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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第2页）

吕尚编不进司马迁的血脉网络，原因在于姜氏是炎帝的后裔，而炎帝时代比黄帝时代更早。姜姓齐国在春秋时期地位重要，在《史记》的世家中排名第二，却与司马迁的血脉网络格格不入。这确实令人遗憾，好在类似的情况并不多见。

由于存在例外和牵强的现象，司马迁将黄帝供奉为华夏祖先的做法并不能得到普遍的认可，后世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质疑，甚至表示反对。

西汉元成年间博士褚少孙努力整理司马迁的著述，为弥补《史记》的缺失做过贡献。褚少孙就曾因黄帝始祖之说遇到质疑，为此他以问答的形式将自己的看法附在《三代世表》之后。在答疑之中，褚少孙试图以天命之说维护舜及夏、商、周三代与黄帝之间的血缘承续关系，他在发表大段的议论之后强调：

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泛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

然后，褚少孙又引述蜀王、霍光事例，欲为“黄帝后世王天下之久远”寻求解释：

《传》云，天下之君王为万夫之黔首请赎民之命者帝，有福万世，黄帝是也。五政明修礼义，因天时举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邪？行道德岂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举而观之。汉大将军霍子孟名光者，亦黄帝后世也。此可为博闻远见者言，固难为浅闻者说也。

褚少孙所做的辩解显然难以自圆，因此受到司马贞的严正批驳：

褚先生盖腐儒也。……而末引蜀王、霍光，竟欲证何事？而言之不经，芜秽正史。[83]

褚少孙试图以天命论为黄帝始祖之说辩护，自然难以令人信服。不过，司马贞以“腐儒”斥之似乎并不妥当，因为黄帝始祖之说本身就存有许多漏洞，责任应该由《帝系姓》的作者和司马迁承担。

站在与褚少孙对立的立场上，东汉思想家王充客观地指出了黄帝始祖之说的自相矛盾：

《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自黄帝转相生，不更秉气于天。作殷本纪，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84]

王充认为造成“误是非之言”的原因是司马迁“兼纪不别”，这是合乎逻辑的。至于他批评“浴于川”和“出于野”为“违尊贵之节”，则是以后世礼仪看待上古风俗，就难免失于偏颇了。

继《史记》之后的正史为《汉书》，它是经由东汉的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之手合作完成的。《汉书》的作者对于司马迁追溯祖宗的做法不仅不反对，而且还具体运用于为汉家天子寻根上，这是司马迁当初没有做过的。《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文末有“赞曰”：

《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自然之应，得天统矣。[85]

刘邦祖籍沛县丰邑，父母是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平民。然而，《汉书》的作者却兜了很大的一个圈子，总算将汉室的祖先攀附到唐尧名下，归位于黄帝后裔。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表明刘家得天下乃“自然之应”。

《汉书》的作者虽然仿效《史记》而强调血统，但是对于独尊黄帝为华夏始祖的做法却不赞成。与《史记》的体例不同，《汉书》不是通史，而是专述西汉一代的断代史书，本无讨论上古人物的必要。然而，《汉书》的作者偏要对西汉以前人物加以评价。《汉书》卷20《古今人表》就一直追溯到上古，网罗了众多人物，并将他们区分成圣人、仁人、智人及愚人，排列为上上至下下九等。在《古今人表》之中，黄帝虽然被排在上上之列，但是他的地位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黄帝并非唯一的圣人，在他之前还有太昊帝宓羲氏和炎帝神农氏[86]。可见，《史记》与《汉书》对于上古时代的理解并不相同。司马迁能够“毅然”划清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从而确立中国通史的上限；《汉书》的作者却割舍不掉宓羲氏等传说人物，对于上古的看法就只能陷入混沌状态。

东汉科学家张衡也是坚决反对司马迁“独载五帝”的。在《后汉书》卷59《张衡传》“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条下，李贤等注曰：

《衡集》其略曰：“《易》称，宓戏氏王天下；宓戏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87]

张衡同样割舍不掉宓戏氏与神农氏等传说人物，由此也可以反衬出司马迁的决断是多么有眼光与勇气。

不过，王充、张衡与班彪家族都是学术精英，他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东汉学界的观念，他们的意见对于司马迁“独载五帝”的做法造成了强大冲击，其影响颇为深远。所以，直到唐朝中期，司马贞还对司马迁割弃黄帝以前人物感到不平，终于按捺不住，而为《史记》作补，撰成《三皇本纪》。[88]

在众多的批评之中，清代学者崔述的考据是最有说服力的，他从根本上反对血统之说，而不再拘执于独尊与并录之争。他在《唐虞考信录》卷一中指出，五帝之间并非倚赖血缘相继承：

盖古之天下，原无父子相传之事，故孰为有德则人皆归之。……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义向风者为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尽借于先业也。若尧不借父兄之业即不能有天下，则（宓）羲、（神）农、黄帝又何所借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尧之天下果传之于父兄，则尧当世守之，丹朱虽不肖，废而他立可也。[89]

五帝嫡传既然不可能，黄帝为华夏芸芸众生的单传始祖之说自然难以成立。崔述的这番考据，如今已成学界的共识，但是在他所处的清代，却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崔述的考据为现代疑古派着了先鞭，顾颉刚正是在他的基础上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司马迁将黄帝供奉为华夏独尊的祖先确实是牵强的做法，不可能得到普遍认可。然而应该承认，司马迁努力弘扬黄帝是极有远见的举动。独尊黄帝的说法后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一元一体理论，与此相对，“并录”之说则趋向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雏形。虽然相对而言后者较为合理，但是前者在凝聚民族关系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

司马迁的历史体系终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宗，尽管屡受来自不同角度的批评，但是其影响历久而不衰。后世治史者大多数还是遵奉《史记》为圭臬的，其中对于司马迁的精神领悟至深者是北齐史家魏收。魏收撰写的《魏书》，是一部专门记述拓跋魏诸朝历史的著作，在传统的中华正史中属于断代史书。然而，《魏书》与《史记》具有相同之处：《史记》虽然以西汉王朝的历史为重点，但是记述了西汉以前自上古至秦的史实；《魏书》虽然以拓跋魏诸朝历史为重点，但是记述了北魏以前自嘎仙洞至拓跋代国的史实。既然与《史记》有相同的特点，《魏书》也就可以看成为一部通史；所区别者，它不是华夏的通史，而是拓跋氏的通史。

《魏书》的通史性质，不仅贯穿于若干纪传与书志对于往古的追溯上，而且集中体现在该书的《序纪》中。与《史记》以《黄帝本纪》为开篇一致，《序纪》竟然也是以黄帝张本的。请看：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90]

这段不足二百的文字，将拓跋氏的祖先与五帝紧密地联系起来。其一，拓跋氏的初祖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少子，亦即黄帝之孙；其二，拓跋氏的祖先始均曾经加入尧的部落联盟，并为驱逐女魃出过力；其三，始均还受过帝舜的嘉奖，被命为田祖；其四，“拓跋”二字意译为“后土”，与黄帝“以土德王”意义相通。归纳这四点的中心思想，就是表明拓跋氏系自黄帝部落分化出去的一支，并在早期一直与五帝诸部落有所联系。这样，就为拓跋氏与黄帝直接挂钩提供了依据。

不过，令史家为难的是，在中原早期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拓跋氏的相应记载。为了消除疑问，《序纪》做了三点解释：其一，拓跋氏“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其早期情况自然不会见于中原早期文献；其二，拓跋氏的历史是“人相传授”的，言外之意，拓跋氏与黄帝的关系虽然没有文字记录，但是在本部之内不见得没有说头；其三，从三代到秦汉诸朝，匈奴等族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并没有参与，所以就“载籍无闻”。尤其是第三点解释，不仅看似合理，而且还有向中州表示友好的意味，令人在感情上乐于接受。

上述三点解释看似合理合情，却经不住推敲。由于没有扎实的史料依据，《序纪》之中追记拓跋氏祖先的内容很难让人感到踏实可靠。作为编辑拓跋历史的史家，魏收也未尝不会察觉拓跋早期历史中充斥了牵强附会的成分。但是，为了体现统治者的意图，他却偏要努力将拓跋氏填入司马迁血脉网络之中早已预留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在《序纪》之中已经写得很明白，就在昌意的名下。

昌意为黄帝与正妃嫘祖所生之少子，按照《黄帝本纪》的记载似乎是实实在在的人物；至于昌意生了多少个儿子，昌意少子为谁，却没有确切的记录，这就只好听任魏收的编撰了。于是，通过所谓昌意少子的传说，魏收就将拓跋氏的初祖设定成了黄帝的后代。魏收能够做这样的设定，好像蛮有道理：首先，《史记》之中有众多先例可循，不少姓氏可以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攀接到与黄帝血脉相连的网络上面，拓跋氏何以不能径直挂到昌意少子的名下？其次，拓跋氏虽然为北方射猎部落，但是越王得以奉守禹之祀，匈奴亦可当作夏后氏之苗裔，拓跋氏何以不能成为黄帝的后代？

虽然在《魏书》中有与《五帝本纪》相照应的《序纪》，但是魏收并未编写与《史记·三代世表》相应的世表。不过，在《魏书》卷113《官氏志》下特设有《姓氏志》，它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世表的作用。于是，魏收就以《序纪》为纲领，以《姓氏志》为要目，也像司马迁那样，构建起一张庞大的血脉网络。这张网络普遍地联系着北朝的部族，它的核心则是拓跋氏。

《序纪》是魏收编织的血脉网络的纲领，它贯穿着北魏建国以前拓跋氏发展的线索。关于这条线索，在始均之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起点是成帝毛，此时拓跋氏尚在大鲜卑山一带从事“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第二个阶段的起点是献帝邻，此时拓跋氏“始居匈奴之故地”；第三个阶段的起点是神元帝力微，此时拓跋氏已“迁于定襄之盛乐”。[91]上述三个阶段的出现，表明拓跋氏经历了三次大的部落迁徙事件。而拓跋氏的历次迁徙，又都与其部落组织的大规模整顿同步，具体内容则反映在《姓氏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