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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辛亥革命和章太炎（第3页）

答：根据我的印象，此语最早见于《致谭人凤电》，载1912年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原句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因武昌起义后，谭人凤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章氏以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加以反对。后来在《民国光复》讲话中又提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章氏此语，当时即为黄兴等批判，孙中山也多次提到，直到1924年还提到。

我以为章太炎这句话，有过激处，或因过去和同盟会有龃龉所致，反对“一党组织政府”。但当时也不一定对革命影响过大。辛亥后政局之入军阀手中，也不能说是由此一语所造成。

石田米子：章太炎和会党有何关系？听说章氏原有小刀，是否从会党携来？又听说章太炎曾指名某人为会党接班人，还有人询问三支金镖有否找到？是否有此事，章和会党关系有具体材料否？

答：所云传闻，似来自汤国梨，惟汤国梨晚年衰颓，所言亦仅供参考。

章太炎和会党有关系，但非直接关系。查光复会渊源于军国民教育会，龚宝铨参加。1902年，龚宝铨由日返国，经沪赴浙，与陶成章运动会党，旋返沪组会。章太炎《龚未生事略》曾言及。光复会成立，章已入狱，则陶、龚活动，应或早知。又，入狱时与外界仍有联系，不能谓与会党绝无关联。

“光复”之名，似亦与会党有关。陶成章逝世后，闻章曾撰传，但未获见此件。我曾于1912年《神州日报》见有陶成章逝世后章氏谈话，中亦略述会党。1910年，章太炎重组光复会。光复会组织之初，和会党是有关联的。

藤谷浩悦：第一，请问康有为《杰士上书汇录》的价值如何？第二，《康有为自编年谱》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价值如何？

答：第一，《杰士上书汇录》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正将整理出版。《杰士上书汇录》有《戊戌奏稿》未曾辑入者，也有辑入而有异文，异文涉及“立宪”“议院”等。《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制度局十二局的名称就和《戊戌奏稿》不同。《戊戌奏稿》刊于宣统三年（1911年），曾见清抄稿，应亦缮于同年，这时上距戊戌已十三年了，内容是有窜改的。但也不能说《戊戌奏稿》全是伪作，其中应该尚存实迹。

第二，《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撰于1895年，乙未至戊戌撰于1899年，时日非遥，记述原始，有重要史料价值。但一般自述，总有溢美或自谦处，还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和其他载籍综合研究。

《戊戌政变记》，最初在《清议报》发表，距离“政变”时间不长，又是当事人记载，自有根据，它是研究戊戌变法史的重要载籍之一。

但是，《戊戌政变记》也有渲染，如对光绪皇帝的记载。因为它又是政变后鼓吹“勤王”的宣传品，梁启超后来写《中国历史研究法》也说不敢谓“全为信史”了。

久保田文次：现在中国批判绝对平均主义，李泽厚《中国近代史论》也批判章太炎有绝对平均主义。实际上章太炎的“均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有积极作用，似应根据当时情况评价其积极性。

答：章太炎《訄书·定版籍》中，提到“均田”，其他文章中也有。当时讲“平均”“平等”，是有积极作用的，自然不能一笔否定。

小岛淑男：章太炎批判改良派，文章锐利，但对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共和民国的议论却少，这是为什么？

答：章太炎曾学习西方，文章中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谈共和的文章也有。如《读管子书后》，后来改为《喻侈靡》，就言“泰西商务所出”。但章太炎文字古奥，学西方又援古籍，致若干文句反而意为文掩。又如《代议然否论》也谈政体，其中也有谈西方的。

深泽秀男：戊戌变法时的学会和报刊，有没有确切数字统计？

答：我以为可以统计，但确切数字却不大可能。例如，《戊戌政变记》和《戊戌履霜录》所载的数字即有不同。况且，维新运动时间短暂，有的仅有会名，没有活动，或者只有组织，未闻实况。很多学会主张维新，但也有守旧的；有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也有纯学术的。政变以后，又有人怕祸且及己，又多掩饰。所以我以为即使统计出数字，似乎也无大作用。

野泽丰：章太炎对欧美，对日本的社会理论、政治学说有何关系？有何认识？

答：章太炎学习西方，刚刚已经谈到。但，其一，章太炎学习西方，与孙中山不同，孙中山遍游欧美，通外语，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际情况有了解。章太炎则来自间接，只是从日文书和译本中了解一些西方情况，不过他还是努力从事的，还翻译过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

其二，章太炎学习西方，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时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社会矛盾尖锐，与过去不同。基于此，他既学西方，又感西方有问题，有些茫然。

小松原伴子：章太炎与宋教仁的关系，除《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宋教仁《我之历史》外，他们在日本的关系，有没有别的材料？

答：《检论》中《对二宋》即言宋恕、宋教仁；后来，章太炎在《致伯中书》中也谈到。《我之历史》中有章、宋讨论中国哲学的记录，这时章太炎的思想处于上升阶段，生气勃勃，应予宋教仁影响，章、宋对同盟会也有共同看法。

讨论至六时二十分结束。辛亥革命研究会组织很好，外埠也有闻讯赶来者，如石田米子由冈山来、深泽秀男自岩手来，需乘四小时火车始抵东京。前驻华大使小川田次郎之夫人小川嘉子听讲，并于休息时询问林乐知与教育学，立教大学教授野村浩一亦偕研究生杨中美来，嘱杨今后照顾我的生活。野泽丰教授夫人患病，仍冒雪赶来，这些都令人感动。另外，古岛和雄教授、小岛晋治教授、久保田博子女士因中国研究所开会，未能莅会。

讲毕，至日本女子大学附近之日本式餐室聚饮，参加者：中村义、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藤井升三、深泽秀男、笠原十九司、小松原伴子、松本武彦、藤谷浩悦、小林共明、近藤邦康、坂元弘子等。用两大火锅，且馈余以鲷鱼一碟，盖专饷贵宾者。首由中村义致欢迎词，末为藤井升三致结束词，饮谈甚欢。久保田文次提议，今日之会，可称饮辛亥酒。我作谢词：“今日之会，可谓少长咸集，孔子说：‘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后来必然居上，来者必能胜今，今后中日两国研究辛亥历史，必能取得更大成果。明年广东中山将开学术讨论会，在座必有参加者，我们可在中国再饮辛亥酒了。”阖坐大欢。深泽询以《农学报》共有几期，答以共三一五期，颇有佩我记忆力之好者。有言我解答问题能简明扼要，亦有言我发言有材料有分析者，最后鼓掌多次，依依惜别。

野泽丰、深泽秀男、笠原十九司均赠书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