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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社会舆论导向 新思想的活跃（第2页）

波索什科夫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很有价值。他指出，“地主把难以承受的重担压在了自己农奴的身上”，波索什科夫建议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农奴应对地主承担的贡赋、代役租和劳役的数额，并坚决主张把地主的土地与农奴的土地分开，农奴的贡赋应当与农奴份地的面积相适应。而这些意在减轻农奴负担的建议并不意味着波索什科夫主张废除农奴制，他只是主张调整和限制农奴制而已。

有意思的是，波索什科夫还提议从僧侣、贵族、商人、甚至从士兵和“担任过村长和闾长”的农民中选出代表来编纂新法典。应当指出，这时已经建立了一个由官吏组成的新法典编纂委员会。事实上波索什科夫所设想的这个机构与缙绅会议颇为相似，又或者，与后来叶卡捷琳娜大帝组建的立法委员会更为类似。按波索什科夫的想法，代表们起草的法典草案应当“由全民自由发表意见加以审核”，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提出自己的修正和补充意见，然后由沙皇审查和批准。波索什科夫这种由平民，包括农民代表参加立法的思想甚至在19世纪中叶也是危险的，批评家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的论文正是因为阐述了这种思想而遭到了查禁。波索什科夫曾写道：“在外国人那里，国王没有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因此，他们的国王不能随意行事，但是，在那里，国王的臣民，尤其是商人，则是专断的。”照他的说法，在俄国则是另一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最有权力的……是君主，而不是贵族，更不是平民。”

波索什科夫认为，专制政权应担负广泛的责任，指出国家应当关心国民经济，以令全体人民能够共同富裕。但在波索什科夫的著述里，国家的任务是保护“全民利益”的世俗思想是同中世纪的神权观念结合在一起的，他指出：“沙皇是仲裁人，就像上帝一样。”

此外，波索什科夫关心教育，特别是他提到了应当对农民进行义务教育：“要是强制农民把自己10岁和不满10岁的孩子送到教会执事那里去读书倒不错，学会识字后，最好也学会写字。我希望即使是小村子里都没有不识字的人，要能这样做就好了。应当给他们硬性规定：赶紧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习。”

波索什科夫的这部作品同样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看来，他的祖国在任何方面都不次于其他国家。他举出了许多俄国发明家成功地代替外国专家的例子，并以极为赞赏的语气谈到了俄国的军事改革以及海军的建立。同时，波索什科夫对在俄国任职的外国人和那些只追逐个人利益、给俄国带来损失的外国商人持怀疑态度。

遗憾的是，波索什科夫的作品是否被呈递到了彼得一世的手里尚无从得知。一些学者猜测，《贫富论》这部严厉抨击贵族的作品是导致波索什科夫遭到逮捕的原因之一。沙皇去世半年以后，在叶卡捷琳娜一世在位初期，新政府由于对自己缺乏信心而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波索什科夫于1725年8月被秘密办公厅逮捕，并于1726年2月1日死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单人囚室里。

在递交给政府的大量报告当中，许多方案都清楚地反映出商人阶层的利益，其中还有一些工商业者出身的官员所写的报告，这些报告与波索什科夫的方案多少有些相近。监督司法和财政的总监察官阿·雅·涅斯捷罗夫的报告就是如此。涅斯捷罗夫从前是农奴，后来在伏尔加河流域征收毛皮实物税，并在莫斯科省任税务官。涅斯捷罗夫在1714年递交的一份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用新的人头税代替按户征税制的思想。因为在录事登记人口时为逃避征税，几家常常并成一户。涅斯捷罗夫建议规定一个“平均纳税”的办法，就是他所说的人头税办法，他还建议进行“各省现有人口”的调查。而波索什科夫是反对人头税的，不过他像涅斯捷罗夫一样，也注意到了按户征税制的弊端。

涅斯捷罗夫也同样关注俄国商人的处境问题。和波索什科夫一样，他指出了拥有特权的贵族和不承担商业徭役与捐税的农民参与商业竞争给商人带来的害处：“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其他城市和县，欺侮集市、商场和店铺的商人并给他们设置障碍的，是那些私自开业的不缴税的地下商店。这些商店都是世袭领地上的农民、宫廷农民和教会农民，神职人员和其他各类官员开办的。”涅斯捷罗夫还建议把居住有经商农民的临近村落划入工商业区。

在莫斯科人安德烈·马尔克洛夫所编的《来自商人的报告》中，也指出了其他阶层的竞争给商人带来的损失，并指出了城市税收的不均衡问题。他谈到改革城市自治的必要性，指出商人在应付政府差事和缴纳各种费用方面负担过于沉重，建议在莫斯科设立“村镇商人联合会”，联合会的领导人应是知名商人，而且一定要有四位会长。

矿业工业家达尼拉·沃罗诺夫在荷兰出差时，曾寄回一份报告，他在报告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扩大对外贸易和发展大工业的建议。他像波索什科夫那样写道，西方国家没有俄国的商品是不行的，因此，他建议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要“以双倍的价钱卖给外国人”，这样俄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增加巨额财富。他还建议规定“统一的商品出口地”，关闭其余边界，以协助俄国商人，限制外商贸易。他指出，国家应当为开办呢绒、麻布、绸缎和棉织工厂拨发资金。为此，他甚至建议发行500万卢布的钞票，并且为了使钞票坚固耐用，应用木料制作这些钞票。

另外一个不知姓名的报告人也从荷兰寄来了支持商人活动的计划草案。同其他建议者一样，他也认为“商人极其贫困”的主要原因是那些“显要人物”和农民参与了竞争，商业的专营权应当属于商人。另一位佚名作者甚至建议不考虑出身来任命省长，乃至参政院大臣，“即便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但只要聪明、可靠并在为陛下效劳的过程中通过考验就行，因为荣誉不是由门第决定的……”

这些报告反映出了新兴资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阶级意识的自我觉醒。商人已经开始将自己的利益与统治阶级——贵族的利益对立起来，他们请求采取庇护工商业的措施，坚决主张改变税收制度，实行商人自治，改善行政管理机关，并使机关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平民化。值得称道的是，这些政论作者和建议者都是彼得一世改革的拥护者。

四、反改革的声音

当然，俄国的社会中也不可能只是一片和谐之声，特别是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既有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思想，也难免存在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思想。在宗教界，很早就可以听到反对改革的主张，这是因为宗教改革及沙皇独特的个人生活激起了宗教界某些代表人物的不满。大概在1696年年末，莫斯科附近的安德烈耶夫修道院院长阿弗拉阿米呈递给彼得一世一个奏折，他在奏折里写道，许多人“感到悲伤，感到非常痛苦，因有使人感到痛苦之事……”阿弗拉阿米指责沙皇任命的法官和当权者不当，说他们“在无耻地毁灭国家，进行不公正的审判……”衙门的书记和文书的数量激增，以至他们“没有地方就座，都站着办公”；官吏们发了财，一个个在购买世袭领地和店铺。阿弗拉阿米的奏折里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对沙皇个人行为的批评，其中谈到沙皇“据说变得极端固执，连好的……建议也不听”。阿弗拉阿米还不赞成沙皇宫廷里的新风气和娱乐活动。他希望沙皇的行为与他的尊位相称，并建议让“有学问的、明白道理的人”担任高级教职和高级僧侣。他还建议采取措施来改善行政管理和法院，压缩宫廷多余的开支，为了同高昂的物价做斗争，建议降低国内税收。

阿弗拉阿米很快被捕，他的朋友和来访者——莫斯科各衙门的文书及未来的作家伊·吉·波索什科夫——也紧接着受到审讯。波索什科夫侥幸摆脱了这个案子，而阿弗拉阿米和文书们则受到了刑讯，并被流放。

随后的1700年，书籍抄写员格里戈里·塔利茨基编写了一本描述反基督的彼得一世降临的“小册子”，并进行散发。其中宣扬禁止服从沙皇和不缴纳赋税。而据说坦波夫主教阿尔谢尼和伊·伊·霍万斯基公爵，以及其他一些神甫都倾听了塔利茨基的观点并表示了赞同。于是塔利茨基被判处了死刑，但是关于末日来临和反基督者降临的传说却被广为流传。一个逃跑的士兵季霍夫在1705年被贵族别德林斯基说服转向分裂教派，就是因为这个贵族说，“现在当政的是一个反基督者”。坦波夫的一个教堂执事维莫尔科夫写了一份给宗教界的呼吁书，其中提到，他们所遵从的不是国王，而是反基督者。

为此，梁赞都主教和牧首职位临时代理人斯捷凡·亚沃尔斯基写了《反基督者的出现和末日降临的征兆》一文，反驳了上述观点。虽然有学者指出，这位梁赞都主教实际上是改革的反对者，但这篇文章对遏制流言还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虽然亚沃尔斯基的确曾经难以抑制地对皇太子表现出爱戴和同情，但无论如何，这位临时大牧首还是没有作出公开与沙皇对抗的事情。一些保守的大贵族也反对改革，他们抓住旧事物不放，对新事物采取敌视态度。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皇太子阿列克谢周围形成了小集团，最终酿成了太子叛逃的巨祸。

五、下层民众的呼声

战争的胜利、改革的推进、专制政权的巩固，彼得一世取得的这些功绩，可以说都是靠剥削人民大众得来的。改革时期各类税赋的加重，令下层民众不堪重负。因此，他们对压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税赋和徭役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自从上帝让他统治，人们就没看到过好日子，大家度日艰难，向我们要钱，要大车，压得我们农民喘不过气来。”妇女们说：“他是什么沙皇？他破坏了农民的家庭，把我们的丈夫拉去当兵，使我们和孩子孤苦伶仃，永远痛苦。”还有的人则议论说：“吸血鬼！把整个世界都吃光了！”

来自人民群众的某些作品，明显表现出了要求废除农奴制关系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的性质。1700年左右，依附于地主的农奴们向政府投递了让他们摆脱地主统治的呈文，这个匿名的“暗投信件”在文件里被生动地叫作“恳切哀哭的声音”。呈文中农奴们一方面请求给予自由，另一方面对老爷们进行了控诉：“大贵族和公爵这样一些显贵，无视国王陛下，使我们在他们那里像在所多玛和蛾摩拉[1]一样遭受折磨，他们像狮子一样咬我们，像毒蛇一样凶狠地无缘无故地加害我们，像狼一样狠毒地噬咬我们，他们都像残酷的彼拉多[2]。国王陛下，开开恩吧！”这一呈文的出现可能与1699—1700年从农奴中招募志愿兵的诏令有关。也许正是这个诏令，让农民们对彼得一世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彼得一世时代，也出现了反映起义者要求和愿望的书信与宣言。布拉文及其首领们的“檄文”是一种独特的政论作品。在布拉文部下的许多宣言里清楚地反映出了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布拉文起义是在消灭大贵族、军政长官和小官吏的口号下进行的，并发展成了农民战争。同时，起义者的口号具有皇权主义的性质，革命的要求都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是与旧礼仪分裂教派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也带有流寇的因素。布拉文于1708年3月发出了呼吁书，号召“黎民百姓”和“清官”“同我们站在一起”。呼吁书的开头声明起义者拥护笃信宗教的“我们的国君沙皇”及顿河的军队。而下面这段话则表明了起义的真正任务：“所有工商业者和所有黎民百姓不要因为我们而担心受到任何委屈，而且也绝对不要怀疑这一点。对于那些坏人——公爵、大贵族、聚敛官和外国人所干的坏事，希望你们绝对不要保持沉默，也不要放过他们……”这里清楚地指出了起义者的敌人是公爵、大贵族，以及为沙皇效劳的聚敛官和外国人。在占领切尔卡斯克后，布拉文被选为整个顿河军的统领，他给扎波罗热的哥萨克写了一封信，信里对起义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即沙皇政权用暴力把逃亡者从顿河召回而引起了起义。布拉文还提醒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统领们，不要忘记他们曾经许下的共同去对付那些官僚和贵族的诺言。

布拉文还曾上书彼得一世。当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这里他没有提出同大贵族和将军们进行斗争及保卫下层群众的口号，而是强调了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他在占领切尔卡斯克之后，在哥萨克大会上被推选为哥萨克的军事统领，因而具有合法性。他说他之所以处死哥萨克统领卢基亚诺夫，是因为后者破坏了传统的惯例。在这封给沙皇的信里，他还特别强调了沙皇应当保留哥萨克以前所拥有的优惠条件，并提出了顿河哥萨克自治的要求。

应当说，在彼得一世时代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民歌和传说中都得到了肯定和积极的评价。这些民歌和传说体现出了人民大众对国家战胜瑞典这一重大事件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回忆了战争的严酷性和战场上的流血牺牲。民间口头作品把人民群众的英雄气概提到了首位，从而突出了大贵族的怯懦及其种种恶习。许多诗歌赞颂了在舍列梅捷夫领导下，俄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多次战胜瑞典将军的胜利。歌颂波尔塔瓦胜利的诗歌，一方面渗透着人民崇拜英雄，为国建功立业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了战场上的巨大牺牲给民众带来的伤痛。诗歌中也铭记着劳苦大众为建筑工程所付出的沉重劳动，特别是有关拉多加运河的歌谣反映了开凿运河的艰辛。士兵对死去的沙皇的“哀歌”也很值得注意，反映了广大普通士兵对彼得一世的敬重和追思。

六、政府的政治宣传

在彼得一世改革的时代，俄国政府已深深懂得舆论的重要，自己担当了宣传改革、推动社会思想更新的主角。几乎每道改革的诏令都附有改革理由的详细说明，而这种说明是在以前的俄国法令中根本不曾有过的。

改革时期的法令，开头通常有一个内容广泛且富有教导意义的前言，以说明新法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例如，在颁布有关新纪年的法令时就曾特别说明，其他斯拉夫国家也是从1月1日开始庆祝新年的。1714年，“一子继承制”的法令颁布时，则详细说明了新制度的内容和意义。其中，立法者极力向贵族证明，分散地产是有害的。彼得一世派遣刚归属俄国的利夫兰的农民去教俄国农民改用长把镰刀收割庄稼时，也通过专门的法令去解释新方法的好处。在建立国家高级机关的同时，政府也下达了解释这些新机关职权的指令和规章。沙皇还多次修改关于设立总检察官职位的诏令，并要求必须在第一项就指出总检察官要“真正地、竭诚地、一丝不苟地‘珍惜’自己的职位”。沙皇把总检察官称作“朕的眼睛和国家事务的司法稽查官”。同时，诏令指出，总检察官的职责是同最大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破坏职责就要被当作罪犯和国家最大的破坏者予以惩治。

至于政府如何理解国家政权的任务，这可以从1720年下达给各新建立委员会的总规程的前言里看出来，前言中说，君主设立各个委员会，是“为了有秩序地管理自己的国家事务，准确地确定和计算自己的收入并有效地改进司法和警察工作（即法庭判决和解决民事纠纷的工作）；为了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忠实的臣民，保证供给海陆军的军费使之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保护贸易，各种艺术活动和工场手工业，很好地管理关税；增加矿场和满足国家的其他需要……”在这里，国家的任务除司法、行政和财政之外，前言中还指出了国家的新任务——促进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兴建工场，发展贸易，等等。

参政院1722年发布的一道关于严格遵守法律的法令，具有同样清晰的政论性：“如果法律得不到遵守，就等于一纸空文……”彼得一世明确指示要一丝不苟地根据各种规程和法令行事。剥夺皇太子阿列克谢王位继承权的宣言，也超出了以往法令的一般范围。宣言中谈到沙皇从阿列克谢童年时代起就关心他，为使他更好地了解军事、民事和政治事务为他聘请了教师，但这些努力都徒劳无益，因为“学问的种子，落在了石头上”；宣言还谈到皇太子个人生活的细节和他的叛逃等。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庄重的命令式的宣言，而是法令与政论作品的结合物，它以直白的语言叙述了许多具体事件，这就令人们能够很快信服，沙皇剥夺阿列克谢继承权的决定有根有据，理由充分。

七、《新闻报》的出版

尽管各种报告、命令和条例都在说明政府的行动和解释改革的意义，而专门媒体《新闻报》的出版在这方面还是具有特殊意义。俄国的报纸在17世纪就出现了，这就是外交衙门出版的手抄的《自鸣钟》，不过它严格说来并不算真正的报纸，只是给沙皇及他的几个亲信看的。而在彼得一世时代，1703年1月开始出版的铅印《新闻报》则不同，它是供广大读者看的，是俄国出版发行的第一份报纸。它在彼得一世时代成为实行改革和捍卫改革的特殊工具。

《新闻报》是一份8开的版面不大的报纸。起初，它在莫斯科印刷厂用教会铅字排印。从1710年开始，彼得一世亲自删减过的民用铅字代替了教会铅字，报纸的可读性大大提高了。1720年报纸的出版工作转移到了首都圣彼得堡。彼得大帝亲自参加了报纸的出版工作，并提出了意见。报上经常刊登俄国军队取得胜利的报道和实现某些改革的消息。《新闻报》第一期（1703年1月2日）头版报道了关于军工厂顺利进行生产和有关新学校的消息：“在莫斯科现在又生产了400门榴弹炮和臼炮……而现在在炮厂准备新铸件的铜有4万多普特。”后边接着就是有关学校的消息：“遵照陛下的旨意，现在莫斯科开办了更多的学校。45个人正在学习哲学，他们已经学完辩证法。数学和航海学校的学生有33人，他们都在很好地学习科学。”1719年，为庆祝彼得一世命名日，《新闻报》刊载了斯捷凡·亚沃尔斯基专为此所作的布道词，布道词赞扬沙皇是国家的改造者和战胜瑞典的胜利者。

在彼得一世改革时期，整整一代杰出的政论家都热情宣传了改革，执行着重要的宣传鼓动职能，有时还向政府提出实现改革的方法，这是极为难得的，说明彼得一世的改革顺应了时势，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政府当仁不让宣传改革的各种活动也令人印象深刻，而在下层民众中，布拉文和他的战友们毫无畏惧地同沙皇对话，提出他们的诉求，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改革时期俄国社会思想的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