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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欧美人士与北京的近代工矿业（第1页）

第四节欧美人士与北京的近代工矿业

美国人雷麦（C。F。Remer）曾在《外人在华投资》一书中估计，1931年，“外人在华投资可靠的总额约在30亿至35亿美元之间”，而1902年和1914年分别大致为7亿5000万美元和16亿5000万美元。[137]晚清民国时期，外国人投资的主要地域是满洲和上海，但同时，外国资本的触角也沿着铁路和水道深入中国内地。如前文所述，外国商业和金融已经在作为中国首都和非通商口岸的北京蓬勃发展起来，而在工业领域，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欧美人士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工业只是零星地发展，即使这样，民国时期，欧美资本和技术也几乎渗透了北京工业各个部门；并且，在商业贸易的共同作用下，北京本土工业因欧美洋行、资本的存在，自身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序的限制。

一、欧美资本和技术渗透工矿业各部门

欧美人士与北京工矿业的渊源要从煤矿说起。因为马可·波罗对中国“黑石”的描述，欧美人士知道中国煤矿资源丰富。1896年，美国人施博率先投资，接手经营北京西北部门头沟的通兴煤矿，开始用机器采煤，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赚取了大额利润[138]。这“是北京，也是全国第一个外资矿”[139]。其后德国人兰士和礼雅士、英国人毕克计和哀基·季马尔先后投资经营该矿。同时，在门头沟，还相继出现了天利（德国资本）、裕懋（比利时资本，后为英国资本）两家欧美资本经营的煤矿。1918年，通兴、裕懋合并为“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Mentoukou（Sino-British）iningCo。，Ltd。），其总工程师是比利时人马梅特（OscarMamet），1922年生产无烟煤150000吨[140]。这几个矿名义上都是中外合办，“实际上为外国资本所操纵”[141]。

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另一家煤矿公司——镇兴煤矿公司，又称中华矿业有限公司（eseMiningCo。，Ltd。），也是中英合资，在中国农商部登记成立。虽然其董事会主席为熊希龄，但是公司的实权掌握在董事巴森（TomasAlbertBarson）和肯里克（JohnP。Kenrick）手中，他们分别是英国对华路矿投资公司“福公司”（PekinSyd。）的主席和总代理[142]。除了镇兴煤矿，福公司还投资了中华无线电公司（atioelegraphCo。）、华中铁路公司（esetralRailways）和福中总公司（FugCorporation）[143]。其中，福中总公司1915年由中原煤矿公司（河南焦作）与福公司合资成立，以更好地合作并出售两家生产的煤炭[144]。

除此之外，在北京设有总部或代理处的煤矿公司还有开滦矿务局、六河沟煤矿、临城煤矿和北京蒙古矿业公司（Peking-Mpany）等。其中，开滦矿务局由法国人让·瑞德斯伯格（JeanRedelsperger）作为其北京代理人，在东交民巷西口的瑞金大楼（ReginesBuildings）里办公[145]。北京蒙古矿业公司也是外国人经营[146]。总体来看，民国时期，欧美商人不仅在北京煤炭的生产方面占有相当的份额，还在一段时期几乎控制了北京煤炭的销售。

铁路工业方面，早在1865年，英国商人就“在宣武门外旷地上筑起了一条500多米长的小铁路，试驶小火车，此为铁路输入北京之始”[147]，但小铁路不久便被清政府拆除。1880年开始修建、1907年竣工的京奉铁路，是清政府“向英国华英公司借款修筑”的结果。京汉铁路，又称卢汉铁路、平汉铁路，于1898年1月“开工修筑卢沟桥至保定段铁路，同年十二月竣工。由英国人金达任工程师。南段由德国的西乐巴主持修筑”。1898年9月，在英、法、俄的支持下，“京汉铁路统一由比利时公司接办，以总工程师沙多主持修筑”[148]，1905年全线竣工。总的来说，晚清民国时期，北京周边乃至全中国铁路的修建，除了京张铁路（包括北京—门头沟支线和北京环城支线）由清政府官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全用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人员修筑”[149]外，其他的铁路大多以外国贷款作为资金，由英、法、德、比利时等国家的工程师提供技术指导而修建完成。

图2。5北京铁路系统图[150]

欧美人士也参与了北京电车的修造和经营。早在1914年，中国政府便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五厘金币实业借款合同》，用以发展北京电车等实业工程。直到1921年，北京电车项目才真正开始落实。而根据1921年5月9日中国政府和中法实业银行签订的《北京电车合同》[151]，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定额华币四百万元，政府认购一半，剩下的二百万元由市民募集。“商股股本募集后，由创办人以公司名义存于政府所认可之银行。政府股本以公司名义仍存于中法实业银行，由政府随时按照市价将1914年五厘金币借款折合银元，为认购股本二百万元之需用。”北京电车公司由董事会管理，而董事会“以董事十一人以上组成，政府特派六人，商股选举五人”，其中“政府特派董事中之一人须用中法实业银行洋经理”。所有公司业务分为工程处、营业处、会计处三处，合同规定，“工程处处长用法国人，由中法银行介绍曾在专门或大学之工程科毕业而有五年以上之电车事务经验，副处长用中国人”，“工程处处长会同副处长筹备一切关于电车线路之计划、图样，即如电机、车辆、路线、轨道等事。董事会会长批准此项计划、图样后，该工程处应承会长之命办理建筑事宜”。此外，“工程处得介绍公司所需之一切材料、车辆、家具、装设等项于董事会会长，但订购与否由董事会会长定之”。营业处处长虽是中国人，但副处长由法国工程处长兼任。“公司簿记须用汉文、法文合璧登记，由董事会会长代表公司选派有五年以上会计经验之中国人一员、法国人一员为会计处长。该法国人员之派充须得银行同意。”如果董事会会长认为法国工程处长和会计处长不能胜任，可以辞退，但是“辞退以后，公司应立即另派相当之法国人补充，事前得银行同意”。公司的收入及利息，“存一半于中法银行，一半于政府许可之银行”，而公司每次提款，“亦须在中法银行提取一半，在其他银行提取一半”。直到中国政府还清1914年五厘金币借款本利之后，该合同才无效，而且还清之前，“政府不得变卖公司股票”。综上来看，从资本筹集到公司组建，从电车路线设计到车辆和轨道的采购，中法实业银行及法国人在北京电车公司的几乎所有业务和环节中，都具有占优势地位的话语权。

同样，在民国北京的机械工业领域，欧美资本也占据了不小的比例。1901年，法国人与清政府合作，在京汉线上的长辛店一地，投资设立了铁路工厂，修理机车车辆。1905年，又开了长辛店电器修缮工厂，专门修理铁路调度电话。民国时候，长辛店铁路工厂同清政府建立的南口铁路工厂一道，成为交通部下属企业。1935年左右，北平全市约有80家机械工厂，北大经济系毕业的赵梅生对其中的62家做了调查，“其中资本最大者，为永增，其次为昇昌和海京，资本最小者仅二三百元”，而昇昌忠记铁工厂和海京机械工厂，“向皆认为外资”，但“这两个工厂对外皆竭力否认”[152]。实际上，海京机械工厂为1921年美国教会集资开办，以“制造暖气炉片和协和医院用的手术台等”，后来才转给买办经营。它背后的金主是海京洋行（ElbrookIncorporated），而海京洋行为美商公司，总部在纽约，洋行在上海、北京、天津设立了分号，进口纺织原料、纺织品及纺织机器，生产及代销毛纱、呢绒、地毯、床毯等，还承包纺织厂、发电厂、气热装置及其他工程。昇昌忠记铁工厂虽在中国注册、用中国资本名义，实际上为中外合资，阿尔努（Arnont）[153]为总工程师，吴松龄为经理[154]。赵梅生统计，昇昌忠记铁工厂和海京机械工厂的“资本总额为326818元，差不多占了机械工业资本总额的一半（六十二厂的资本总额为714318元），雇佣工人为218名，每年生产额为100000元”[155]。赵梅生的调查并未将长辛店、南口两家铁路机车厂包括进来，若将其纳入统计，欧美资本在北京机械工业的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欧美资本在北京机械工业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而且，就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来看，包括永增、昇昌、海京在内的大工厂效率高、质量好，因为“大工厂的机械多购自美、法，小工厂的机械则多系北平出品”[156]。这样，欧美技术就在民国北京的机械工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至于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收音机，在晚清民国时期，无论从资本还是技术角度来看，欧美企业一直是北京，甚至整个中国范围内这个行业的主导者。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电报事业之前，欧美电报公司已经率先进入了中国市场。英国的大东电报公司（Easterension，Australisia&aTelegraphCo。，Ltd。）和丹麦的大北电报局（Greatelegraphark）先后在北京开设分号，经营商业电报业务，并代理销售其本国电报仪器及零部件。1918年，中国电气公司（aElectricCo。，Ltd。）在北京成立，名义上为中美合作开办，叶公绰等人也曾担任公司的华董，实际上它是在美国注册的纽约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ionalTelephoelegraphCorp。）的子公司。中国电气公司的北京总部及天津、上海等地分号，进口并制造电话机、电报机、电机、仪表、电灯材料及各种电气零件，并代理母公司及英、美、日、法相关厂商产品。1919年，北洋政府与伦敦马可尼无线电公司（MariWirelessTelegraphCo。，Ltd。）联合开办中华无线电公司（atioelegraphCo。），经营海、陆、空无线电台站，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独家代理“马可尼”产品。英国的福公司在其中亦有参与。

至于收音机，在当时的北京是最时髦的家用电器了，用的都是欧美的产品和技术。1927年9月1日，北京广播电台正式设立，地址在琉璃厂的北京电话总局，由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主办，北京电话局协办。

1927年的北京，由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是年3月，张作霖的“镇威上将军公署”给交通部发电报，要在北京电话局设立东北广播无线电办事处，广播设备由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提供。交通部随即要求北京电话局认真筹备，协助办理此事。3月18日，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给北京电话局发公函，提出了设立北京广播无线电办事处的具体要求，北京电话局照办。8月30日，北京广播无线电办事处发出公函，称“敝处放送电台，业经装设就绪，并定于九月一日起，正式放送商情、新闻、音乐、戏曲等项，以资广播”[157]。

北京广播电台成立之初，播音机电力只有20瓦特，是台长沈宗汉利用美国马可尼无线电话改装的，沈宗汉1915年毕业于交通部“交通传习所”开设的“高等电气工程甲班”，是无线电技术专家。1928年1月，北京广播电台改装天津义昌洋行生产的50瓦特播音机，功率有所提高。5月，播音机电力增至100瓦特。

随着技术设备的提升，播音效果越来越好，用户数量也大幅增加。到6月底，北平市民安装收音机的已经有1950户[158]，市内销售收音机的商行有45家，电台月收入达到了1000银元。这1950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欧美人士家庭。

20世纪30年代初的北京无线广播电台，是欧美新技术的产物，内含丰富的现代科技元素。

电机室。内装一匹马力的交流电动机1台，300瓦特的高压直流发电机1台，用于播音时的供电。另装一匹马力的交流电动机1台，500瓦特的直流发电机1台，用来给电台的蓄电池充电。市内还有电输板1副，上有阻力器、电流表、电压表、电输，可供充电时使用。交流电动机所需的电力，由北京华商电灯公司提供，为3相380伏脱50周波的交流电。

播音室。中间有高脚架，架上安置传音器（Mie）1个，可以上下左右旋转，是单钮式，中间装有炭精片、炭精粒及金属薄膜片，有人说话唱歌时，声音即由麦克风送进，里面的薄膜片随声波而振动，麦克风电路间的电流也随声波的高低而变更。麦克风外接两根电线，连通扩音器，中间串联一个6伏脱蓄电池供电。播音室内还有留声机1台，磁力拾音器（MagicPickup）1台，用来播放唱片。

播音机室。播音机为TV100A式，电力为100瓦特，内装真空管5个；灯丝电压表、屏极电压表、屛极电流表、天线电流表各1个；调幅变压器、降级变压器各1个；扼制线圈3个、正副线圈各1个；可变储电器2个、固定储电器4个；电输5个；阻力器5个；滤电器1个。播音机的作用有三：一是作为放大器，放大由播音室或戏院传来的声音；二是作为调幅器，调整波段；三是作为振**器，调整电流。播音机里还装有音量控制器，用来调整声音大小。播音机由天津义昌洋行制造，所用真空管是UV211式，在当时比较先进。

会客厅。装有试听用的真空管收音机，是四管再生力式。第1管是高周波放大器；第2管是检波器；第3、4管是低周波放大器。这台收音机专门用来做试验，以检测播音效果，也用来供来宾们收听节目。

天线地网与播音线路。天线是T字形，高70英尺，共有4条线，是7股20号裸铜线，每条长120英尺，架于两根木杆之间，为东西方向。地网线也是4条7股20号裸铜线，长度与天线一样，架设在天线下面，高出地面10英尺。播音线路共有10对，“计自本台至电话南局测量室，架设中继专线两对。南局测量室至第一舞台，开明戏院，中和戏院，华乐园，广德楼，庆乐园，吉祥戏院及增茂洋行各架设收音专线一对。又本台直达哈尔飞戏院，西单游艺商场，豆芽菜胡同沈宅，各设专线一对”[159]。当时戏曲唱片不太多，电台就在各戏院唱戏时，派专人拿着传音器到戏院收音，再把传音器的线路与此前安好的收音专线连通，传至南局测量室，南局测量室再通过中继专线把戏曲声音传到北京电台的播音室，再对外广播。由于这些外在的线路容易受电灯线、电话线影响，难免有杂音，所以从戏院“收来”的戏曲声音，终究不如播音室放唱片的效果好。

在北京电力、电灯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方面，欧美人士亦是科技先驱。在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PekiricLight&PowerCo。，Ltd。）成立之前，为了解决各国公使馆及外国洋行、银行等的供电问题，1899年德国的西门子公司（瑞记洋行）就已经在北京创立了电气公司，安装发电、供电设备，为东交民巷一带的各国使馆、银行、洋行提供电力[160]。1900年被义和团焚毁，1903年西门子公司又于东交民巷正式重建了电灯房，被称为北京电灯公司、德国电灯房或东交民巷电灯房（PekiricCo。，Ltd。），有3台80马力的发电机。这也是为什么1905年中国人自己办的电灯公司名称中要加上“华商”（ese）以示区别。而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虽然掌握了政府许可的使馆区以外供电的专权，但是欧美人士仍能参与其中。比如，从1914年起直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白金汉（A。O。Bugham）一直担任华商电灯公司的总工程师，同时，华商电灯公司所使用的机器均购自美德两国，用煤做燃料。

在织造业领域，外商不但“通过洋行收购而获得超额利润，而且还直接投资地毯的生产”。比如，1920年，美国的费特夫妇（Mrs。Heleé和H。C。C。Fetté）在北京的总布胡同发起开办费特地毯公司（FettéRugCo。，FederalInc。，U。S。A。），经营中国地毯织造业，出口所产“费特”手工地毯，销往美、菲、英、加、澳，兼营戏装、首饰及中国文物出口业务，同时，还进口美国文具及办公用品在中国市场销售[161]。而燕京地毯厂的后台老板是美国的花旗银行，其“资本雄厚，一下发展到六个厂、拥有工徒一千七百人，控制了北京地毯生产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62]。

最先在北京开办葡萄酒厂的是法国人。1910年，法国商人弥瑟尔于北京西郊的玉泉路创办了上义酒厂。最初，该厂主要酿造“弥撒酒”（又称“沙斯腊”），专供北京各天主教堂使用。随着知名度的提高，1920年前后，该酒厂开始酿造各类葡萄酒销售，如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威士忌、白兰地、大（小）香槟、桔子酒、薄荷酒、茴香酒等，每年产量40吨左右。该厂的“设备、工艺、技术、产品品味甚至于原料葡萄均系进口”[163]。

此外，20世纪初，德国人卡路易斯（M。Karuis）在永定门外的马家堡创建了一座砖厂，称泰来窑厂或马家堡蒸汽砖厂（MaChaPuSteamBrickFactory）[164]。该厂有轮窑一座，制坯机一台，是“北京有生产机制红砖工厂之始”[165]，而且“专烧各色洋式砖瓦，颇称优良”。有意思的是，这个开砖厂的德国人在晚清民国北京欧美社交圈中，被戏称为“马家堡公爵”。1928年左右，驻北京的美国公使马慕瑞（JohnVanAntwerpMacMurray）向《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介绍起这位“马家堡公爵”时说，“老公爵在义和团闹事前就来中国，有三十多年了。他曾经在朝廷里呼风唤雨，外国人要是没有他出面疏通，别想拿到政府的合同……义和团闹事之后，他也说要‘有始有终’。年复一年公爵一直准备着要彻底回到德国去。然后，大约十五年前，他突然开始种起了柳树，一圈套一圈地种，在最中心处，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坟墓”[166]。

“马家堡公爵”并非孤立的个案。晚清民国时期，不少欧美人士在北京生活、工作、发展。他们和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绝不仅止于几圈柳树那么简单。一些人爱上了这座城市，把长眠之地也选在了这里。

二、欧美资本影响下的北京本土工业发展

相对于外交使团、中国政府机关或金融贸易领域的欧美人士，工业领域的欧美人士显得比较低调，更接近“闷声发大财”的类型。正如赵梅生在《北平机械工业调查》中所强调的，像昇昌忠记铁工厂这样“以中国名义注册的外国企业”，除了机械工业外，“在其他各业中，为数亦很多，且资本较中国工厂为雄厚，故北平的外资的势力，实在未可轻视”[167]。至于，为什么许多北京欧美人投资的公司要挂上“中国资本”的招牌或打着“中外合办”的幌子，也许和北京并非通商口岸且为首都有关，同时也考虑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以及工厂经营、行销等的便利。

跟中国许多地方一样，北京工业的起步和发展，是在吸收利用外国投资、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的。北京工业的许多领域，都是由欧美人士率先建立公司、工厂或提供技术和资金。而在中国官办或民办的工业企业中，或多或少要购买欧美机器、利用西方技术、聘用西方技术人员才得以进行正常生产。举例来说，1908年，官商合办、主要生产军用粗呢和粗毛毯的溥利呢革公司，就是“投资60万两白银，从英国进口180台机器，并聘请英国技师进行技术指导”[168]。

但从另一方面看，民国时期北京欧美公司、洋行和资本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京本土工业的发展。

第一，欧美人士投资的公司或工厂资金实力更加雄厚，拥有较好的管理和技术，更接近外国市场，因此，它们的生产效率更高、产品质量更好、商品价格更低、产品输出的途径更加多样，这使规模小、技术落后的北京本土工业作坊或公司无法与之相抗衡，导致退出市场或所占的市场份额缩小，欧美工厂则有机会占领市场。以煤矿业为例，以门头沟为中心的京西矿区，民国时期“虽然先后出现的几个矿中有兴宝、宏福、中兴、协中、广丰、利丰六矿是本国资本（大部分为官僚政客所操纵），但1934年这六个矿仅占当时煤炭总产量的26%，而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却占到38。6%，百余家的土采煤窑总计才占35%。本国资本由于资金薄、设备简陋、产量少，无法与英国资本竞争。1936年中英门头沟煤矿的英国资本家麦边进一步垄断了销售市场，成立了‘联合售煤处’，规定所有的矿窑产煤都必须经过该处销售，如果自行销售，一经查出每千斤罚款三十元”[169]。

第二，随着北京商业贸易的发展，大批欧美公司或洋行在北京设立分号或代理商，西方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重工业产品如汽油、钢铁和机器设备，轻工业产品如火柴、纺织品和化妆品——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占领了北京相关产品的大部分市场。虽然这些欧美公司销售的机器设备为北京本土的工业企业提供了硬件条件，但是，也正是这些从欧美进口、价格相对低、质量相对好的产品挤占了市场，使一些本土工业公司失去了竞争力和发展的余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乃至中国的官办、民族工业有所发展，大多是出于欧美各国忙于战争，欧美工厂普遍工业产品原材料匮乏、生产乏力等原因。以钢铁工业为例，民国时期北京市场上出售钢铁及其相关机械产品的公司、洋行有：设在总布胡同的文德机器公司（Nielsen&Wid。）、无量大人胡同的美国钢铁公司（UesSteelProdupany）、镇江胡同的百世钢车公司（PressedSteelpany）、马市大街的芝加哥车辆公司（GeneralAmeripany）等。其中，来自丹麦的文德机器公司销售的产品包括水压机、铁路机械、造币厂设备、机械工具及其他成套设备，兼营丹麦其他工厂及英美所产的电厂设备、制冷设备、电机、汽泵、锋钢工具、起重机械等[170]。在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而钢铁紧缺、铁价大涨的背景下，1919年，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动工兴建龙烟铁矿附属石景山炼铁厂，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企业“又将钢铁倾销于远东市场，铁价低落，无利可图”，因此，至1937年之前，该铁厂“整整十八年，没有流出一滴铁水”[171]。

第三，许多北京本土工业产品，尤其是地毯、景泰蓝等特种工艺品，有些是经由欧美洋行出口运销到欧美、东南亚等地。欧美洋行通过控制出口贸易，也就控制了部分商品的销售，进而影响并推动了北京一些本土工艺品的生产。北京的仁立公司生产的地毯闻名遐迩，其公司的资本也比较雄厚，但其产品以外销为主，因而外国洋行对仁立公司的产品生产和营销有一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