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卷二（第2页）

沪江畅挹风裁，藉聆绪论。送别以来，正深驰想，兹奉惠书，备荷雅注。承示煤铁一节，诚两国有益之举，和田督办由武昌折回上海，面议章程，虽稍苛细，然仰体邦交挚意，已于今日签订合同。和田督办与大岛矿师历炼俱深，足见贵国人才辈出，各擅所长，尤为钦佩。借便寄呈《经世文续编》两部，聊以伴函。

张之洞致伊藤博文书，光绪二十四年于武昌发，无月日，函云：

春亩侯相阁下：前承驺从莅止，江汉生辉，连日盘桓，欣聆伟论，只以行旌匆促，未罄所怀，殊为怅惘耳。昨奉沪上惠缄，猥以东道简亵，尚辱署诸齿颊，尤深愧汗。兹悉大旆即日东旋，辰维迎春纳祐，为颂无量。前者承论亚洲大局各条，良规卓识，启发深切，莫名感佩。弟以驽朽下材，处兹危局，举凡一切补救之事，夙夜汲汲，思付厚期。惟自愧力薄权轻，才庸智钝，百忧丛集，寸效无闻，上无以报国恩，下无以慰朋好，中心如焚，夜不能寐。昨与小田切总领事倾谈，略述艰窘情形，谅达清听。此次选派学生赴贵国学习武备，尚祈俯赐关垂，是所翘祷。东方大局日新月异，以执事勋望煊赫，大云再出，自在意中，海鸿西来，尚祈时锡箴言，藉匡不逮，幸甚幸甚。专肃布臆，敬请勋安，诸惟亮照。不备。愚弟张之洞顿首。

李经方致伊藤博文函两通，其一发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伊藤“避暑地远，丧服中又不宜出，未及诣别，返满回任，再奉清谈”。其二无年月，赠以景泰窑花盆一只、景泰窑七宝盘一对、金华火腿四只、五香盐鸭两只。

李鸿章致伊藤博文书两通，其一发于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明治二十年二月十六日，即1887年），函云：

春亩尊兄大人阁下：久阙音尘，思与日积。东风入律，寰海镜清。遥惟筹荣宜勤，同时集祜为颂。昨由徐孙麒公使递到惠函，犹在崎案未定之时，远虑深情，溢于简牍。此事今已议结，更无纤介之嫌，曲直是非，不足复论。兵捕互斗，各国恒有，迩时变起仓卒，并非在事将吏所能预防，爰书既署，校量秒忽，一再争执，遂至累月，旁观推波助澜，曲为附会，望风瞻气，工于推测，乃几几乎如来书所云，假端启衅相矣。每念吴楚之祸，始于争桑，扬益之睦，犹疑增戍，杀运之兴，肇端甚微，而谗人交构于形迹之间，尤可惧也。方事之殷，流言沸腾，愚者之惑，亦有数端。初疑于客主之不敌，杀运之过多；总疑于悬案之待质，以为有心延阁；终疑于各处报馆不根之说，以为或出于战争，空穴之风，非尽无故。而鄙人力排众议，弹压流俗，惟明睦邻之大义，勿辱阋墙之私忿，而又虑其久不得结，愈生枝节也。遂有提案京津之议。盖解纷者必握其纽，事既在我，则他人不得而摇夺之，其所以不恤人言，独以身任者，匪惟两朝交谊，军国大计，人位之分，当然亦深感于诸葛丞相翼戴约信之殷，必当出身以分其责也。循诵来翰，明允笃诚，和平感听，徐公使书亦具述，勤勤恳恳之至意久要不忘。于兹益信东瀛、北海，两地一心，盈廷之评议，中外之造言，举不足惑吾徒之视听，而何论于区区文书之末哉？欧洲合纵连衡之局，积衅弥年，而发见于近日。顷闻新报，又似少弭。然厝薪伏火，终于必燃。法怀会稽之耻，誓报东门之役；俄背海上之盟，谋开南牧之路。惟英与德岂能宴然。昔人之论纵横者，以三晋之合离，为秦楚之强弱。今则局势阔远，合两洲之大而为七雄，又非春秋战国之比。亚洲独表东海，真为局外，不能为宋之弭兵，但可为魏之两谢凉州，倚柱自可远观。我两国正如金瓯，无一败欠，诘尔戎兵，明其政刑，真其时也。阁下高掌远蹠，目营四海，当有奇策挥斥八极。时望雄论，开明心目，引领东顾，未尽所怀。专泐布复，顺颂春祺，惟照不宣。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李鸿章顿首。

其二发于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即1894年），值甲午战发，请德璀琳代达情愫，可见其“议和”本旨。函云：

敬启者：光绪十一年，因朝鲜事，贵伯爵大臣惠莅津门，与本爵大臣面商条约。两国平安，关系东方大局，和光洋溢，实获我心。定议画押之后，满拟玉帛千秋，永敦和好。梦想不到者，际我身世，尚生兹祸乱也。当乱机初发，尝思弥缝遏抑，力求其平。迨至战事既兴，条约已弃，无可挽回，本爵大臣深叹息焉。虽然，事至今日，事皆背戾，而本爵大臣所愿两国平安之志，念念不忘。夫胜败无常，莫知究竟，若兵连祸结，年复一年，至民穷财尽之时，两国之力必竭，此中损益，不待智者而知。因思再试通辞，两国自行解说，奏蒙我皇上钦派德璀琳前来，晋谒贵爵大臣代达情愫。德璀琳在中国久任艰巨，为朝廷及本爵大臣所倚重。且深悉两国情形，熟稔和战利害。从前办理条约，彼亦参赞其间，请即赐见垂询，可知心腹。海天在望，引领为劳，虽阔别多时，想贵爵大臣当不忘昔年情事，相印以心也。专此布臆，顺颂勋祺。不尽欲白。名另具。

梁启超、王照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写于戊戌政变发生，避于日本大岛军舰中，以光绪之“生死”，为清朝“存亡之所系”，“望与英美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附片请营救谭嗣同等，已另入《梁启超佚札辑存》，兹不赘。

林辂存致伊藤博文函两通，其一书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明治三十二年二月八日，即1899年），谓“八月于都门使署，一见颜色”。“事后康党案发，崇维新者，悉被株连，鄙人以西学故，恐被言官罗织，遂请假出都”，于“西历元旦来厦”。以为日本“所辟租界，业有数区，将来当以厦门为巨擘”。“惟台湾口岸，未知可许敝国派领事驻扎否，以襄办商务”。其二书于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明治三十四年三月五日，即1901年），谓于二十六年夏，“承儿玉总督招游日本，躬诣公门请谒”，“竟不获一见，怅然而返”。又言“去年与儿玉总督创办东亚书院，一切章程皆手为厘订”，“今年又与上野领事，开设赤十字社，于行善中寓联络之意”，“欲将支那、日本两地之人心，融成一块，以期相扶而起”云云。末言“但能乘此和局未定，于条款中力请支那政府速行改革。改革之实验，尤须将戊戌政变诸达官志士一齐使用，定有成效可观”。查林辂存，福建厦门鼓浪屿人，戊戌政变起，八月二十二日，黄桂鋆劾其“请废中国文字”，“此皆以变法为名，阴用汉奸之计，非寻常莠言可比，请饬查各衙门代递条陈中，如有此种谬说者，概行革职”。[4]第二函发时，正“辛丑议和”时。

黎庶昌致伊藤博文函，发于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明治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即1889年），系将李鸿章复伊藤函附送，但李函未见。

末有《外国人差出人不明》函数通，其一应为张之洞致伊藤博文者。今先录如下：

春亩通侯仁兄大人阁下：远隔风仪，久疏执讯，倾思积慕，不暂弭忘。近闻元老壮猷，俯从人望，钧衡再秉，许国匡时，欣诵之怀，难可言喻。曾托小田切总领事暨敝国李木斋星使代致贺忱，知邀鉴及。目前大儿权游历贵邦，猥叨容接，殷怀挚谊，感戢尤深。兹敬启者，敝历七月初，闻有富有票匪倡乱长江，先在大通起事，江皖查出伪示各处，始知是康、梁逆党所为，旋复聚集武汉间，匪徒潜谋不轨，幸经破获，则康、梁弟子唐才常在焉。一切纠匪谋逆实情，供认不讳。国有常刑，不得不执法从事。嗣得李傅相与驻英罗星使往复电告，及湘省同时获匪所讯口供，均有康、梁主使，寄钱纠匪确据。近日广东德制军电知惠州匪乱暨广州省城炸药轰毁抚署，情节亦复相同，其所勾结皆系无赖会匪、两粤三江两湖，蔓延几遍，计谋凶狡，振古未闻。

贵国与我邻壤同文，教以伦理为科，人以忠义为本，敦尚气节，最重尊亲，爱其国则如家，戴其君则如天，鄙人素深佩服。苟如康党阴谋暴行，自复宗邦，凡热心之士，必且共为鹰鹯之逐、豺虎之投矣。兹将告示稿、劝戒文，各备十册附呈台览，借可见鄙人办理此案之苦衷。向使康逆谋乱果成，东南各省同遭**，则华洋商务全局，必将搅扰不堪，是以李傅相特商英国政府，承允转饬新嘉波、香港两总督及驻华各国领事，于该匪潜来界内，立即查拿拘禁，勿再容留。澳门总督亦经粤省照会，复准代为拘拿。并拟有办法三条，极为妥协，已由敝处咨请李星使照会贵国外务大臣查照，一体切实施行。阁下维持东亚，夙具同心，倘有此种枭獍之徒，潜留宇下，万望会商内务、外务两省协力驱除，勿使凶人得以假息，弟非必欲穷其所往，盖亚洲时局，现在已极艰危，东南江海奥区，万不可再生祸乱，况必中国之内讧靖，而后外洋之商务可兴，大局所关，固彼此两利者耳。专缄布意，敬请勋安。名正具。

查此函首言“大儿权游历贵邦”，权，张权，字君立，张之洞之子；中述自立会，“提获唐才常等种种逆据”，此固张之洞在武昌所为；《劝戒国会文》亦之洞所拟，康有为且专文批驳。那么，此函是张之洞所书，时间应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书简中，另有兴亚协会议员粤东吕靖、广东大埔李宝森诸函。

我另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原档中，录出《清国旅行日记》《晤谈节略》《清国皇帝陛下谒见次序》等有关伊藤来华与戊戌政变资料，已录入本书卷一。

[1]《伊侯来华命意》，《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

[2]《中堂款待伊侯》，《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3]《李傅相与日本伊藤侯问答》，《昌言报》第八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4]《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76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