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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第2页）

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后来又主张“虚君共和”，思想上实际是一脉相承的，即采取自上而下的改良，反对由下而上的革命。所以光绪死后拥载沣，辛亥后又主“虚君”，说明他思想上封建性很浓。但是，时代发展了，社会前进了，旧的沉渣不断浮起，就由不适应到落后以至反对了。

康有为初治古文，后攻今文，是利用经学的形式，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中国传统经学，对知识分子桎梏很深，只有透过现象，才能正确剖析。

丸山松幸：康有为学习西方，“利用”今文经学，说是“利用”，似乎不好，因为康有为是衷心主张“孔子改制”的。

答：康有为学习西方，但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很深，要吸引知识分子对变法维新的信任，在理论上即“利用”今文“变”的哲学，借用孔子“托古改制”。所以要分析康有为的思想，不能只看他“学术”的一面，首先要考虑他是政治家。

丸山松幸：“利用”是作为工具，康有为自己思想上信仰孔子，不管是封建的孔子，还是资产阶级的孔子，均有其共同点。康有为是衷心信仰的，说是“利用”，即和“信仰”矛盾。以后康有为反对革命，没有民主革命思想，即因他思想核心中有孔子思想。

康有为信仰孔子，和其他知识分子不同，他是信仰孔教的。

答：康有为信仰孔子，不等于他是孔子真正信徒，而是想使信奉孔子的人，尊崇他改扮了的孔子之神。只要看，强学会初设，他到南京谒见张之洞，张即劝以“勿言孔子改制”。而他却在《强学报》上，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纪年，以之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以致张之洞阅后，大为不满，嘱“此报不刊，此会不办”。可知戊戌时“孔子改制”之事，不是单纯学术争论，思想斗争，而是一场政治斗争。

至于康有为信仰孔教问题，他在戊戌时主张“立孔子教”，辛亥后设孔教会，但政治上变化了，孔教也变化了，前者是资产阶级化，而后者倒退为封建了。

绪方彰：康有为遇到廖平，思想转变，由古文到今文，是否还有古文影响？是否还保留一部分？

说皮锡瑞植根封建，请问有什么资料？

答：康有为转治今文后，据他《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1888年）：“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光绪十六年”（1890年）：“是岁既与世绝，专意著述，著《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攻击古文经学，把他自己过去“专攻何劭公（休）”之书也烧掉了。还说：“圣经已为刘秀（歆）篡，政家并受李斯殃。”写了《新学伪经考》，反对古文，以扫除封建绊脚石了。

皮锡瑞的植根封建，可参考《皮锡瑞日记》，和他在南学会的十二次讲演。

藤井友子：戊戌时期，湖南谭嗣同、唐才常的民权思想，有没有受到康、梁的影响？（按：她以为谭、唐受明末清初思想家的影响。）

答：谭嗣同、唐才常是受到康、梁的影响的。只要看谭嗣同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传耶稣教则保之，传孔子教则封禁之，自虐其人以供外人鱼肉，中国人士何其驯也？”又想成立“湖南强学会”。1896年，谭嗣同和梁启超相识后，又谓：“一切微言大义，竟与嗣同冥想者，十同八九。”以之为“肇开生面”。

唐才常在1896年撰《春秋三传宗派异同考》，分析《公羊》《穀梁》和《左传》三传异同。旋在《湘学报》刊发《各国政教公理通论》，等到辑入《觉颠冥斋内言》时，增加了“厄于刘歆”诸语，可知受康有为影响。

又，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对谭、唐也有影响。

杉山文彦：康有为在戊戌时提倡资本主义文化，辛亥后又恋栈封建，对康有为这种“共同点”“社会相”如何分析？一方面要实事求是，一方面在概念上如何理解？康有为的“两端”很明显，中间不明显，如何理解？

答：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迅速，时代在前进，一个人的思想跟不上形势，旧的抬头了，就容易导致逆转。康有为思想原有封建性，所以维新运动也只是改良主义。后来社会向前了，康有为越来越不习惯，“不忍”了，“国粹”了，对新形势、新事物格格不入，由落后而堕落了。康有为的“社会相”，要“入世界观众苦”，后来却依恋旧的，皇帝也有“苦”了。他的“两端明显”，“中间”即其思想演变过渡，也是明显的，即逐步“由好变坏”，不是一下子落后的。

总之，我们对“社会相”理解是：一个人的活动不能脱离社会，要根据社会发展、历史规律，把个人的活动放到时代中去分析，不能孤立地由人物论人物；同时，也不能只看前面进步，忘去后来落后；也不能以后来的落后否定他过去的劳迹，要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具体分析。

答：有。中国有不定期刊物《国外近代史研究》，登录日本学者的文章。最近，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出版《辛亥革命研究动态》，对日本学者的研究也有介绍。

会后，在文京区本乡，东京大学对门“红灯笼酒家”酒聚，到有佐伯有一、近藤邦康、坂元弘子、岸本美绪、藤井友子、村田忠禧、阿川修三、泷泽诚、孙玉石、木间次彦、冢本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