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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割辫”，表示章太炎“不臣满洲之志”，是他对变法图强、政治改良的决绝。

“割辫”以前，章太炎是同情康、梁，同情改革的；即便在政变以后，仍与“尊清者游”。他的“割辫”，是在动**的环境中，经过了复杂的斗争，始和改良派“割辫与绝”的。

章太炎早年接受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在杭州诂经精舍跟随俞樾埋头“稽古之学”多年。1894年中日战争，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他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辑《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他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卮言，陈古则不触时忌”[4]。指出中国应该“发愤图自强”，不能“惟旧章之守”。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也就是说：新王朝代替旧王朝是革命，而尊贤下士、改革政治则是革政。至于“今之急务，曰以革政挽革命”[5]，应该“益损政令”，变法图强。

为了“革政”，章太炎曾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6]；也曾跑到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东游日本，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应该说，章太炎在政变猝发，留居台湾期间，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是深表同情的。一方面，他对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愤怒指斥，认为慈禧太后的株连新党，不是“晚节之堕”，而是“天性残害”，说：“革政之狱，世或斩断果贼，腭眙于慈禧太后，谓其始仁恕而终阴鸷，岂晚节之堕耶？”而是“女戎召祸，残害不辜，自古以然，而慈禧太后之恶直丑正，尤其天性然也”。如今“康有为虽脱，亦几几不能自免”；至于“侦获逋臣”，更是“穿窬草窃之行”。“以清室之文母，为异国之荆卿”，其为“邻国观笑，岂有既哉！”[7]章太炎对插足改良派，转而出卖改良派的袁世凯，更是尽情挖苦，比作“驯狎依人”“驾盐车载囊橐惟所命”的希鸵鸟[8]。对“赞助”强学会，遥控《时务报》的张之洞也讥为“外托维新，而其志不过养交持宠”，又“谄谀长信，无所不至”。如果张之洞之流也说是“改革领袖”，那真是“党碑误凿！”[9]

另一方面，章太炎对康有为、梁启超寓书慰藉，怀念“夙好”。政变不久，写了《祭维新六贤文》，对“六君子”的遇难表示愤慨，对“六君子”的“直言以抵”“王母虎尾”表示赞佩。到达台湾后，赠诗书怀，“老泪长门掬，深情故剑知”，“有行黔墨突，无涕吊湘累”[10]，加以慰问。1899年1月中旬，康有为对章氏的“拳拳持正议，又辱书教之”，也以为是“识之绝出寻常而爱之深”，并“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相与扶之”，“救此沦胥”[11]。章太炎接到康有为的信后，也感“不啻百金良药”，特将康信登在《台湾日日新报》，并加说明[12]。

章太炎和梁启超也是书信不断，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章太炎表示支持，还把新撰诗文寄去发表[13]，又录《艾如张》诗以赠，题为《泰风一首寄赠卓如》，可知眷念甚挚。

不但如此，章太炎对外界攻击康、梁的言辞，还力为辩解。当康有为把光绪皇帝在政变前夕发出的“密诏”公布后，流言甚多，有人认为康有为宣泄宫禁之事，不是“人臣之分”，侵犯了封建秩序。章太炎撰《答学究》以驳：“今祸患之端，始于宫邻，卒于金虎掖庭之上，而罪人在焉，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数其忮恶，斥其**昏，人臣之分也，虽邻国闻之，亦以为人臣之分也，夫何经常之论之可执乎？”他认为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奉身而出，语稍卓诡，而见诋于俗儒乡愿”，是“志节才行之士”，驳斥了诽谤康有为的“学究”[14]。

或者认为，章太炎和康有为，一个治古文经学，一个治今文经学，治学途径不同。他和康门诸子在《时务报》共事，曾经有过争论，自称“论及学派，辄如冰炭”[15]，又怎会变法时同情康、梁？政变后仍“相昵之深”呢？这在当时就有一些人这样议论，章太炎回答得却很干脆。他举南宋的叶适、朱熹为例，说：“子不见夫水心、晦庵之事乎？彼其陈说经义，判若冰炭。及人以伪学朋党攻晦庵时，水心在朝，乃痛言小人诬罔，以斥其谬。何者？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余于工部，亦若是已矣。”“论学”，指古、今文经说不同；“行谊政术”，指维新改革、变法图强，与康、梁一致。他进一步说明，自己和康、梁“论学”之殊，在于“《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亦即囿于学术上今、古学的异同；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却“未尝少异”，最后指出“学无所谓异同，徒有邪正枉直”[16]。他是主要从政治上着眼，在挽救民族危亡、力图变法自强上和康、梁基本一致，所谓“行谊政术自合”指此。直到章太炎从日本返国后，看到《翼教丛编》谩骂康、梁，淆乱视听，章太炎又予申说：“说经之是非，与其行事，固不必同。”指斥叶德辉、苏舆等“经术文奸之士，借攻击廖士以攻击政党者”，是“埳井之鼋”，“处心果何如耶？”[17]对康、梁仍表同情。

章太炎对康、梁的同情，是政治上的同情，是对康、梁变法维新事业的同情。他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亡的刺激下赞助维新的，表明他思想上停滞在“革政”阶段，并没有划清革命和改良的思想界线。然而，时隔一年，章太炎“割辫与绝”，“绝”的是康、梁，是过去“相昵”的康、梁，是曾经寄予同情并为之辩解的康、梁。他和康、梁的相“绝”，又是以“割辫”为标志，这就不能不注视这一年多来的变化和“割辫”时思想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