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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战及国民政府接收时期北京工业的曲折道路19371948（第1页）

四、抗战及国民政府接收时期北京工业的曲折道路（1937—1948）

抗战时期，北京成为日伪在华北地区的统治中心和主要经济据点，日军为推行以战养战政策，加紧了在北京地区的掠夺性工业建设，先后兴建了琉璃河水泥厂、丰台桥梁厂、北京酸素株式会社、厚生橡胶厂、北支乳胶制品厂、北支制药株式会社和京津唐电力网，利用日本八幡制铁所停产的生产设备、拆运大冶铁矿设施扩建了石景山制铁所，拆运上海市南电厂机组扩建石景山发电厂，创办了华北规模第一的新民印书馆，还抢占了大量位于北京的中国官办厂矿，实行统制经济。

日本代替英国控制京西矿区后，设立了大台采碳所（1939年），以便于将所产煤炭大部，劫运给煤炭资源贫乏的日本本土[92]。日军还在京东规划建设了新兴的工业区，建有北支烟草株式会社、北京制水冷藏株式会社、大信制纸株式会社、北京锻造株式会社、北京麦酒株式会社、野田酱油株式会社、日本电业公司、东西烟草株式会社、天野工业所、今村制作株式会社等一批资本雄厚、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工业企业，并预留大片土地作为其余11家企业的建设之用[93]。在日伪“苦心”的经营下，北京地区的工业实现了沦陷区内的畸形繁荣，产业门类日臻完善，填补了一系列工业空白，工业产值也不断增长，逐步摆脱了长久以来工业落后的面貌，成为华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一座较为重要的工业基地。

但需要明确的是，抗战时期北京工业发展的实质是不折不扣的殖民地经济，日伪在京投资工业建设完全是为日本的侵华战略服务，其发展北京工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大限度地掠夺中国财富和北京地区的资源，北京地区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如琉璃河水泥厂的投产为日军工事营建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建材，桥梁厂服务于军事运输与掠夺物资的调运，钢铁、煤炭等基础产业的扩建为日军扩大和维持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物资储备，其他各类工业建设也无不与日军侵略行为密切相关，而大批民族工业则由于日军的劫掠、物资统制政策而走向凋敝乃至倒闭。在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之际，日军破坏了很多北京地区工业设施，将制药厂、橡胶厂等当时技术比较先进的关键仪器设备转运回国，对于不能搬运的设施则采取捣毁措施。如当时华北最大的钢铁企业石景山钢铁厂，在1945年8月生产过程中，日方人员故意将铁水凝固于高炉之中，致使生产完全陷于停滞，设备报废，给以后恢复生产带来了重重困难。

虽然沦陷后的北京陷入日伪的黑暗统治，但在一定时期内，北京的城市工业并没有完全凋敝，还是有所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北京工业所遭遇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首先，同上海、南京等城市不同，北京虽然也较早陷入日军之手，但城区没有遭遇战火涂炭，城市原有工业经济基本得以完整保留，这为沦陷时期北京工业的继续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由于日伪的侵略，各地社会持续动**，而北京作为日伪华北的统治中心，控制严密，局势相对安定，为数众多的中小城市民族工商业者迁居北京，如河北高阳的机器纺织厂、印染厂即纷纷迁建北京[94]，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北京工业经济的繁荣。最后，北京160万市民、4万日侨的庞大消费市场、沦陷初期日伪经济统制的相对松散都是北京工业发展的利好因素。

但在这些有利因素的背后是更多深层次制约北京工业发展的复杂问题。首先，日伪的殖民统治造成华北地区城乡正常交流的中断，北京原有经济腹地大为减少，作为消费性城市的北京，失去广阔腹地后，其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都出现了极大困难，工业的持续发展难以维系，这是战争后期，北京经济不断恶化、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重要诱因。其次，日伪通过武力劫掠的方式，强占了众多中国厂矿，巧取豪夺，破坏了既有经济结构和产业链条，特别是日伪推行的物资统制政策，给中国民族资本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再次，日本侵略者在战争后期，强力推行重点开发策略，造成了北京工业结构的进一步畸形化，完全纳入了日本军事战争轨道，难以发挥服务城市消费的经济职能，与此同时，迫使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下超强度劳动，待遇微薄，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不仅削弱了居民的购买力，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更从根本上动摇了北京工业发展的根基。

在这种历史环境下的北京工业，固然会取得一时的畸形繁荣，但最终会因体制机制的严重问题而走向崩溃。

（一）沦陷时期北京工业经济发展的整体概况

第一，在工业经济规模上，沦陷时期的北京工业较战前水平有了一定规模的增长。在国府南迁前的1928年，北京规模以上工业总数已达到了58家，工人总数超过6885人，中小工厂与手工作坊合计超过2000家，工人达7万人之众[95]。国府南迁后，北京工业由于市场萎缩曾长期陷入徘徊之中，工厂总数至1929年虽增至145家，工人总数反而跌至7047人，工厂小型化趋势明显，这一状况基本延续至抗战爆发。

北京沦陷后，由于大量日资的疯狂涌入与军事订货需求的旺盛，北京工业出现了快速恢复性增长。据日方北京多田部队参谋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政务局调查所、“大日本帝国”大使馆经济部、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兴中公司株式会社等共同组成的北支工场调查委员会机关的不完整统计，至1939年年底，北京近代工业企业工业总数已超过161家，总资本59265293万元，从业人数8939人，年工业用电量1133645千瓦时，全部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96]（见表2-7、表2-8、表2-9）。此后数年中，北京地区的工业企业总数没有大的波动，工业新增投资多限于煤铁重点资源开发，其中仅石景山制铁所一处增加投资即在2亿元以上。

表2-71939年北京工业企业从业者情况调查表[97]

表2-81939年北京工业基本情况统计表[98]

表2-91939年北京工场规模数统计情况[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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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沦陷时期北京兴办的工业企业除了日伪重点开发的煤炭、电力、钢铁、机车修造企业外，企业规模普遍不大，30人以下的厂矿占到了全部厂矿的42%以上，100人以上的厂矿仅14家，1000人以上的企业则完全没有，甚至低于民国初年的工业经济规模。

第二，从产业结构上看，北京原有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重要的工业原料、生产技术完全依靠外部市场。在产业结构上以纺织、印刷等轻工业为主，机械、钢铁、化学等基础性工业门类长期滞后。北京沦陷后，由于大量日资的涌入，一批新兴工业门类先后建立，涉及机械、冶金、建材、化学、食品、制材、印刷（见表2-10、表2-11），其中从民国初年即筹备兴办的石景山制铁所建成投产，填补了华北地区近代化钢铁生产的空白。制药、化学、建材、电子等一批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工厂也先后投入运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北京工业结构，在城市工业化的进程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抗战后期，日伪推行重点开发政策，对一般民用工业投资不足，加之恶性膨胀与物资匮乏，民用工业生产普遍陷入停滞，因而最终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北京产业失衡的状态，反而加剧了工业经济的异化。

表2-10北京工厂数目统计[100]1939年

表2-111937年至1939年北京新增工业企业统计[101]

第三，在工业经济的产权结构上，沦陷时期的突出特征是日资企业的恶性膨胀与民族资本的不断萎缩衰落。抗战前，北京地区的日资工业企业仅8家，在全市工业经济中的地位微乎其微，而北京沦陷仅仅两年后（1939年），日资工业企业已达52家，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33%。在那些关系经济命脉的工业门类，日资更是居于主体甚至垄断地位，如金属工业，日资占全部工业的47。5%，建材工业，日资占77。7%，制材和钢铁工业甚至占到了100%，可见日资扩张之迅速。这显然不是正常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由于日本的财阀、私人资本仰仗侵略特权，与日伪统治集团狼狈为奸，巧取豪夺的结果。应该说在日本侵略者的暴虐统治下，北京社会各阶层都受到压迫，不仅普通市民、工人惨遭劫掠，民族资本家、中小工商业者也都无法逃脱侵略者的魔爪[102]。

表2-12北京工场数目统计二[103]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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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工业门类的发展情况

1。煤炭开采工业

北京煤炭、矿产资源的开发历史悠久，早在元代，煤炭就已成为城市炊事、取暖的主要燃料。北京近代化的煤炭、矿产开采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京西机器采煤。日本侵略者对于北京地区丰富的煤炭、矿产资源垂涎已久，但囿于自身实力的不足，在近代早期，北京地区的煤炭、矿产开采权主要落入英美等国资本家手中。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开始不择手段、疯狂地加强掠夺北京地区的矿产资源。首先是由日本产业部矿业课株式会调查部派员对北京的煤、金、钨等矿产进行调查，并编写调查报告。例如，1936年，河田学夫等编写的《北支那矿山调查报告》，其中第三篇记述了密云、昌平、宛平、门头沟等地的砂金、炭田、红柱石、夕线石、石灰岩等矿种的调查情况；同年，仑正夫著有《河北昌平县花塔铅矿山调查报告》；1938年，河田学夫、吉泽甫著有《北支那重要矿产资源调查报告》；1940年，增渊坚吉、东乡文雄等著《河北省密云县火郎峪重石调查报告》；1941年，荒川坚治著有《河北省密云县重石调查报告》；渡边义就、津田秀勇、上岛庆笃等著有《兴亚院支那重要国防矿产资源调查报告》；1944年，兴良三男著有《河北省密云县沙厂附近重石矿体调查报告》，伊泽道雄著有《北京市及其周边的地下水》等[104]。

在调查矿产资源的基础上，日本加强了对北京矿产资源掠夺的部署，强化统治机构，增加劳力，延长工时，促使采矿量迅速增加。1938年，日本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专门经营和控制华北地区的交通、电气、矿产、制盐等业。还在北京专门成立了支公司，对北京矿产掠夺的重点是煤矿、金矿，其次是萤石、黑钨矿、石灰岩和石墨矿等。沦陷时期被日本人控制的煤矿企业主要有杨家坨煤矿、门头沟煤矿、川南工业门头沟矿业所、利丰煤矿公司、大台煤矿、房山坨里煤矿等，这些煤矿在日占期间的产量大多得到了提高。

为侵略战争的需要和攫取巨额利润，日本在垄断和掠夺平西煤矿的过程中，还采用卑劣的手段，制造平津地区的煤荒，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具体做法是：

一是实行物资配给，限制民窑生产。日本规定，凡民窑需用的火药、电石和粮食等物品，一律实行配给制。配给的物资只限煤窑使用。日方此项规定，既限制民窑生产，也拟达到阻止火药等物资流向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二是控制铁路运输，设立民窑收煤所。日本对铁路实行军事占领，民窑产煤不经批准，不得外运。1943年，日本在门头沟煤矿设立收煤所，强迫众小煤窑签署“宣誓书”，强行收购民窑产煤。

三是成立“四门组合”，统制煤炭销售。日本以低价收购煤炭，又在城内设店高价销售，获取暴利。日方在城内设立“四门组合”（即北三门门头沟煤炭统制贩卖公司和南城门门头沟煤炭统制贩卖公司），只许自己卖煤，不许他人卖煤。从而形成产运销独家经营的局面。日本侵略者利用这个垄断权制造了1944年北京、天津大煤荒。导致众多工厂、商号歇业，大量民窑关闭破产，大批矿工逃荒、讨饭、饿死街头。正是由于日本垄断平西煤业、蓄意制造煤荒，打击了北京地区的民族工业。据统计，门头沟地区1936年有民窑150家，至抗日战争末期仅剩下50余家[105]。

表2-13沦陷时期北京地区煤炭产量调查[106]

据战后北京敌伪资产管理委员会统计调查，仅1938年至1942年，门头沟地区总产煤炭约766万吨，房山地区总产71。8万吨，占到了华北沦陷区煤炭总产量的六分之一左右（见表2-14）。其中绝大部分煤炭被日伪劫掠而走。

表2-14沦陷时期华北主要煤矿煤炭生产量[107]

除了煤炭，在此期间日本还对金矿、钨矿、萤石矿、石墨矿等其他矿产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开采和掠夺，并对中国工人和农民以强迫劳动的形式进行压迫和剥削[108]。

2。钢铁工业

（1）制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