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三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问题及困境（第1页）

三、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问题及困境

虽然北京在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短期经济效益与遗产保护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过。开发建设中经济效益至上，还是保护利用，以文化效益为主，二者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许多有价值的工业遗产在这场战争中一批批轰然倒下，原本工业遗产就不甚丰富的北京城内，许多有价值的工业建筑在漠然的目光中被摧毁，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房地产业迅猛发展，北京的老工业区因其较好的城市区位和低廉的拆迁成本被大量更新用作房地产开发，众多有价值的工业遗产被拆除，令人心痛，令人瞠目。工业遗产保护迫在眉睫。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正视现实，仔细认清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工作所处的困境及其面临的严峻挑战，有针对性地开展进一步的保护开发工作。纵观目前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大致包含以下诸方面。

1。工业遗产管理存在严重问题

首先，由于工业遗产种类多、分布广、认定过程复杂，绝大多数工业遗产尚未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它们又大多位于城市黄金地带，曾经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受规划、建设、房管、城管、国资委、发改委等诸多政府部门管理，甚至有些遗产的产权也属于这些部门，这就导致那些未被界定为文物、未受到重视的工业建筑物和相关遗存不能享受文物级待遇。同时，由于部门间存在利益纷争，工业遗产管理的责任和权力分配时常出现重叠或交错，造成管理主体多元化，上级主管部门众多，管理权分散混乱。复杂的管理体制造成工业遗产问题谁都管，谁都可以不管，其结果是谁都可以对遗产指手画脚，但又都对遗产破坏不负责任。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开发缺乏统一的科学规划和统筹管理，各部门依照自身工作需要对工业遗产问题提出的有关政策意见未必科学合理，有时甚至相互牴牾，阻碍了正常的保护开发工作。

其次，由于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现行的北京城市规划管理体系还没有将工业遗址保护列入规划的范围之内，工业遗产管理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于是造成具体管理每每陷入无章可循的尴尬境地。如2007年北京双合盛啤酒厂麦芽塔被毁，即由于缺乏相关法律依据，而使开发商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法律的漏洞与缺失令众多缺乏社会责任意识的开发商、企业经营者可以任意采取破坏工业遗产的行动。

最后，由于缺乏科学的工业遗产价值评价体系与翔实可靠的工业遗产信息，北京工业遗产资源的家底不清，工业遗产管理存在严重滞后性与盲目性。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城市建设的扩展，到底还保存着多少基本完好的工业遗产？它们各自的建造年代、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保存状况、精神内涵和美学价值究竟如何？凡此种种，恐怕是一笔谁也说不清楚的“糊涂账”。显然，资源家底不清，就难以做到科学、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也就阻碍了北京工业遗产研究的深入，使得保护开发带有很强的盲目性。

2。保护思路的争议，重开发轻保护倾向明显

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思路，国际学术界曾存在激烈争议，并往往会陷入两个极端：一是历史性精品大多以文物展品的形式“冷冻”保护起来，采用消极静态的“博物馆”保护方式，讲究其历史原真性、注重可逆性保护原则，被戏称为“福尔马林式”的保护模式。但仅用博物馆这个载体来保护工业遗产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为博物馆很难实现遗产地的保护，而且博物馆往往意味着这些遗产是过去时，跟当代再没有联系，只是供人凭吊的历史，过分注重了传承历史文化传统，乃至使之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沉重负担。因此，对工业遗产不能单纯地保护，更好的方法应当是积极地重新利用这些资本，为之注入新的功能，使之焕发活力，同时要尽可能地保留建筑的空间特征和它所携带的历史信息，从而让其在新的面貌下实现历史环境的复苏。另一个极端则是为“提升”既有工业遗产的观感与价值，对其进行全面改造，不少有价值的工业遗产在此种模式下，由于人们的浅薄和相关法条的缺失等原因而遭到破坏。近代工业遗产是城市文化的构成要素，是城市近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见证，同时与整个城市的和谐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将工业区、旧城区等历史地段推倒重来，这种将历史环境和历史景观全部打造一新的改造方式显然使城市失去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如果原有工业遗产由于经济和功能等现实原因都被拆毁了，那么保护历史文化、传承历史文化也就变成了一纸空谈。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当以“保留—再利用—再创造”的思想对待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工业遗产，使它在城市现代化的建设中成为具有地域特色与历史积淀的文化遗存。从国外现有工业遗产保护的成功案例看，绝大多数都试图以一种“活化”的方式重新寻找到灵感，在保护与开发之间谋求一种平衡。

然而，这种理想层面的平衡在北京工业遗产的保护中并未能完美实现，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最大限度挖掘工业遗产的潜在经济价值，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一直十分明显，这和近年来国内各地风行的“申遗热”有几分相似之处。显然，这种保护利用思路与工业遗产保护的最初目的是背道而驰的，丧失了其基本的公益性质。前些年曾有学者大声疾呼，我国既有的“重申报、轻管理、轻保护”的文化遗产保护思路应当改变，因为“在中国式申遗的框架中，各地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一旦成功，便往往开始一味地无序开发，把世界遗产当作摇钱树，日渐背离原本遗产保护的承诺。一些世界文化遗产明明已经不堪重负，管理者偏偏熟视无睹，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罔顾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危。”[41]这同样适用于当前的北京工业遗产的保护工作。风起云涌的工业遗产开**潮并未给北京工业遗产带来太多的福音，相反，其消极影响并不亚于传统拆迁改造对工业遗产的破坏。

让工业遗产维持并延续原有的使用功能是最好的保护方式之一。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不应该只是保护那些历史建筑、陈旧设施的躯壳，还应该保存它们承载的历史氛围、文化和古朴技术，这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肯定。总之，功利化、旅游化、趋利化的遗产开发思路应当予以适当的修正。

3。保护开发观念相对落后，低级转换、照搬既有模式现象较为普遍

从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看，虽然已经摸索出一些保护开发的经验，但从整体看，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开发模式仍显单一，缺乏合理的规划研究，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多停留在较低层次的功能转换上，更有大批企业单位照搬工业遗产保护开发的既有模式。在798成名之后，创意产业变得炙手可热，于是众多企业争先恐后将废弃的工业建筑进行简单修缮，挂上时髦的创意产业园招牌，全社会形成一股“创意产业热”与“工业遗产开发热”。然而，这种所谓的工业遗产开发，究其实质不过是简单的土地和房屋出租，多数投资者看重的也仅仅是老工业区内相对廉价的地皮，真正深入挖掘、利用工业遗产资源的则寥寥无几。事实上，由于每一处工业遗产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轨迹与文化价值，任何一处工业遗产开发的成功，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与特殊性，无法完全复制。假如缺失了企业生产的背景、部分艺术家的青睐、政府的高度重视、媒体的报道与宣传、公众工业遗产保护意识加强等契机中任何一个环节，很难确定798能否取得今日的辉煌。僵化地照搬既有模式，不仅反映了决策者创造力的缺失，更将对整个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带来严重后果。任何产业终会有其发展极限，即使是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其市场容量也是有限的，艺术家、设计师群体毕竟是社会群体中的小部分，当文化创意产业市场日趋饱和时，越来越多的工业遗产被改造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后果可想而知。相似的主题，缺乏独创性，文化产品档次的鱼龙混杂，市场的同质化恶性竞争，公众的审美疲劳与远离，边界模糊、业态畸形的“功能混合”，在竭力追求商业规模和广告效应的同时，工业遗产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基本功能被边缘化，最终将对文化产业和相关工业遗产的生存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

此外，由于工业遗产保护开发观念落后和措施失当造成的开发活动中不注重工业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忽视工业遗产内在文化精神的传承与非物质遗产保护，片面追求工业遗产的始状而不惜作伪造假，以致破坏原有历史情境等现象仍时有发生。人们为保护工业遗产做出了种种努力，却又不可避免地事倍功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仍十分明显。在国人仍在为特定工业建筑的存废进行争执时，英国的伯明翰工业区、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等大批整体性工业遗产保护工程已经完成，其中很多成功入选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名录，其历史文化价值得到世人的公认。

更有甚者，一些保护项目急功近利，一味迎合政策环境，追随开发商的商业意图和市场预期，定位偏激、主题缺失，偏离了城市功能和社区生活的需求，违背了工业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甚至违反相关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和指标，违反产业、社会、环保等相关政策法规，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由于缺乏完整合理、切合实际的定位，许多地方以投资效益或商业利益为基准，不断对既定保护范围和开发目标进行任意调整，这必然在实施中引发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直至陷入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例如，建立于2007年的北京尚8文化创意产业园系租赁北京市电线电缆总厂闲置厂房而创建，位于CBD核心商圈，区位条件十分优越，园区设立伊始就备受关注，一时间门庭若市，市场反应火爆。然而由于投资方对园区运行方向定位不准，企业准入相对宽松，致使园区业态混乱，运行管理有失规范，加之产权责任界定不明，最终遭遇园区提前关闭，被强令拆除的厄运。

4。保护主体的缺失与乏力，利益分配不均严重阻碍了工业遗产的保护开发

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开发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工业遗产保护主体的不明确、利益的分配不均以及政府在工业遗产保护工作中的缺失，它们是威胁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开发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其实无论工业遗产的保护、开发以致破坏，始终贯穿其中的纠纷主线就是利益的分配，工业遗产的存废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经济利益上的博弈。

工业遗产，尤其那些“活”遗产，是企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其产权属于企业，企业拥有处置它们的权力。通常情况下，这类工业遗产的产权所有单位多系老企业，希冀通过工业遗产的出让（主要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取可观的资金来改善职工待遇，促进企业发展，这种要求十分现实，并无可非难之处；开发商则希冀通过工业用地的改造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也似合理；部分地方政府则希望通过工业区改造达到改善城市环境、繁荣区域经济的政绩目标，并通过国有土地出让获取丰厚的财政收入，也无可厚非。但很明显，这种利益分配思路的指向是利润和收益，最终导致的结果看似各方皆大欢喜，利益均沾，实际上偏离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轨道，忘记了文化传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虽隐形但却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得宝贵的工业遗产灰飞烟灭，公众利益受到无情的践踏与摒弃，民族文化和传统遭到破坏。

事实上，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在工业遗产保护中发挥主导作用，必须充当工业遗产保护开发中的倡导者、管理者、仲裁者，以协调各方利益，并导引各方的行动。在工业遗产管理过程中，政府应充分把握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公众利益与少部分人经济利益的相互平衡，在尊重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工业遗产保护开发涉及的各方的合理利益关切，运用政府行为对工业遗产的破坏行为予以制裁，对积极从事工业遗产保护的企业个人给予精神上的嘉勉与物质上的支持，对因遗产保护而付出经济牺牲者应给予适当的补偿，从而实现工业遗产保护中基本的合理的利益共享，实现保护开发的可持续进行。

事实证明，政府的缺位，主体地位不明，任由市场自我调节，并不能实现工业遗产的有效保护。在已经实施的工业遗产保护项目中，以2000年成立的北京自来水博物馆为例，其建立时曾备受中外学界好评，但由于没有明确的保护管理主体、缺乏良好的管理运营机制，保护经费主要依靠北京自来水公司“以生产养遗产”，企业在承担起相应社会责任时，背负的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保护积极性大受影响。

至于工业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文物的征集与收藏，也由于保护主体不明，利益分配不均而面临重重困难。以文物征集的重镇首都博物馆为例，该馆从2001年开始着手征集工业遗产相关文物，历时五年，获取的相关档案资料、机器等也只有不到100件，进展非常缓慢。首博文物征集部主任王春城曾感慨：“开展调研项目以来，受到颇多阻力，吃闭门羹是经常的事。”北京生产的第一辆小轿车是“北汽摩”生产的，井冈山牌轿车。1958年第一辆井冈山牌小轿车下线后，结束了北京不产汽车的历史。这辆小车是一件见证北京工业发展的重要文物，王春城经过实地考察，发现这辆汽车静静地躺在库房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于是和企业商洽是否能将其送入博物馆，结果企业开出1亿元的天价收购费，使得博物馆望而却步。“这辆车确实是新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企业开出这样的天价我们也能理解，但是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资金去把它征集来。”[42]于是这件文物的征集只能搁置，其未来命运如何将很难预料。

当金钱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对象时，世界是可怕的。然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横流的物欲冲击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利益交织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又不得不立足于略带悲剧性的现实社会，去思考关于工业遗产保护的现实的可行的策略。

5。市民工业遗产保护意识的淡薄与公众参与的缺失

通过以问卷为主要形式的实地调查和对大量媒体报道的阅览分析，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普通市民工业遗产认知非常匮乏，绝大部分人并不清楚工业遗产的内涵，只能通过具体事物来辨识，也就是说他们对工业遗产尚无明确的清晰认识。认识指导行动，在无明确认识的基础上，就不可能积极关注工业遗产保护。通过第五章的阐述可知，对工业遗产保护“不太关注”和“不关注”的人竟然将近70%，还有将近5%的人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两者相加占到了绝大多数。虽然调查又显示有80%的人认为工业遗产保护“很有必要”和“必要”，但是没有明确指导思想的人的行为不可能是理性的，自觉的，也就是说，当他们遭遇工业遗产破坏行为时，可能会因为认识的模糊而不采取行动，或者根本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北京居民这种工业遗产保护意识的淡薄，以及政府导引的缺位，导致保护利用工作中民众参与的缺失，这是北京工业遗产保护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造成民众参与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传统习惯认识等因素影响外，首先工业遗产出现的特点、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自身特性等也决定了工业遗产的保护价值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民众认识，并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与认同。

一些古代文化遗产之所以令人们“怜香惜玉”，甚至是狂热追捧，是因为它们有着明显的外在“美”，譬如北京的皇家宫殿和园林，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私人园林，五台山、九华山等古代庙宇，以及长城等古代军事建筑和晋中、江南民居等，之所以被热捧甚至拥趸，就在于其外在的美可以令人一目了然。它们或雄健浑厚，或灵动秀美，即使人们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没有太多的审美知识，也能很快心生快意，并产生热爱之情。而工业遗产偏偏缺乏这种人们习惯了的、传统意义上的美态，工业遗产建筑的外观多以粗犷、朴实为主，远不如古建筑艺术考究，有工厂存在的地区景观被厂房、车间、烟囱和冷却塔等一连串的工业建筑主导支配着。它们创造的景观看起来像是自然灾害或历史失败的象征，很难征服人们爱美的心，也就很难令人能够静下心来领悟其内在的美和对历史发展的巨大贡献。

其次，工业设施通常是为了特定的生产目的而设计和建造的。钢铁厂、纺织厂、发电厂、矿山、铁路等，其建筑布局、空间大小必须符合生产的需要，因而这些建筑的面貌也反映出特定的需求，同时也就造就了工业建筑的局限性，当这些工厂“下岗”后，人们一时找不到适合的“岗位”让它们“再就业”时，或者说还没有意识到它们丰富的内涵而珍视时，工业遗产就被认为是“废弃物”，甚至是有害物，譬如化工厂等停产后会有一些有毒物质的积存，这会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恐惧，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解决这些傻大黑粗的大块头的最快捷省钱的方法就是推倒拆毁，在原有地皮上建立起符合需要或者能够带来客观经济效益的新建筑。

最后，近现代工业遗产的价值具有明显的隐性特征，识读这些工业遗产的价值需要专业的知识和较为特殊的人生经历，一般人很难把工业遗产与历史文化的积淀联系在一起，也想不到它们可以作为文化遗产而列入保护之列。近年来，由于人口流动性的加强，北京的人口构成更加多元复杂，而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北京工业化时代、缺乏对北京历史认同的人来说，更是很难产生亲切感，而这部分人又占到了北京人口的较大比例，他们很难理解那些自幼生长在北京的同龄人对老厂房、旧设备发自内心的依恋，对曾经火红年代的怀念。

公众对于工业遗产保护意识的淡薄，对北京工业遗产保护的整体影响是隐性但却重大且深远的，没有市民的普遍认同和参与，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根本的依靠力量与推动力量，也就无法最终实现保护的根本目的——传承文化，见证历史。

6。理论研究的滞后与专业人才的缺乏

英国是世界工业化的鼻祖，早在19世纪末期其学术界就形成了针对工业遗产问题的专门学科——工业考古学，该学科强调对近250年来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大发展时期物质性工业遗迹和遗物的记录和保护，众多学者运用跨学科的理论方法考察工业遗产的历史变迁，运用实物与文献档案结合的方法综合考察、探究工业遗产保护开发的最新理论和方法。随着工业考古学的发展，英国的工业文物保护范围也不断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展，涉及能源动力产业、农产品加工工厂以及纺织、化工、陶瓷等生产领域，甚至工人的住房、工厂主的管理和办公大楼都可以成为工业文化遗产而得到重视和保护。正是工业考古学的发展推动了英国民众的“工业遗产”意识，使得英国的工业遗产保护开发事业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反观我国，虽然学术界已经就工业遗产保护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富于建设性的积极探讨，也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目前学界的研究视域多局限于单一学科范畴，类似英国工业考古学一类的针对工业遗产问题的专门性、综合研究的学科体系尚未建成。从工业遗产保护学术历程看，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对工业遗产的研究开始较晚，当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研究和实践前沿的，主要还是建筑学领域的学者，以及一些艺术界、社科界人士和部分民主党派、社会文化团体。也就是说，工业遗产研究较多的附属于城市更新领域或近代建筑研究方向，保护性改造及利用的实践超前于理论研究，介入到工业遗产保护研究领域的学科面还没有完全打开。工业建筑实体的信息，包括建筑的式样风格，建筑内在的空间意涵等往往成为工业遗产最重要的价值取舍要素，而对工业运行过程中采料、生产、仓储、运输、行政机能、后勤服务一系列环节构成的完整的工业生产脉络，却往往因重视程度不够而缺少完整的解读，陷入“工业历史的文本危机”。同时，对于工业遗产本身蕴含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在近代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富强的过程中彰显的民族精神，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有深度的研判与解读。所以，工业遗产的研究急需其他学科学者的参与，学科建设急需加强，学科发展的广度和深度都有非常大的开拓空间。

另外，对于工业遗产开发利用，不管是用作创意空间还是艺术展演，往往不以工业遗产自身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展现为出发点，这样的利用不能有效传递工业信息和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而是直接切入了“闲置空间再利用”的保存策略中，工厂的历史被忽略了，其在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奋斗精神也被忽略了，时日稍久便可能变的无法辨认，乃至销声匿迹。可以说，如果错失了这一波工业遗产保护的机会，对于工业遗产保护理论研究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缺少这些宝贵资料，以后的研究将失去通过实地、实物考察解答疑问、增进认识的机会，失去工业考古以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机会。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远古文物如此，近代的工业文物同样如此。不要因为今天的轻率和鲁莽而给子孙留下太多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