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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1页）

卷二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日本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研究会曾将其中文书，编纂成书，由塙书房出版。第八册印于1980年2月28日，内有《外国人书简》，收荣禄、汪康年、汪大燮、奕劻、蔡钧、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梁启超、林辂存等函多通，颇有史料价值。今除一般酬应函件略志始末外，按原编次第，录之如下，并赘附志。

荣禄致伊藤博文函，发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明治三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即1899年），系接伊藤“以整军丰财为务”之函而复。查戊戌七月二十三日，伊藤由朝鲜来华，拟“与中国政府共筹东亚安全之策”[1]。二十六日至天津，次日谒荣禄，荣“即命驾拜会，即于下午六点钟在北洋医学堂张宴款待”，袁世凯、聂士成等作陪[2]。致荣禄函中述“昨岁津门”事，政变发生，伊藤协助梁启超避居日本。李鸿章请将康有为“执获送回”，答以“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若干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当亦贵爵相所深知”[3]。大概伊藤当时考虑帝俄屯军我东北，而后党则亲俄，故“书中备言欧亚情形”。荣禄复函为：

伊藤侯相阁下：昨岁津门，幸同尊酒，惜分襟较促，未罄所怀。比奉手书，谂知绿野优游，起居佳胜，颂慰无似！书中备言欧亚情形，谓敝国不图自强，贵国亦成孤掌，谆谆以整军丰财为急务，善哉言乎！子产之告羊舌，未能若是之深切也。方今敝国情势，早在鉴中，执事不姗笑之，而必欲策励之，使尽去积习，而臻于富强，非深维唇齿之义、力顾中东大局者，何能及此。

夫中国非真不可为也，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客秋之事，略可睹矣。仆世笃忠贞，忝膺重寄，练兵等饷，日切图维，执事知我爱我，必更有以教我也。楢原参赞昨已接晤，议论通达，不愧使才，固知大匠之门，定无欂栌细干也。此复，敬请台安。不备。荣禄顿首。中三月二十九日。

“客秋”，指戊戌八月政变。荣禄于戊戌五月，即授文渊阁大学士，补授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故称“忝膺重寄”。此书发后，伊藤似有复书，后有荣禄复书，无月日：

来书音同笙磬。第练兵不可无饷，求财过急，则恐失民心。变法在乎得人，用人不当，则反滋流弊。仆以为法无新旧惟其是，国无强弱存乎人，事业出于精神，国是不争意气。诚得年少有才气者，从老成人翼导策驭之，破除锢习而不失中和，共立功名而不伤元气，中事庶有豸乎？用是兢惕昕夕。不遑。

汪康年致伊藤博文电，发于1901年3月22日，称“二十二日午后八时，上海发，俄约（《中俄密约》）事急，贵政府据理力争。汪康年等百六十五人”。

汪大燮致伊藤函，发于1903年10月18日（明治三十六年十月十八日），时汪任清政府留学生总监督，返国后重抵日本，函请伊藤约定会晤时间。

庆亲王奕劻致伊藤函三通，一为光绪二十五年（明治三十二年七月，即1899年），言刘学询等赴日“考查商务”事，函云：

昨因咨查商务，接晤贵国小田切领事，谈次纵论亚东大局，输忱解带，披胸洞心，忠告之言，良用欣感。但念方今环球强国，鹰瞵虎视，皆狡然思逞。惟我国与贵国同处一洲，辅车相依，关系尤重，急欲认真联络，借助他山以成众，建不拔之势。区区愚诚，想在洞鉴。现奉谕旨，简派道员刘学询、员外郎庆宽亲赴贵国考查商务，并偕贵国小田切领事东旋，赍有国电一书、密码一册，呈递贵国大皇帝，又奉皇太后、皇上旨意，致送贵国大皇帝礼物各种，一并赍呈。届时务祈遇事关垂，加以优待，实为厚幸。东向额手，无任瞻驰。专肃布命，祗颂勋绥。名另具。

另一函，仅署“正月二十四日”，无年份，查函称：“客秋剑佩雍容来游”，指戊戌秋伊藤来华，中述“康有为、梁启超、王照此三逆者”，指康、梁、王政变后逃避日本，则亦发于光绪二十五年。函云：

方今地球强国环峙，日夜以修制战备、扩充商务为能，尚诈力，贱仁义，不务广德与民休息，而专恃攻取角胜，实千古未有之变局。谋国之术，因时消息。尊示宜早画定规模一语，实为万金良药。敝邦恪守祖宗宽大爱民之制，故赋额轻减，蠲振频施，不肯竭泽而渔。从前封桩、羡余厉民之政所不敢出现。朝廷饬各省兴农桑、修水利，以殖民生，制造土货。经营矿产，以扩商利，风气初开，收效颇纡。至各省练兵之事，绿旗营操防乃系旧制，勇丁召募创自湘、淮，初用以剿平发、捻，因其性习土俗，部勒异宜，如湘、粤习水师，淮、楚习步，东三省习骑，各有得失之处，迨相沿日久，致有彼此互异、军械不齐之病。现疆圻大吏多取贵国成法，汰弱留强，观摩教练，所有操阵步伐、枪械口径，改归一律。局厂制造，毋许式样参差，以杜往日药不合弹、子不合膛之弊。京畿三辅，首练劲旅数大枝，亦一律用德国陆操，与尊恉所勗勉，不期而合，自顾辁材，猥缘肺腑，久膺重寄，尚望他日之助，时赐攻错，以冀有成。

抑又有进于此者，东方大局，辅车之势，唇齿相依，譬诸箭笥，众则难折，单则易摧。苟贵我两邦根蒂深固不摇，有同心断金之益，则彼殊域种族不同，志存蚕食者，不复妄冀渔人之利。贵国商务，三面皆海，惟倚支那沿海贸易为岁入大宗。倘从兹市舶常通，阋墙无衅，域中数大〔？〕，桴鼓不惊，修明政事，以共保我东方长势，乃息事安人之长策也。惟垂察焉。

别示援西律国事犯之例，康有为、梁启超、王照此三逆者，簧鼓邪说，谋危社稷，天下之恶，亦贵国所同深愤嫉者也。今蒙贵国政府格外严防，妥加管束，弥佩贵国代表友邦禁遏乱萌、益昭信睦之至意。惟此等行同蛇蝎、反复悖逆之人，久在东瀛，亦足为人心风俗之害。据鄙意请贵政府察及，似不若驱之出境，勿使污渎一方清净也，则蓬莱方丈，永绝魑魅网两之迹，不亦善乎？专肃奉陈，祗颂勋安，惟希雅鉴，不尽赡驰。庆亲王泐复。正月二十四日。

第三函亦无年份，末署“三月二十八日”，并附“庆亲王名刺”，系接伊藤复函后答，略云：“承示时局艰难，务图富强，以固邦基、关爱友邦至意，溢于言表，感泐曷胜。迩来于整练营伍、开通商务诸事，凡可以致富强者，皆次第举行，前函已备述之，计日当荷鉴及。其不尽之言，已与楢原参赞晤谈，自必代达一切，尚希垂察为幸。”

蔡钧致伊藤博文函，系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带至东京，赠“织绒福禄寿星中堂一幅、织绒挂屏四幅、龙须草制贡蓆二张、上品龙团红茶一箱”，别纸《伊藤博文赞》，中多谀辞，无年月。查蔡钧，任上海道，政变后开缺，此或书于戊戌八九月间。

徐承祖致伊藤博文书四通，徐当时为清驻日公使。第一函送“土产三色”，又其“先严遗著一种”；第二函附送“北京佳种”葡萄树；第三函为归国后发；第四函则“自丁亥冬”离日，“已经十载”，“卒至落职，勒赔巨款”，“景况日窘”，乞伊藤“俯念穷途旧侣”，便中致李鸿章一函，“恳其赏派差使”。四函均无年月，惟寻第四函所述，一、二函应写于丁亥前，当光绪十三年前；第二函则为“戊子夏”所发，当光绪十四年夏。

盛宣怀致伊藤博文函，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明治三十二年四月七日，即1899年）发，言煤铁事，并附其父盛康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两部，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