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四颠沛中顽强发展的宗族例证（第3页）

《李元忠传》记载：

初，元忠以母多患，专心医药，遂善方技。性仁恕，无贵贱皆为救疗。家素富，在乡多有出贷求利，元忠焚契免责，乡人甚敬之。[63]

李元忠焚契事件令人联想到战国时代冯谖为孟尝君“烧券市义”的典故[64]，表明他的仗义疏财性格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刻意效仿古代君子的义举。对德行的如此追求，无疑是在与族人共同创业中培养起来的理念。

高尚的德行能够受到族人的尊敬，也会影响后代，《李灵传附法行传》记载：

（李元忠女）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为尼。……齐亡后，遭时大俭，施糜粥于路。异母弟宗侃与族人孝衡争地相毁，尼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来取之，何为轻致忿讼？”宗侃等惭，遂让为闲田。[65]

法行的义举或许有佛教思想的影响，不过也与其父的品性相承不悖。

河北李氏的道德与文化呈现为随宗族的发展而逐步提升的态势。《李显甫传》称赞李显甫豪侠知名，却只字不提他的文化程度，应是这方面乏善可陈。李元忠与其父趣向已有差异，能“粗览书史及阴阳术数”，不过依旧不脱豪侠不羁的风格。他在母丧之时虽然悲痛哭泣，却肆意饮酒，还曰“礼岂为我”[66]，流露出他与传统礼仪的隔膜。

可是李元忠的豪侠性格和尚武精神并未遗传给儿子李搔。李搔不尚骑射，却酷爱艺术，《李灵传附李搔传》记载：

搔字德沈，少聪敏，有才艺。曾采诸声，别造一器，号曰八弦，时人称有思理。武定末，自丞相记室除河内太守。居数载，流人尽复。代至，将还都，父老号泣，追送二百余里，生为立碑。终于仪曹郎。[67]

李搔年少时别有情趣，与父亲的杀伐气势迥然不同。后来他成长为文治良吏，于东魏武定年间（543—549年）出任河内太守，受到当地父老的爱戴。仅仅相隔两代，就能培养出娴于文艺的人才和治理一方的官员，可见文化熏陶对于宗族门风的转变之效。

不同于河北李氏，植根平城的崔氏一直是恪守礼教的宗族，具体表现为奉行节俭而力行孝道。如前所述，崔宏在“约俭自居”的同时能够做到对母亲“供养无重膳”，然而此类举动却会受到朝廷密察，那是拓跋统治者对汉族礼教不理解的缘故。崔氏这样的名门一向以为只有自己才占据着道德与文化的高地，因此最注重文物礼教和文化制度。所以崔宏热衷论道“古人制作之体及往代废兴之由”，也由此获得道武帝的赏识。不过，崔宏并未依靠投机去争取政治地位，《崔宏传》称赞他“未尝謇谔忤旨”，但是“亦不谄谀苟容”[68]，表现了孤傲清高的品格。身在异族朝廷不得不察言观色，崔宏能做到不“苟容”实在不易了。

至于崔宏之子崔浩，也是学问卓识而秉性正直的士人，他为编撰《国书》献出了生命，是值得同情和惋惜的，不管其写作动机是否为了炫耀文采，但毕竟表现了求真的高尚史德。《崔浩传》记载，“浩能为雅说”，“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崔浩曾积极为拓跋政权陈说“秦汉变弊之迹”，促使其尽快适应汉族地区新的形势。同时，他还努力将传统文化灌输给皇帝，将海内外人才推荐给朝廷，推动北魏沿着汉化的方向发展。为此《崔浩传》总结道：“至于礼乐宪章，皆归宗于浩。”[69]崔浩在文化上的贡献显著超越前辈，只是拓跋统治者并不明白失去他对于北魏是多么惨重的损失。隋唐制度渊源之第一文化因素为北魏、北齐之源，清河崔氏是背负这方面文化的主要宗族，其代表人物正是崔宏、崔浩父子。

陇西李氏宗族的漫长发展经历，也是不断磨砺品德和提高素养的过程。精神境界的提升使该宗族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此处只能略举几位。

李氏始祖李弇展现了武将形象，但到他的孙子李暠这一辈就转向文武兼修了。《序传》称，李暠“遗腹而诞，祖母梁氏，亲加抚育”，既“通涉经史，尤长文义”，又“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70]李暠能够发迹，与他文武兼修的风格密切相关。这样的风格被其孙李宝继承下来，进而培养出坚韧的意志和团结的观念。《序传·李宝传》称，李宝“沈雅有度量，骁勇善抚接”，“倾身礼接，甚得其心，众皆为之用”。[71]坚韧的意志和团结的观念是比物质财富更加宝贵的德性，当宗族蒙难之际就能转化成巨大的能量，从而使宗族的境况化险为夷。后来李宝能使陇西李氏复兴绝非偶然。

有鉴于此，李宝少子李沖发迹之后尤其注重宗族的和谐，《序传·李沖传》记载：

（沖）谦以自牧，积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乡闾，莫不分及。虚己接物，垂念羇寒，衰旧沦屈由之跻叙者，亦以多矣，时以此称之。[72]

李沖垂念羇寒的举动对于宗族和谐具有促进作用。更进一步，李沖还以传统礼教推动北魏制度改革，为整个社会的进步做出卓越贡献。他抓住太和年间力行改革的机遇，积极向拓跋统治者介绍汉族文明的精华，并以汉魏典章作蓝本为北魏制礼作乐，创立适合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制度，如对基层行政影响极大的三长制就是李沖提出来的。不仅如此，李沖还是孝文帝迁都事业的积极襄助者，这项壮举使凝聚平城的中华文明转而传回中原。隋唐制度渊源之河西文化流派，就是由陇西李氏为首的众多宗族背负在肩，于太武帝朝输往平城，再经孝文帝迁都而传回洛阳的。通过这条途径，永嘉之乱以后幸存于西部的汉族传统文明，经李沖为代表的士人推动在东部发扬光大了。

家道兴旺时理应凭借文化为社会做贡献，家道衰落时更当放宽眼界而坚持文化修炼。李晓率宗族寄居崔氏宅地后，他没有钻营政治，而是一意训勖子弟，《序传·李晓传》记载：

时豪右子弟，悉多骄恣，请托暴乱，州郡不能禁止。晓训勖子弟，咸以学行见称，时论以此多之。晓自河阴家祸之后，属王途未夷，无复宦情，备在名级而已。及迁都之后，因退私门，外兄范阳卢叔彪劝令出仕，前后数四，确然不从。[73]

在李氏宗族蛰伏期间，其门风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政治发家转变为文化治家，这样的变化发轫于李沖，实现于李晓。

以文化治家能够熏陶出高尚的品德，这是有益宗族复兴和长远发展的举措。宗族成员在蒙难之际的杰出表现更会给后辈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发挥榜样作用。为此，李延寿在《序传·李超传》中对祖父李超在晋州被北周军队围困时的高尚举动做了生动描写：

及周师围晋州，外无救援，行台左丞侯子钦内图离贰，欲与仲举（李超之字）谋，惮其严正，将言而止者数四。仲举揣知其情，乃谓之曰：“城危累卵，伏赖于公，今之所言，想无他事，欲言而还中止也？”子钦曰：“告急官军，永无消息，势之危急，旦夕不谋，意欲不坐受夷戮，归命有道，于公何如？”仲举正色曰：“仆于高氏恩德未深，公于皇家没齿非答。臣子之义，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言！”子钦惧泄，夜投周军。[74]

侯子钦见李超秉性忠义而执意抗敌，只好狼狈地夜奔周军。旋而晋州终被攻破，李超成为周军俘虏。不过李超的坚贞反而获得敌方敬重，他便利用机会劝说敌将对残败之城施以德泽，以图保全受难之民。《李超传》接着记载：

周将梁士彦素闻仲举名，引与言及时事。……仲举乃曰：“今者官军远来，方申吊伐，当先德泽，远示威怀，明至圣之情，弘招纳之略，令所至之所，归诚有地，所谓王者之师，征而不战也。”士彦深以为然，益相知重。[75]

李超被围之际不失高风亮节，兵败之后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与名声，竟能顾全大局，曲意保全残破之城，实在难能可贵。高尚的情操是教育后代的楷模，利于培养以宗族为傲的情感，进而弘扬优良门风。李氏屡经迁徙困苦，却总能抱定坚韧不拔的意志，精诚凝聚和发展宗族，就是注重精神修养的缘故。

要之，通过培养道德情操与提炼文化素养，利于优化宗族传统习俗。两家李氏和崔氏的优良门风不仅在当世就已受到赞颂，还被载入史册。赵郡李荣曾赞叹陇西李氏道：“此家风范，海内所称，今始见之，真吾师也。”[76]赵郡李氏一向自视门第高贵，陇西李氏得到李荣赞誉是很荣幸的。

综上所述，在战乱背景下迁徙的宗族，首先要开垦农田，营造休养生息的环境；其次需凭借武备以立足地方，利用政治机遇以谋求提升社会地位；最后应培养道德以树立社会形象，增进文化素养以延续社会影响：只有如此才能在新的地区植根和发展。这样的规律虽然仅仅归纳自三支宗族，但是它们的经历都在各自的时间与空间范畴内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归纳其中共性具有普遍意义。在北朝历史系统中，有无数支宗族离乡背井，奔波奋斗，他们的迁徙时段和区域大多与上述三支宗族不同，但是发展规律是符合从三支宗族的经历中提炼出来之共性的。不管朝代如何更替，不管处境顺逆，各支宗族都会以血脉为维系纽带，在经济与政治方面努力经营，并凭借道德与文化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以维护其和谐与发展。

无疑，陇西李氏是北朝历史系统中最典型的宗族。在《序传》中，西晋以后有其名者共121位，从李弇传到李延寿毫不中断地繁衍了11代。李氏宗族从黄河下游跋涉到河西走廊的尽头，又从西域东来平城，再从雁北南下中原，先后衍生出陇西李氏、相州李氏，形成绵延不断的运动轨迹，不仅与西晋以后的十六国北朝相始终，而且隋唐之后还在繁衍。它的发展脉络打破了前后错综或左右对立的各个政权之间的界限，这支屡经颠沛而顽强发展的宗族以生动的实践昭示了社会必定统一的趋势，揭示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因。李延寿的文字虽然朴实无华，却充满了热爱亲人、热爱故乡的深情，这正是《序传》能让读者深切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