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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新学伪经考辨（第4页）

《艺文志》于《记》百三十一篇下注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于王史氏二十一篇下注曰：“七十子后学者，绝不言有名。”七十子后学记之书，康以为书名，可怪也。盖《礼记》亦出壁中，而传布最早。其《五帝德》《帝系姓》，史迁采以作《五帝本纪》，而大、小戴各删取为书。宣、元之后，已行于世，康不得诬为歆伪作。因假设七十子后学记一书以为《礼记》原书，其意与以《国语》为《左传》原书同，皆诬歆之术也。夫《乐记》《明堂阴阳说》等，既行于世，何须采附戴氏记中？且戴氏记，今文家所传授，安容歆窜入乎？

康曰“《周官经》六篇”云云，“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卷三上，三十八叶。）

《王莽传》（元始三年）“请考论五经，定取礼正十二女之义”。康曰：“是时歆《周礼》未成，故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说未出。故犹从今博士说。”（卷六，十叶。）

《七略》之奏，在哀帝时，假令伪撰《周官》，是时已既成书，安有元始三年未成之理乎？且信康说，则歆初伪作群经，意在抑今学，其后作《周官》，意在附成莽业。《周官》已成，乃又点窜前所作群经，以证《周官》。夫《周官》与群经，伪作本意不同，其说之龃龉难合也必矣！点窜既成之文字，必使一一吻合，虽歆不能为也。康之诬，不亦甚乎？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曰：“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云云。“时众儒并出，共排以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康曰：“云‘唯歆独识’，众儒‘以为非是’，事理可明。此为歆作《周官》最易见。其云向著录者，妄耳。”（卷三上，三十九叶。）

按文，众儒之排《周官》，当在成帝时，刘向方校理秘书，歆安得伪作欺父邪？康之引马说，适足证其说之妄耳。

《乐记》

康曰：“歆谓王禹献二十四卷《记》，刘向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而所列即二十三卷记居首。歆所造诸古文，列皆居首，是歆以二十三卷记为主矣。《礼记·乐记正义》谓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二十四卷记无所录。《正义》又载二十三卷之目，有《窦公》一篇，《别录》出歆所改窜，窦公其人又即歆所附会者，此尤歆伪二十三卷记之明证。然则王禹二十四卷之记，特歆点缀之，以为烘托之法，犹高氏之《易》，邹、夹之《春秋》耳。其以二十四卷为益微抑扬，尤为可见。是《乐记》出于歆无疑矣。”（卷三上，四十四叶。）

又曰：“刘歆伪撰《乐记》，托之河间献王，又别托为王禹所传，以烘托之。朱晔等之上言、平当之议，盖即授意于歆者。”（卷三上，四十五叶。）

康谓二十三篇《乐记》，歆所伪作，托之河间献王者；王禹记，歆空载其名，始无其书；朱晔之上言，歆授意为之也。按二十三篇《乐记》，《志》不言其所出（《小载〔戴〕记》，《乐记》十一篇，则壁中《礼记》所自有，非采之二十三篇《乐记》也）。河间王所作，即王禹记，非二十三篇《乐记》也。王禹记，臧琳以谓邓展注。《食货志》曰：“《乐语》《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臣瓒引其文，《白虎通》又引《乐元语》，盖皆王禹记文。”（以上《经义杂记》节文）据之，则王禹记非有名无书之本也，康说皆妄矣。又朱晔上言在成帝时，其时歆未有建古文之议，何由伪作，此事实授之晔邪？

康曰：“《左氏春秋》至歆校秘书时乃见，则向来人间不见，可知歆治《左氏》乃始引传文以解经，则今本《左氏》书法，及此年依经饰《左》缘《左》，为歆改左氏明证。”（卷六，六叶。）

又曰：“盖经传不相附合，疑其说者自来不绝。自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班固为《歆传》云：‘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班为古学者，亦知引传解经由于歆矣。”（卷三上，五十五叶。）

按《刘歆传》云：“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以上）不单言《春秋左氏传》，而言“古文”，则知歆所见，壁中所出，张苍所献，古本也。古本独藏秘阁，其传外间者，今字写之，犹《周官》有故书、今文之别也。故下文云：“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以上）咸所治则今文，故与歆共校古文经传也。《汉书》文意甚明，非言向来人间不见《左传》也。左氏所传，本主事实，虽载书法，亦颇简略，非若公、穀二家句释字解，便于讲说。西汉诸儒不以此说经者，以为义例不备，不能讲说全经也。非左氏书全无书法也。故史迁于其书，颇载其义。至歆推其义例以通全经，寻绎传意，发明经义，于是可传以解经，故云章句、义理备焉。班之言引传解经者，褒歆之功也，非疑之也。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则所谓雷同相从，随声是非，非事实也。

康曰“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穀，公、穀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穀者，以公、穀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事，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以《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卷三上，四十八叶。）

又曰：“《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抒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同前）

以左氏书法为歆窜入者，出刘逢禄说。其言改《国语》为《左氏传》者，系康创说。其所证，不过《史记》称《国语》，不称《左氏》一事。按《史记》非不称《左氏》，其称者，康以为窜入也。且《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春秋》即《左氏》也。其《自序》及《报任安书》称《国语》，不称《春秋》者，上文有孔子作《春秋》之句，故避相触耳。又《司马迁传》云：“《左氏国语》者，即《春秋传》也。”上文云“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所指甚明。康引以为证，不免矛盾。

康曰“自郑康成杂合今古，则今本《论语》必有伪文。如巧言令色足恭”云云“一章，必歆伪窜。又何晏《论语集解》，杂采古今，采孔、马之注，则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说，又易孔、马之经。今‘巧言令色’一章，《集解》正引伪《孔安国注》，其为古文《论语》，尤为明确”。（卷三下，二叶。）

以“足恭”一章为窜入，妄言耳。若以《集解》载孔注为证，则《集解》专载孔注之章不唯十数，岂皆齐、鲁所无乎？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以为之注。篇章异同，盖具注之。今郑本亡失，但释文所载，犹为可考。《卫灵公篇》“子曰父在”章云：“《集解》无此章。”郑本有云：“古皆无此章。”《尧曰篇》末章云“《鲁论》无此章，今从《古》”，盖《鲁》《古》两本章异者，唯此而已。（《隋志》云“《古论语》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者，亦非也。）

《孝经》

康曰：“《志》不云古文有孔氏说，而许叔重遣子冲上《说文》书，并上《孝经》孔氏古文说，则歆又伪作孔氏《孝经》古文说。《志》不详之，犹歆有《易费氏章句》《费氏分野》而《志》不叙也。或作于定《七略》后也。”（卷三下，六叶。）

按是不善读《说文》之过也。《说文》，许冲上表曰：“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以上）《孝经》孔氏古文说者，言壁本《孝经》之说，非言孔安国之《孝经》说也。且言口传，则慎以前未著于书，安有载之《七略》之理哉？

《尔雅》

康曰：“《尔雅》一书，张稚让《上〈广雅〉表》以为周公所作。然刘歆《西京杂记》云，郭伟以谓《尔雅》周公所制。”云云。“按《尔雅》不见于西汉前，突出于歆校书时，《西京杂记》又是歆作，盖亦歆伪撰也。赵岐《孟子题辞》谓文帝时，《尔雅》置博士。考西汉以前，皆无此说，唯歆《移太常书》有孝文诸子传说立学官之说，盖即歆作伪造，以实其《尔雅》之真。及歆与扬雄书称说《尔雅》，尤为歆伪造《尔雅》之明证。歆既伪《毛诗》《周官》，思以证成其说，故伪此书，欲以训诂代正统”。（卷三下，六叶。）

《尔雅》所记，多《周官》之事，其释训诂与《毛诗》合。康已以《毛诗》《周官》为伪作，则又以《尔雅》为伪作，固宜已。知《毛诗》《周官》非伪作，则《尔雅》之非伪作可知矣。康引《西京杂记》，《杂记》乃伪书之著名者，康欲证歆伪作，乃引伪作之书，其可信邪？康云“歆伪此书，欲以训诂代正统”，是康以训诂学为非正统也。康所谓正统，非今文诸家之学乎？岂谓今文诸家之学不由训诂邪？古今语异，必训诂而后知，故汉初经师皆重训诂。史迁以《尚书》作五帝、三代本纪，以训诂字代经文，是有所受也。以今文诸家所著言之，《书》有大、小夏侯解故；《诗》有申公训故，有齐后氏故、齐孙氏故、有韩故；丁将军《易说》，训诂举大谊可以见已。两汉经师虽纯驳不同，无舍训诂说经义者。降至赵宋，学者自贤，以意说经，经术荒芜日甚。迨清乾隆、嘉庆之间，英俊辈出，斯学复盛，殆迈汉京而经义焯然，如日中天。康辈赖其余惠，幸得略读经籍，乃妄言议训诂学，真小人无忌惮者。

康曰：“歆为伪经，更为伪字，托之古文，假之征天下通文字诣公车以昭征信。扬雄、班固之伦，果为所欺矣。周、汉所传真字，在《仓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其余六千字，皆歆伪字也。”（卷九，九叶。）

又曰：“李斯、赵、胡各自著书，本不相谋，则复字当必多，是并无三千三百字之数矣。西汉六艺群书，当备集矣。此为周、秦相传之正字也。而扬雄、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以六十字一章计之，共六千一百八十字，骤增两倍之数。”（卷三下，十六叶。）

壁中诸经之字，有与今文异者，如《仪礼》郑注古文某作某，及《说文》所引经文与今本不同者，皆是也。康既以经为赝本，遂以字为伪作，无足怪也。但言六千字出于刘歆，则妄言骇人矣。《仓颉》三篇，取之史籀，亦所以教学童，盖收日常通用之字耳，必非罔罗六艺群书所载矣。是以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则颇出《仓颉》外矣。言周、汉所传真字，在《仓颉篇》三千三百字，非也。扬雄作《训纂篇》二千四十字，又易《仓颉》复字，合五千三百四十字。班固续扬雄，增七百八十字（仓颉至班固，合六千一百二十字，今言扬雄、班固所增六千—百八十字，误也）。其后贾鲂则增一千二百六十字，许慎则增三千二百三十三字。其以渐增加者，非唯拾前人所遗，亦由文字孳乳寖多也。今字书所载已数万，是非一代一人所造作也。由是言之，《仓颉篇》外六千字，决非刘歆伪作矣。

康曰：“《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歆之伪体，为周时真字断断也。子思作《中庸》，犹曰今天下书同文，则是自春秋至战国绝无异体异制。”云云。“子思云‘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卷三下，十八叶。）

康谓籀变为篆，其间曾无古文。古文，刘歆所伪作也。按古文、籀文本非别体，《说文叙》曰：“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以上）言“或异”，则异者少也。故八体举大篆而赅古文，亡新六书，举古文奇字而赅大篆，可以见矣。盖周制尚文，故籀文繁茂，至东迁后，稍趋省易，乃有古文一体。孔子用以书经，亦当时所用也。（言史籀变古文，而孔子复之者，非也。）西周礼乐制度，至孔子时，崩坏错乱，孔子亦有从众之言，然未有大损益，犹谓之“周礼”。况古文于籀文改易不多，且同行天下，固不妨书为同文。但《中庸》所言，谓孔子时也，至战国诸国异形，如秦篆文，即其一也。言“春秋至战国绝无异体”，误矣。

康曰：“歆称萧何律之六体及甄丰之校六书，皆有古文奇字而无籀，其抑之可见。盖秦篆文字出于《史籀篇》，史籀为周之文，而为汉今文之祖，歆之抑之，亦犹言《易》则尊费氏而抑施、孟、梁邱，言《春秋》则右左氏而左公、穀也。”（卷三下，十五叶。）

康曰：“许慎《说文叙》诋今学，谓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盖是汉世实事，自仓颉来，虽有省改，要由迁变，非有人改作也。”（卷三下，二十一叶。）

康谓隶出于篆，篆出于籀。籀盖与仓颉所作不异。故今学家称秦隶书为“仓颉时书”。其回护今学家力矣。然许所述今学家之言，实不然也。许曰：“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以上）依许此说，则今学家实以隶书为仓颉所造字体，不独疑古文，并不信籀、篆，故许之作《说文》叙篆文合以古籀，以祛今隶之妄也。如康说，则今学家明信籀、篆矣。信籀、篆，则何有“马头人、人持十、屈中、止句”之解哉？

明治廿八年十二月东京庄原和稿

[1]大槻如电：《新学伪经考辨序》，见后。

[2]根据《新学伪经考辨》末后庄原和附志，撰于“明治廿八年（1895年）十二月”。

[3]按：此诗，收入梁启超手书《南海先生诗集·明夷阁诗集》，标题改为《日本学者庄原和著〈新学伪经考辨〉，以书寄赠，并承问讯，不意旧著远到鸡林，且有驳辨，益征好学，喜而赋答》。《诗集》所录，与原稿也有异同。如第一首注，《诗集》作“洪右臣给谏良品、朱蓉生侍御一新皆有专书驳辨，日本乃亦有人为之，洵佳语也”。第二首“天遗老夫犹未死”，《诗集》作“天遗老夫犹不死”。第三首“春兰秋菊自芳馨”，《诗集》作“春兰秋菊各芳馨”。

[4]《安晓峰侍御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见《翼教丛编》卷二。安晓峰即安维峻，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劾奏者为余联沅（晋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