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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盖天保墓砖与定州大道（第1页）

二、盖天保墓砖与定州大道

墓砖铭文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尤其在墓主埋葬的时间和地点方面，往往是客观的、准确的，没有作假的必要。这就使得墓砖铭文中记载的墓主埋葬地点，在古代城邑的现代定位中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继杨众度墓砖铭发现数年之后，盖天保墓砖的发现再次证明这一原理。

盖天保墓砖于2005年出土于大同城东南3。5千米的沙岭村东0。5千米许的高坡之上。[25]该砖与上节所述杨众度墓砖大小相仿，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铭文凡55字，分为两个部分。前系正文，计3行又1字，为直径约2厘米的小字；正文之后系直径4～5厘米的四个大字，曰“盖兴国父”。

该铭文正文被释为：

太和十六年二月廿九日积弩将军盖天保丧，三月十七日葬在台东南八里坂上。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墓中无棺木，西葙壁下作砖床。[26]

墓主的丧日是太和十六年二月廿九日，为公元492年4月11日；葬日是三月十七日，为公元492年4月29日。盖天保墓砖铭文提供的信息也是很丰富的。在这里，仍然只讨论其中与北魏平城郭城的定位相关的文字，即所谓“台东南八里坂上”和“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等词语。

盖天保墓砖铭文之中的“台”字，原意为朝廷所在地，应指北魏的国都平城，此处径指平城郭城的城墙。又，盖天保墓砖出土于沙岭村东的高坡之上，其地形对应于铭文中的“坂上”之语。[27]

殷宪先生曾经对盖天保墓砖出土地点做过实地勘测与分析，该地的方向位于大同城的东南略偏南，与明清大同城的南门的直线距离是4。5千米，与明清大同城的东门的直线距离则更加远。若按照盖天保墓砖铭文所云的魏里“八里”去探寻，仅仅够得上明清大同城的东南拐角处。[28]也就是说，盖天保墓砖铭文中所谓的“台东南八里”，其起算的基点正好落在明清大同城城墙的东南角。这就证明，明清大同城城墙东南拐角也正是北魏国都平城郭城之东南拐角。

这绝非偶然的现象，恰恰佐证了上节关于明清大同府城的南城墙与北魏平城郭城的南缘位于同一条直线上的论证。不仅如此，它还进而表明，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与北魏平城郭城的城墙，非但南线相合，而且东部城墙从南往北的走向也是一致的。

这样的结果纠正了我以往关于北魏平城郭城城墙东段位置的错误看法。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山西六》大同府大同县条引《城邑考》称：“今城东五里无忧坡上有平城外郭，南北宛然。相传后魏时故址。”我在引述这段文献的基础之上，也推测北魏平城郭城城墙东段是位于“无忧坡上”的“南北宛然”者。[29]盖天保墓砖的出土，证明平城郭城城墙东段并不在“无忧坡上”，其“南北宛然”者又当作别论了。

在上述结果的基础上，可以提出如下三点看法。

第一，北魏平城郭城与明清大同府城在南部存在因袭关系。

明人张钦著《大同府志》，其中有“大同府城，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之语。[30]张钦是明朝武宗时期人，他在《大同府志》中记载本朝徐达于洪武五年（1372年）增筑大同府城之事应该是准确有据的。不过，这段记载的遣词过于简略，遂使后人在理解上生出歧义。以往一般认为，所谓“增筑”系指区域的扩展，由此而推导出，北魏平城郭城的南门位于今大同市的南关南街与迎宾东路相交处的岗楼。杨众度墓铭的问世，表明张钦所谓“增筑”的意思，仅为城墙的增高、增厚而已。换而言之，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南段与前代的辽金西京的土筑城墙南段之间，实为叠压的关系。

对张钦《大同府志》中记载的明确理解，其意义是重大的。因为，以往的考古成果表明，辽金西京的土城与北魏平城的郭城之间具有部分的因袭关系，所以，由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与辽金西京的城墙之间的叠压关系可以推断，明清大同府城与北魏平城郭城之间存在着部分的因袭关系。具体而言，北魏平城郭城、辽金西京城墙、明清大同府城三者因袭的主要部分在于该城的南部。从北魏国都发展到明清府治，该城的南部一直是居民区与商业区。这类区域往往因人口流动而发生盈缩迁移。在历经千年变化的过程中，作为其南部主体象征的城墙，居然能够因袭下来。一方面表明，从北魏降至明清，这座城市的南北中轴线始终未变[31]；另一方面也表明，从北魏降至明清，这座城市的人口始终没有突破北魏平城时代的城市规划的容量。

第二，在平城郭城东南角的侧近处建有门洞。

城市郊区的里程是以外围城墙的相应城门为起算基点的。按照这个原理，在上节中由杨众度墓砖铭文所谓“平城南十里”，推导出平城郭城南门的存在和实际的位置。同理可证，盖天保墓砖铭文所谓“台东南八里”，也表明在平城郭城之东南角的侧近处有一座城门或门洞（以下姑且称为门洞）。虽然在相关文献之中还未发现对应的门洞名称，但是这座位于东南角的门洞客观上应该存在。因为，倘若该处没有开设门洞，盖天保墓方位的起算基点就应该是郭城的南门或者东门，但是其间相应的距离显然超过“八里”之数，这与盖天保墓砖铭文的记载不相符合。

依据前文所引《魏书》卷3《太宗纪》泰常七年九月辛亥条中的记载，北魏平城郭城的周长是三十二里。我们现在难以知晓郭城每一条边墙的准确长度，假设每边长度均等，则南城墙与东城墙的长度各约为八里；又假设南门与东门分别在南城墙与东城墙的中点，则南门与东门距离郭城的东南拐角均约为四里。张畅耕等七位先生曾经实测过平城郭城的长度，虽然对于郭城位置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确定的南郭与东郭的位置，与本文上述的南郭与东郭在走向上平行，因此他们测定的数据是可以引为参考的。张畅耕等七位先生采用GPS测量的南郭长度是3732。223米，东郭长度是4062。624米。[32]按此计算，郭城南门距离其东南拐角为1866。111米，郭城东门距离其东南拐角为2031。312米，其测量结果与上述平均四里的数值接近。那么，这就必然令人疑问：既然间距如此之近，在郭城的东南拐角有增开一处门洞的必要吗？

古代的城池一般是按照东、西、南、北所谓“四至”开建四门的。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其郭城多设门洞自然无妨，因此建有东南门洞不足为奇。不过，城墙最主要的功能是防御外敌，门洞的增建会降低其防御的功能，所以若无必要是不会多开门洞的。

不仅如此，甚至当军事需要之际，还会有堵塞门洞的举动。《魏书》卷27《穆崇附穆寿传》记载，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征伐凉州，命侍中、宜都王穆寿辅佐太子拓跋晃镇守京师平城，以防备柔然乘虚侵犯。该传称：

（穆）寿信卜筮之言，谓贼不来，竟不设备。而（柔然）吴提果至，侵及善无，京师大骇。寿不知所为，欲筑西郭门，请恭宗（即太子拓跋晃）避保南山。[33]

《资治通鉴》卷123《宋纪》文帝元嘉十六年（即北魏太延五年）九月条也记载有此事。[34]而《魏书》中所谓“欲筑西郭门”，在《资治通鉴》中写作“欲塞西郭门”。由对比可知，后者的意思更加明确，就是为了防止柔然的猛力攻击而堵塞门洞，并非修筑或加固门洞之意。

上引《魏书》还称，当时柔然吴提“侵及善无”。善无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境[35]，境内的杀虎口是通往塞外的要隘，吴提大军应当由此方向而来。杀虎口在平城的西偏北方向，穆寿“欲塞西郭门”的道理即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魏书》和《资治通鉴》的两段史料中，只称穆寿“欲筑西郭门”或“欲塞西郭门”，并无欲塞郭城的西北门或西南门之语。这说明太延五年之际的平城郭城，没有开建西北门和西南门，否则也一定要被堵塞住，因为它们的位置离西郭门最近，也很容易受到吴提大军的攻击。可见，平城郭城在初建之时各个拐角附近并不一定都有门洞。

然而，由盖天保墓砖铭文所谓“台东南八里”表明，至迟于太和十六年在郭城的东南拐角已经开建了门洞。郭城东南门洞的开辟，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可以设想，在平城郭城的东南角有一条重要的大道由此出发；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这条大道具有重要的意义，东南门洞才成为郭城上必要的开口。东南门洞与以其为起点的大道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从东南门洞出发有一条向河北平原延展的定州大道。

在上节之中，杨众度墓砖铭文表明，杨众度墓位于一条通往平城郭城的大道之侧，该条大道的起点是郭城的南门，由这条大道向南延伸可以到达并州以及更远的洛阳、长安；进而可以推论，杨众度墓砖铭文之中所谓“平城南十里”，就是在并州大道之上从南门起算的里程。同理可证，盖天保墓砖铭文也表明，盖天保墓位于一条通往平城郭城的大道之侧，该条大道的起点是郭城的东南门洞；进而也可以推论，盖天保墓砖铭文之中所谓的“台东南八里”，就是在这条大道之上从东南门洞起算的里程。

当然，依据盖天保墓砖铭文所云，我们已经知道这条大道被称作为“定州大道”。在该铭文之中，有所谓“向……东”的表述，应即该墓往东朝向定州大道的意思。这样，倘若按照墓址与大道间距“一百六十步”去换算和丈量，就可以准确地定位当年定州大道北端十里的途径和走向；而且，循此途径就可以核定平城郭城东南门洞的准确位置。

定州大道是北魏时期最为着力营建和维护的交通要道，因为它联系着位于河北大平原上的重镇中山城。中山城位于今河北省定州市，十六国时期是鲜卑族慕容部建立之后燕政权的都城，北魏灭亡后燕之后这里成为定州的州治。在自然地理上，中山城地处华北平原北部的西侧，由此可以十分便利地通达黄河下游的各处。[36]因此，北魏王朝在中山城设有行台，使之成为河北平原上最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据点。而且，整个北魏统治时期，河北平原盛产的粮食与农副产品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比例，而中山城正是东方最重要的物资集散之地。中山城重要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地位，决定了定州大道的重要性，从而也决定了在平城郭城的东南开设一处门洞的必要性。不难设想，由于郭城东南门洞和定州大道的存在，平城的东南部分必定会发展成为热闹的商业区域。

“定州大道”的称呼出现在盖天保墓砖铭文之中，说明它是被公众共识的道路名称。盖天保墓位于京畿而远离定州，说明定州大道并非定州附近的区间性道路，而是指贯通国都平城与定州的整条大道。也就是说，定州大道的一个端点是定州，另一个端点则是平城。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大道只以相对次要的端点“定州”来命名，却不提与定州相比更加重要的端点平城。这并非表示定州比平城更加重要，而是说明，平城作为该条大道的一个端点是不言而喻的，获得公认的。换言之，正是由于平城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端点，所以在大道的名称中被省略了。无疑，在北魏平城时代，作为国都的平城，同时也就是整个北魏版图内的交通中心。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实，因为如前节所述，在北魏王朝建立之前，平城并不具备如此重要的地位。

上节引用过的《太平寰宇记》卷49《河东道》十云州云中县条引《冀州图》的记载，称在北魏之前有所谓的入塞三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条大道的出发点，不是周、秦、汉的国都长安和咸阳，就是曹魏的国都洛阳。当然，从这些中原汉族王朝的利益和传统观念出发，全国的交通中心必然是位于中原地区的都城。因此，在北魏以前的交通网上，平城实际上处于不甚显著的位置。然而，盖天保墓砖铭文之中出现的“定州大道”字样使我们认识到，作为北魏建立以后新兴的都城，平城不再处于不足为道的位置，而是北魏版图内的各地所共同趋向的交通中枢。不仅如此，其意义还在于，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撼动了先秦以来汉族传统的以中原都市为中心的观念。

正因为全国的交通中心不再是位于中原地区的都城，而是原本偏僻的平城，“定州大道”才不必冠以“平城”二字，就能成为公认的联通平城与定州的大道的专有名词。按照同样的道理去规范道路名称，上节所述的北魏时期从平城通往晋阳的道路，在当时就理应称作“并州大道”，而非如前田正名先生所云的“雁门关路”。顺此类推，从平城经上谷向东通往幽州治所蓟城的大道，这是北魏皇帝东巡常常采用的十分重要的路线，就应该称作“幽州大道”。这一规律如果成立，将能表明北魏时期已经具有系统的交通管理意识。因此，我企盼着更多的考古发现，来不断地印证这样的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