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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第3页）

《姓氏志》是魏收编织的血脉网络的要目，它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北魏建国以前拓跋氏部落联盟内外姓氏演变的情况。在以成帝毛为起点的第一阶段，拓跋氏诸部分化成为九十九姓。这是部落组织繁衍的时期。[92]在以献帝邻为起点的第二阶段，拓跋氏进入匈奴故地，于是“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以此适应辽阔大草原的新鲜环境；随后，每支国人又“兼并他国”，从而形成“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的状态。这是拓跋本部发展的时期。[93]在以神元帝力微为起点的第三阶段，拓跋氏以盛乐为中心组建成为强大的部落联盟。该联盟广泛地接纳草原游牧部落，形成“余部诸姓内入”的兴旺局面。这是拓跋氏诸部族的发达时期。[94]此后，以拓跋氏为核心的诸部族虽然历经兴衰曲折，但是其部落联盟的格局一直延续到北魏建国之前。

北魏建国之际，开国皇帝道武帝采用离散诸部措施，陆续将游牧部落民收纳，并且整编成为其封建统治下的编民。这些编民中的大多数被安顿在国都平城附近，实行“分土定居”。[95]孝文帝迁都之际，平城附近的多数编民随同拓跋氏政权进入新都洛阳附近。虽然屡经迁徙，但是由于经历过封建化的整编，原部落民姓氏的归属已经相对稳定，这就为孝文帝推行姓氏改革奠定了基础。

将《序纪》与《姓氏志》相对照，就能纲举目张，看清楚魏收编织的这张庞大网络，它已将北朝各游牧部落尽量纳入。同时也就不难发现，像司马迁笔下的诸王与诸侯那样，魏收笔下的北朝部落姓氏也是依照其与拓跋氏关系的亲疏划分为三个层次的。第一层次共有十姓，它们是因献帝邻“七分国人”而分裂形成的姓氏，包括献帝邻代表的拓跋帝室，献帝兄纥骨氏、普氏和拔拔氏，献帝弟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和系俟亥氏，献帝叔父之胤乙旃氏，以及疏属车焜氏。[96]在十姓之间，坚持所谓“百世不通婚”的状态，严格地遵守父系血统的界限，维护着拓跋氏的嫡系传统，以显示其最为高贵的身份。在太和年间之前，只有这十姓贵族才能参与“国之丧葬祠礼”。第二层次共有七十五姓，是神元帝力微之际“余部诸姓内入者”。它们最初与拓跋氏并无血缘关系，是陆续加入部落联盟的外姓。[97]第三层次包括三十五姓，它们按照东方、南方、次南、西方与北方等方位分布在拓跋部落联盟的周围，与拓跋氏保持所谓“岁时朝贡”式的关系。[98]

上述三个层次是递进地形成的，是由拓跋氏的发展过程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们先后对应着上述拓跋氏发展史上的繁衍、发展和发达三个时期。由这三个层次的姓氏结成了等级分明的网络格局，其下层为四方诸部，中层是内入诸姓，上层即帝室十姓。这样的层次划分，虽然比较粗糙，却反映了拓跋部落联盟分化与重组的历史状况。

拓跋氏部落联盟不断地分化与重组的影响是弥久的。因此，直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定姓族之际仍然要强调层次分明的观念，使得区分姓氏的高低成为姓氏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姓氏志》中，记载了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年）下达的布置定姓族工作的诏书。按照诏书的规定，姓氏的尊卑是井然有序的。其中最尊贵的，当然就是帝室十姓。在帝室十姓之下，有所谓“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的八姓；自此八姓以下，再依具体标准划分为姓和族。

孝文帝姓氏改革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在北人姓族与华夏姓族之间进行比照。上述太和十九年诏书宣称：

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据《资治通鉴》中的相应记载，该诏书中的所谓四姓指汉族的高门四姓，为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乃是北方门阀士族中的最高门第。[99]诏书中将北人高层的八姓与汉族最高门第的四姓列为同等级别，从表面上看一视同仁地突出了北族与华夏的高等门第，实质上则将它们全都置于帝室十姓之下。这样一来，帝室十姓，尤其是其核心拓跋氏，就理所当然地高踞于包括部落姓氏与华夏姓氏在内的北朝各族的顶巅。族权与政权结合起来，北魏皇帝成为傲视一切的权威。

孝文帝姓氏改革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包括拓跋氏在内的部落姓氏改成为汉姓。历来围绕拓跋氏改汉姓问题的讨论颇多，虽然见仁见智，但是认为这项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同时，也要看到，与评定姓族的高下相比，随后开展的将部落姓氏改为汉姓的运动是一项更加深刻地触动民族心理的浩大工程。在推行该项改革期间，必然会遇到来自诸多方面尤其是原部落民的强烈抗拒。对此，作为姓氏改革的推行者，孝文帝是充分地预感到了的，所以他将定姓族的工作安排得十分细致。太和十九年诏书中宣称：

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其此诸状，皆须问宗族，列疑明同，然后勾其旧籍，审其官宦，有实则奏，不得轻信其言，虚长侥伪。不实者，诉人皆加“传旨问而诈不以实”之坐，选官依“职事答问不以实”之条。令司空公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琇等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随所了者，三月一列簿账，送门下以闻。[100]

孝文帝的布置是周到的，要求也极为严格，目的是要达到“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而其中的至为关键处，则是“送门下以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定姓族的终审权被孝文帝牢牢抓在手中，既保障了定姓族运动的成功，又为其后改汉姓运动奠定了基础。

孝文帝的姓氏改革，特别是改汉姓运动，已经将部落的新旧姓族梳理得十分清晰，客观上为魏收撰写《姓氏志》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且，生活在孝文帝时代之后不久的魏收，也自然能够感受到拓跋氏统下各部族改汉姓运动的强烈脉冲，所以这场运动必定会成为他编撰《姓氏志》时重点反映的内容。于是，在各部族姓氏之下标注汉姓也就成为《姓氏志》的显著特征。

现在回过头来就可以看出，与司马迁的网络相同，魏收编织的网络也充分利用了血缘关系。显然，在其中处于第一层次的帝室十姓，都是拓跋氏的血脉分支。但是，在魏收网络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中所列的部落，则与拓跋氏没有明显的血缘关系。不过，在《姓氏志》中，不仅逐一列出一百二十个部落姓氏的旧姓，而且标明了各自新改的汉姓。这样一来，众多部落姓氏之间似乎都由血脉潜在地沟通起来了，因为大多数的汉姓都已被列为黄帝的后裔。于是，通过汉姓的标示，原来并无血缘关系的诸种部落竟然被血脉纽带系牢在一起，并且都被挂到魏收的网络上面。而且，通过汉姓的标示，魏收的网络又可以全部挂到司马迁的网络之上。换而言之，魏收的网络就与司马迁的网络合并成为一张更大的网络，这张更大的网络遂将北朝各族，包括新改成汉姓的部落姓氏与华夏旧有的诸姓氏，统统归纳成为一体。于是，四海之内皆是兄弟或者叔侄，全都成为黄帝的后裔。

魏收生活在东魏北齐之际，此时部落贵族势力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他却敢于公然编织意味拓跋氏向华夏姓氏靠拢的网络，那是因为这张网络体现着孝文帝姓氏改革的成就。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意味着拓跋氏向华夏姓氏靠拢的改革竟然是由拓跋氏统治者主动发起的。更加耐人寻味的事情是，孝文帝竟然带头将拓跋之姓改为元，从而公开标榜自己的祖先是华夏祖先黄帝的后裔。[101]

不过，千万不要误解，其实孝文帝推行姓氏改革，并非数典忘祖，而是在努力贯彻北魏太祖道武帝的意图。道武帝在登基之时就曾经赞许朝廷群臣所谓“国家继黄帝之后”的奏言，《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记载：

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祀天之礼用周典。[102]

由“宜为土德”等语可以知道，《序纪》中所谓“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的说法，并非魏收撰写《魏书》之际的发明，而是北魏初期就已经杜撰的。有道武帝作为榜样，孝文帝的态度便十分坚定，不但自己改姓元，而且敢于将全体部落姓氏都改成为汉姓，统统认作黄帝的后裔。

在《资治通鉴》相应的记载中称，道武帝自谓黄帝后裔，是听从崔宏建议的缘故。[103]崔宏属于汉族高门士族，提出这样的建议很合乎他维护华夏传统的立场。[104]不过，并非华夏族的道武帝，却对于崔宏的立场倾向如此鲜明的建议并不觉得反感，那未尝不是他曾经受过慕容、氐、羌等部族编造祖宗故事之启迪的缘故。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记载：

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105]

有熊氏为黄帝所在氏族，可见慕容氏是比拓跋氏更早地自称黄帝后裔的部族。《晋书》卷112《苻洪载记》记载：

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106]

有扈氏是被夏后启灭亡的部落，[107]却被氐族苻洪部落供奉成为祖先。《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记载：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108]

舜少子的封地是否在西戎，那是很难以求证的说法，然而由于地望似乎相合，有虞氏便被羌人选中为祖先。由以上三条史料可知，虽然慕容、氐、羌等部族的姓氏原本自成体系，但是当它们在中原建立政权以后却偏要编造故事，将其祖先安排到华夏的某个姓氏之下。这些部族的首领竟会如此煞费苦心地冒认祖先的原因，就是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让华夏民众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他们建立的政权，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

在追溯祖先的故事方面，氐族苻氏不够大胆，选择了不甚令人注意的有扈氏为其祖先；鲜卑族慕容氏最为大胆，径直以有熊氏为其祖先，但是理由含混；羌族姚氏力图将其祖先与五帝之中的两位挂钩，还提出了所谓的依据。这三个部族的事例成了拓跋氏认祖的先导。道武帝倡导的追溯祖先的说法，正是在对比这些部族说法的优劣之后提出的。所以，拓跋氏的作为最大胆，居然将祖先径直安排为黄帝的直系孙辈；而且，还在编造其依据上下足功夫，于是就有了“拓跋”与“后土”对译等说法。

关于北魏编织早期历史的过程，姚大力先生曾有精湛的研究。在厘清其脉络的基础上，他对于道武帝的用意提出看法：

皇始、天兴年间对拓跋先世史的重构深受汉文化观念的影响。初入平城的道武帝居然能接受如此形态的一部远古史，证明他那业已酝酿就何等坚定的统治北中国的意志。[110]

北魏建国之初就能着手重构其先世史，系外因与内因共同促成。慕容、氐、羌等部族的认祖，是各自与汉族求同的表象；崔宏的提议，具有华夏士族积极接纳北族的意义；道武帝的坚定意志，则反映出拓跋氏的强烈倾向：种种因素的交织使得拓跋先世的历史烙上了深深的汉文化印记。这部重构的先世史，被道武帝的后人孝文帝领悟和发扬，于是就有了太和年间的定姓族和改汉姓运动。此后经过不断磨合与宣扬，以黄帝为祖先的说法在拓跋氏朝廷终于获得普遍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生活在东魏北齐的史家魏收，才敢在所著《魏书》的开篇第一句就抬出华夏的祖先黄帝。

返回来考察司马迁的《黄帝本纪》所载世系，便不得不承认，北魏王朝将拓跋氏的祖先挂到昌意名下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一，昌意是嫘祖之子，而嫘祖为黄帝正妃，则拓跋氏为黄帝嫡系，而非庶出；其二，昌意长子颛顼接替黄帝而成为五帝之中的第二位，作为昌意少子的拓跋初祖则与颛顼辈分相当，世系地位也极高；其三，昌意有兄长玄嚣，玄嚣这一支直到孙辈高辛才获得帝位，高辛即五帝之中的第三位帝喾，但对于拓跋初祖而言已经处于族子的辈分。在辈分和地位两个方面，昌意少子都占据了制高点，不但北朝部落姓氏望尘莫及，华夏姓氏中也极少有超越者。由此看来，拓跋氏远认昌意少子为其初祖，正是为了表示，虽然他们居处偏僻的地区，但与黄帝的血缘关系却是至亲至近的，其氏姓最为优越。这的确是超越前人的设计，从道武帝到孝文帝焉能不乐于接受和发扬之呢？

众议以薛氏为河东茂族。帝曰：“薛氏，蜀也，岂可入郡姓！”直阁薛宗起执戟在殿下，出次对曰：“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复归河东，今六世相袭，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岂可亦谓之胡邪！今不预郡姓，何以生为！”乃碎戟于地。帝徐曰：“然则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111]

不难看出，虽然孝文帝受到薛宗起的无礼冲撞，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宜嗔宜喜的。嗔的是，薛宗起刨根问底，居然敢挖苦皇族，谓之“胡”；喜的是，薛宗起能够在朝廷公开承认拓跋氏为黄帝之胤；更为可喜的是，河东茂族薛氏的社会地位最终竟要由拓跋皇帝认可。由此可见，编造拓跋氏的祖先源自黄帝的故事，最受益者竟然是拓跋氏。孝文帝热衷于姓氏的汉化，表面上似乎在向华夏族这边靠拢，实质上是将华夏族与部落姓族一起置于拓跋氏之下。这样做的宗旨当然是着眼于北魏政权的巩固，不过在客观上也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

要之，拓跋氏早期的历史并非魏收编造；魏收的贡献在于，遵循司马迁的体例，将北魏建国以降不断修订而成的先世史辑入《魏书》。通过这样的编辑，全面地总结了十六国北朝时代民族融合的巨大成就；通过这样的总结，将黄帝从华夏祖先推广成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