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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第1页）

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

《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凡五：其一，遗墨集（全三卷）；其二，亡友遗墨（全二卷）；其三，遗墨集（一册）；其四，诸家书简；其五，诗。日本东京大学明治文库藏。

宗方小太郎，元治元年（1864年）生，大正十二年（1923年）卒。明治十七年（1884年）来华，参加东亚同文会、上海同文书院，后任上海东方通信社社长，来华多年，所藏文书甚多。前日本成蹊大学教授神谷正男曾编《宗方小太郎文书》正续编，原书房出版，亦仅掇拾一部分。

《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与中国近代史料关系尤密者，为“诸家书简”。例如：

其一，孙中山《复宗方书》：

宗方兄阁下：得接六月念一日来书，如见故人颜色，喜不可言。公过檀香山时，弟失之交臂，不克重逢话旧，良属怅然。近日支那革命风潮飞腾千丈，大非昔日之比，实堪告慰于表同情者。而弟所交游者，以贵国人为多，则日本人之对于支那之革命事业，必较他国人为更关切，为吾人喜慰者必更深也。他日唇齿之交，将基于是。弟之视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独惜近日吾国少年志士每多误会贵国之经营满洲为不利于支那。此等舆论，殊非将来两国之福也。弟每辨解，莫释疑团，是以去年六月亲回日本，欲有所献议于贵国在野人士，以联两国民党之交，提携共图亚东之进步。乃甫抵江户，则为贵国政府所挠，不克久居，有志未果，不胜浩叹。

弟既不能居留贵国，不得已远适欧美，以联络欧美之人士，并结合其舆情，故特设支那革命党机关部于美国之三藩市（SanFrancisco）、芝加哥（ChiewYork）等地，并欧洲之伦敦（London）、巴黎（Paris）、柏林（Berlin）及布鲁些路（Brussels）等处。自各机关部设立以来，日与彼都人士往还，彼都人士之知支那实情者日多，而渐表同情于是举者，亦大有人矣。他日革命一起，可保必无借端干涉者矣，此又吾人外交上之得手者也。然犹有所憾者，则尚未得贵国政府之同情，此为弟每念而不能自安者也。此事必当仗我东方故人之力，乃能转移。君者，吾故人之一也。深望结合所识名士，发起提倡日本、支那人民之联络，启导贵国之舆论，游说贵国之政府，使表同情于支那革命事业，俾支那能复立于世界之上，与列国平等，则吾党受日本之赐多矣。汉族子孙百代必永志大德不忘也。幸为图之。

广东虽败，幸无大伤，而其影响于支那人心实有非常之大，虽败犹胜也。君以为时机尚早，弟亦谓然。再待数年，则军心民气，皆可成熟，必能学步葡萄牙革命之伟烈也。

承询在上海同志。弟思居留上海，实鲜其人，有之亦暂过往者耳。弟之心腹同志，近年多入北洋陆军，故多未便相见。其间有来往外间者，则有前延吉都统吴禄贞君，如有过上海，君不妨以弟名见之。其他常来往上海者，则有现任海军提督程璧光君，皆昔年同谋之人也，亦可相见。惟皆当以谨慎出之，免招物议为荷。

弟今冬欲再到日本，公能为我设法，使政府不阻挠否？如能得当，幸为示复。此候大安不一。弟孙文谨名。七月十六日。

凡六纸，用“少年中国晨报”信笺，毛笔书写，为孙中山旅美时发，在“少年中国晨报”下，钢笔载社址：“881ClayStreetSanFranciscoCal。U。S。A”，末署7月16日，当为1911年所书。又此函曾以《日中历史上の重要文献》为题，载昭和三十六年九月一日日本报纸，《文书》附有剪报。辑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23—525页，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其二，唐才常《致宗方函》：北平先生大人执事：前日驺从往汉，匆匆未及拜送，至以为歉。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橘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顷悉白岩、荒井、宫坂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

又闻贵报馆急需主笔一人，查有罗君邠砚者，为前湘抚陈宝箴之至戚，品学兼优，中外情况亦甚熟悉。现在侨寓武昌，未有馆地，如蒙台端不弃，引襄报务，甚为合宜。其住址问沈君愚溪即知。所怀千万，言不尽意。即叩台安不具。小弟唐才常顿首。华十月十九日。系八行信笺，凡二纸，有信封：“敬恳吉便带交宗北平先生，佛尘手肃”。末署“华十月十九日”，当为1899年所书。中华书局出版的《唐才常集》未曾辑录。

其三，汪康年《致宗方书》四通，第一书为一般酬应函，云：

北平先生阁下：前日足下行时，未及送别，别后又久不作书奉候，实缘忙剧所致。近想眠食胜常为颂。湖南之游，果在何日？弟已写就一信，足下到后，面交二君可也。现彼处虽生动力，然议论庞杂，未必有成。明哲见之，以为何如？专请游安。愚弟汪康年顿首。

再承托交清浦、松平二君之信，弟已与二君畅谈，信迄未交去。又及。

无年月。查信封为“寄汉口汉报馆宗老爷北平察收”，下署“上海时务报馆缄，闰月廿六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有闰三月，则此书应为戊戊闰三月廿六所发。又，从时间上说，这是第二书。

第二书介绍叶澜至《汉报》，书云：

东和谈宴，欢畅弥襟。阁下何日至鄂，报事如何？甚为记念。属觅佳主笔，现已觅得叶浩吾茂才之弟清漪茂才（名漪——原注。钧按，“漪”疑为“澜”之笔误）。浩吾向在鄂自强学堂，为香帅纂书，现开蒙学报馆，清漪亦深解西学，且于时事亦极明白，曾著有《天文地理歌略》，现属其将所撰文寄奉一首，如与尊意相合，即当代延。伊本在蒙学馆助其兄。然渠家在武昌，故甚愿就尊馆。至其品行，向极端正，弟可保其无他也。弟本欲至鄂，以事冗中止。阁下何日来申，乞示及，此上北平先生。弟康年顿首。初八日。

信封邮戳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初九日，知戊戌二月初八书于上海。附叶澜《论中国急宜讲求农工之学》，稿二纸，工楷，并录于下：

论中国急宜讲求农工之学

仁和叶澜拟稿

窃以立国之道，莫要乎自强，而自强之基，莫先乎富国，是故《轻重》《九府》之书成而齐威以霸，务材训农之政举而卫文以兴。中国自农家者流绝而树艺播种之法失其传；《考工》之记亡而饬材成器之官旷其职。于是二千余年以来，民皆锢其智，蔽其聪，举凡农、工、商三者，皆听民之自为盈虚消长于其间而不之问。加以立约互市，启敌狡谋，外人之以商弱我，非一日矣。侵我权利，增我漏卮，夺我生业，吮我脂膏，小民穷蹙，乃至无以自活，虽有管敬仲、公孙鞅、桑弘羊、刘晏之徒相与持筹握算，亦将瞠目结舌而无所为计。然则至今日而始谈农工之务，是犹见兔而顾犬、亡羊而补牢也，不亦晚乎？然而，至今日而亟谋农工之务，是则尚能顾犬，尚能补牢，虽晚而犹未晚也。

间尝考西人之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顾目今中国帑藏告匮，司农仰屋而嗟，国债日增，海关不敷作息，流亡载道，匪党横行，说者谓急宜开矿以辟利源也，急宜保商以作抵制也。不知欲开一矿，必立公司，必购机器，必延矿师，必招工匠，动需数百万金，而矿苗之有无、利息之厚薄，尚在未定之天。往往一蹶不振，半途而废，此非资本厚、识力定者，不能办也。

通商互市，懋迁有无，主之利十而客之利五。乃中国所往之货，仅恃丝、茶两大宗，而彼之来者，奇技**巧，以千万数，以两敌万，五尺之童，犹知其难。而况至今俄、印新产之茶日众，法、奥、日蚕桑之利日饶，中国丝、茶两商，岁一亏蚀，而不能别操一术以相抵。此非尽关乎商力之不足，而众心之不一也，实无材以供转运、无器以操奇赢耳。故欲保商而不先兴工务农，犹却步而求前也。

夫中国地处温带，生材极多，苟能测天时以知寒暑之宜，辨土质以别刚柔之性，讲粪壅以助生长，精刈获以免耗失，则一亩之所出可敌数亩，数亩之所出可敌数十亩。推之水草之地宜畜牧，高原之地宜棉桑，辟场圃而治蔬，开川林以植果，中人之产皆优为之，只求精于农学者首先创导。一人获利，千夫效法，不数年后而地面之生材已不可胜用矣。

中国工匠，多守古法，其拙笨不待言，即有匠心独运，别出新制，而欲以手工之巧，夺轮轴之利，犹夸夫逐日，终不能及也。且目今以中人用中物，所需尚多，手艺之人，犹得糊口，一旦他人入室，用土货悉改造洋货，多一机厂，即绝数十人之生机，以乘方法算之，其祸有不忍言者，而谓可不早救之乎？救之维何？曰：宜于各乡镇内先立小劝工厂，先购各种小机器，如造针、制扣、纺纱、织麻等事，教之数月，未有不学成者。学成而后，给以文凭，准其自立支厂，或设馆授徒，转展仿效，力轻易举。必先使固执之见、畏葸之情，潜移默化，然后再设立大劝工厂，罗陈百物，次第仿造。此时成效既昭，筹款自易，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幸而可以抵制洋货，收回利权；不幸而亦得以自食其力，免遭荼毒。不为惊世骇俗之举，渐求保家立业之基，于此实大有利赖焉。苟舍是而别求良法，则非吾之所敢知也。

第三书系复宗方四月二十一日书，云：

四月二十一日辱承赐书，欣慰之至。清浦、松平二公，未得深谈，甚恨恨也。陈、邹二君，亦非可与深言者。今人大率识短胆小，稍闻要之便掩耳却走，如此之类，可为寒心。此间来贵国人末永氏，闻是君同门，不审何如？前兄言平山周将来，何未见到。又云河南某君何时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