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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土地和农业政策 巩固专制（第1页）

第三节土地和农业政策：巩固专制

彼得一世时期的土地和农业政策，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扩大贵族在土地占有方面的特权，令17世纪便已开始的世袭领地与一般领地的同一化更为普遍，并凭借法律的形式——“一子继承法”进一步确定下来；另一方面，就是不遗余力地将农民固定在其附属的土地上。因此，彼得一世时期的土地和农业政策颇受诟病，难以像其他领域的改革那样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位君主未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农业生产上，如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进行革新，而是仍旧在跟俄国农业中最古老的逃民问题做斗争。对统治者而言，失去耕作者，土地就会荒芜，更不要提什么发展生产，税赋也无从收缴，这才是头等大事；对地主而言，农奴本身就意味着土地和财产，而技术革新只会让农奴们无所事事，所以在俄国，几乎没有人真正关心农业生产。而为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彼得一世通过了一道又一道法令，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令俄国各类农民的农奴化程度大大加深了，贵族地主的利益得到了维护，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也得以巩固。

一、巩固贵族特权

1714年3月23日，俄国颁布了“一子继承法”，这一法令借鉴了英国的经验，主要目的是与贵族土地逐渐分散而导致的贵族破产做斗争，实际效果却是在法律上把一般领地和世袭领地的融合固定了下来。世袭的、因军功获得的和购买的世袭领地，与一般领地在诏令中被归为一类，统称为“不动产”，它们在继承办法上的规定也完全一样。重要的变化是，对不动产的支配权进行了限制：所有领地必须只交给一个儿子，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则只交给一个女儿，其他子女只能分给动产，然而这一限制性的继承条款由于执行起来难度太高，脱离俄国的社会现实，日益变得有名无实，最后于1730年被取消。

诏令中所宣布的禁止出卖或抵押不动地产这一条在实际中也没有得到实行，因为诏令允许不得已时出卖，只不过设定了上限，于是后来对这条政策又做了调整，干脆允许在贫困时出卖。事实上这条禁令根本不合时宜，同彼得一世时代之前就出现的土地所有权变动较为活跃的现象是非常矛盾的。

有学者认为，一子继承法的颁布反映出俄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变为了商品，领地所有者被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出卖领地及作为遗产传给旁人。更何况彼得一世在此过程中还将非世袭领地大量赏赐给臣民，准许他们作为私有财产。但这些举措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必然会推进俄国土地的私有化和资本化的进程，因为领地支配权仍受到限制。例如，亲属保留赎买权，族中最后一人不得让与财产，占有土地仍然是贵族的特权。俄国两种类型的封建土地占有——世袭领地和一般领地得益于这项法令，进一步走向同化，扩大了正处在上升过程中的中小贵族的权益，帮助彼得一世的改革获得了更为广泛的阶级基础。

另外，彼得一世政府还通过实行人头税这项立法，大大简化了社会结构，把贵族这一不纳税的特权阶层同纳税阶层（其中包括缴纳人头税的独院农民）严格区分开来。不仅是农民，连奴仆也被列入了“名册”，这就扩大了地主对世袭领地居民的权力。关于归还逃亡者的诏令，以及法律所规定的地主要对人头税的缴纳负责的条文，产生了同样的后果。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尽管会出现一些例外的情形，但拥有附带居民的土地及对土地的占有权，基本上已经成为贵族所独享的一种特权。

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18世纪初俄国贵族占地的典型特点之一是分散性，他们的土地往往并未集中在一处，因为他们的土地主要是靠零星购买或赏赐而逐渐增加的。这一特点也成为阻碍俄国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加强奴化农民

在俄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都在和劳动力短缺做斗争，随着俄国土地的越发广袤，这个问题就愈加突出，这也是后来的历届沙皇不敢轻易废除农奴制的原因之一。伴随着彼得一世改革的推进，以及频繁的战事所带来的各种压力，巨大的战争开支及征兵劳役毫无例外地给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民众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一些学者认为，俄国人口很可能减少了。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彼得一世时期的人口普查反映出的农户数量减少，实际上更可能反映的是农民逃跑躲避苛捐杂税现象的加重。

在彼得一世时期，虽然国土与现今俄罗斯相比要小很多，但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彼得一世为维持大量作战部队，经常从农村抽调兵丁以补充缺额；同时彼得一世兴建新都，开凿运河，也需要占用大量人力物力。更何况在彼得一世时期，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军事部门对农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工业不断发展，对原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农村劳动力的缺口进一步加大。在当时的君主制度下，这一切对农民而言并不意味着他们身价的提升，相反，只有负担的加重。由于战争需要钱，政府以各种名目向农民收取的税费也大幅增加，这都迫使不堪重负的农民选择了一项他们被法令禁止了的历史权利——出走（逃跑）。在北方战争时期，赋税特别沉重，农民逃亡的规模最大。

在俄国历史上，离开“坏主人”投奔其他主人或者去寻找无主荒地是所有农民的一项权利。可想而知，农民的出走将对农业生产秩序及国家的财政收入势必会带来不小的威胁。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了通行全国的法典，其中规定，农民只有在尤里节（冬）前后各一周的时间内才可以离开自己的主人，在离开之前必须要完成劳役，付清税费和专门的土地使用费。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形式限制农民的出走权。由于劳动力短缺，地主之间不得不抢夺农民。大地主和大贵族往往为了吸引小地主的农民，代替他们偿清税费。由此伊凡四世不得不在1581年颁布“禁年”法令，在“禁年”期间禁止农民出走，即使在尤里节也不允许。农民们只有愤怒地大喊：“去你的，还尤里节呢！”这句话后来甚至变成了俗谚，流传至今，用来表达对希望破灭的失望和不甘，可见它对农民生活影响之深。

于是在16世纪，俄国农民就从法律上被固定在土地上，没有主人的同意和国家机关的允许，不得擅自改变居住地和等级。逃跑和欠税是犯罪行为，逃跑者被抓后要遭受严厉的体罚（打烙印、割耳、挖鼻等），并被送还给自己的主人。农民们一般除了对自己主人承担劳役、代役租或者是混合赋役外，还要对国家承担大量的劳役。

地主们主宰着农民们的命运，每个领地都类似于一个“微型的国家管理系统”。然而正是因为地主们充当了农民们的大“家长”，也不得不给予农民们各种形式的监护：提供贷款，分配牲畜和工具，在灾年分发粮食和种子，在法庭上予以保护，防止警察欺压，照顾老人和病人，实施教育等。当然，这种监护远非具有法律上的责任意义。因此，一个好的主人对农民的生活质量几乎具有决定性影响，农民们也非常在乎自己离开坏主人这项古老的权利。

伊凡四世实行特辖制的时期，本已不堪重负的俄罗斯中央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受了灭顶之灾，饥荒的蔓延，压迫的加重，这些都令农民企图逃跑。俄国对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的征服打开了通往东南方大片沃土的通道。政府最初鼓励农民向这里移民以巩固俄国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但农民逃跑无疑会削弱其主人——服役贵族为国效力的能力。毫无悬念，在二者的矛盾下，沙皇政府只能选择牺牲农民的利益。因此，在16世纪末，莫斯科当局横下心来，决定确保服役贵族拥有足够的劳动力为要，于是由国家推动的农民大规模农奴化的进程开始了。

禁止农民逃跑的法令愈加严酷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农民从法律上开始农奴化的过程。1597年政府颁布法令，将地主追捕逃跑农民的有效期限延长到了5年，1607年又进一步延长至15年，农民的依附关系被日益强化。在17世纪的混乱时期，这些束缚农民的法令失去了效力，但1649年法典又将其全面恢复。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主持召开的缙绅会议通过了1649年法典，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出走权，赋予农奴主对逃亡农奴有永久的追捕权，确立了农奴在土地、人身和司法上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于是各类农民都被固定在土地上，附属于土地的主人，即地主、教会和国家或沙皇，没有主人的同意和国家机关的允许，不得擅自改变居住地和等级。这标志着农奴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后形成。

但是这些法令的颁布还是不能杜绝农民逃跑。他们藏在森林里，跑到南方，跑到伏尔加河边，跑到乌拉尔山区，甚至在顿河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据说是来源于逃跑农奴的特殊群体，人们称他们为哥萨克。“哥萨克”一词最早出现在1444年的编年史中，指的是当时刚开始出现的，聚集在遥远的边境地区、管辖权交叉地区和控制权不确定地区的“冒险家”群体。他们全民皆兵，自由好战，沙皇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特殊地位，并利用他们来保卫边疆，开疆扩土。

彼得一世时期，农民们的负担异常沉重。在地主给农民的各项负担没有减轻的情况下，国家给农民摊派的各项负担都大为增加。其中服兵役是最沉重的义务，因为俄国兵役是终身制。最初只招募单身汉，1708年扩大到已婚者，国家甚至向各个等级包括家仆和教会仆役中进行非常征兵，征兵的年龄范围也扩大了。此外，建立海军，建设新城市，开凿运河等国家建设项目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在战争期间，农民的赋税也增加了。于是，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农民破产及农民逃亡的现象十分普遍。

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劳役是农民逃跑的直接原因，而俄国农民逃离“坏主人”，向往自由的传统则成为农民逃跑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俄国开疆扩土，同时又为农民逃跑创造了条件。而农民不断流失对农业国而言就意味着稳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将化为泡影。“没钱收”是想要打出一片天下的彼得一世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尽管彼得大帝不止一次对农奴制度表现出厌恶态度，却仍不得不为了保障税源和农业生产采取果断态度。于是，彼得一世颁布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严惩逃跑和欠税行为。

彼得一世在位期间颁布的有关农民的法令最多的大概就是追查逃亡农民的法令，在18世纪头25年，相关的命令就达46个。比如1704年，警告隐匿逃亡者的人有被没收领地的危险。1710年，则提出各地选出村长、保长、甲长对农民予以监视，不让逃兵和各种外来人有地方落脚。1721年规定，要在一年至一年半之内归还逃亡者，否则将收取60卢布的高额易主赎金，该金额已经是1698年规定的3倍；而隐匿者则将被流放做苦役，不按期交出逃亡者的管家将被剥夺全部财产，无财产的则被送去当帆桨大船的划手。后来又规定，收容男性逃亡者的收取100卢布，收容女性则收取50卢布，地主隐匿逃亡者，剥夺其领地，神职人员收容逃亡者则剥夺教职，凡告发地主非法收留逃亡者的人，若系农民，则给予自由。尽管如此，收留逃亡农民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而沙皇对于一些大贵族地主或工厂主也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特准他们缓缴易主赎金。而圣彼得堡这一急需建设的城市也是不可能归还逃亡者，因此也被作为了例外。这种立法的矛盾性在有关逃亡者的条款中非常明显。

除了立法阻止农民逃亡，将农民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之外，彼得一世的其他一些政策也加速了农民的奴化进程。例如，他将附带大量农户的大片土地赏赐给贵族以及外侨贵族，而被赐予的土地上的农民有一些原本是自由农民。土地被强占或非法交易的情况也大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