京工业遗产命运的关键所在。

如何对待工业遗产，是北京在逐渐改变城市功能及定位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些工业遗址是印证北京城市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变迁脉络的重要历史文化证据，具有无法取代的历史价值。基于工业遗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及实用价值，加强对工业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对于传承工业文化、保护和彰显北京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特色、丰富北京城市的历史积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工业遗产问题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域。

笔者自幼生于北京，成长在皇城根儿下，对古都北京有着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对北京有着炽热而深沉的爱。我们目睹了北京的变化，特别是目睹了最近几十年来北京的巨大变化。我们为北京的欣欣向荣而欣喜，又为从小看惯的老北京的渐渐远去而黯然神伤，也为从小听惯的机器轰鸣的消失而扼腕长叹。我们希望，通过对北京工业遗产问题的全景考察，为首都的工业遗产的保护略尽绵薄之力，期望以此深化北京工业遗产的研究，并以此引起社会各界对工业遗产保护问题的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