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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重君臣关系的新观察（第1页）

2。“二重君臣关系”的新观察

以上研究均为进一步分析君臣关系提供了便利。不过，必须指出，揭示与研究当时臣下内在类别，向展示君臣关系的多样性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些研究与其他关注官僚群体的研究一样，依然采用了“实体性分析”的思路，即将“宦皇帝者”“从官”或“近臣”等作为一个边界明晰、具有相同特质的独立群体加以分析，忽视了他们依存于特定皇帝的横向“关系性”。如此观察等于遮蔽掉了这类臣子的关键特性，同时亦泯灭了其内部可能的矛盾冲突，更难以展现这种关系与西汉具体历史之间多维的勾连，需要补充新的观察方式。

表面看来，这种思路与时人通常的观察并无扞格。当时身处宫外者眼中，能出入宫禁的少数乃高人一等的另类，名为“宿卫”或“近臣”。析言之，这部分人能出入宫禁，原因实不相同。多数是因身为从官，职责所在（制度上的近臣），另外则是受皇帝器重，恩宠有加（心理或情感上的近臣）。两者会有重叠，分别亦明显，不加辨析，浑归一类，消泯了其中的差异，进而模糊了视线。入手之初，我们先要摆脱“上帝之眼”的全能视角和当时从宫外透视的立场，转换成自皇帝角度来观察。细绎之，正史的《佞幸传》《恩幸传》便别具一格，值得我们认真倾听与留意。

正史中共有十一史为这类人物立传，《史记·佞幸列传》最早，最晚则是《明史·佞幸传》，又有名为《恩幸传》的。名列其中者历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备受史家与读者的嘲弄与抨击。抛开饱含褒贬的道德言词，冷静观察，厕身其中者，均因与当朝皇帝关系非同一般而入选。其他的类传，往往是因为出身（如儒林、宦者、文苑、宗室）或行事（如循吏、酷吏、游侠、党锢、列女、孝义、方术、逸民）相同。这一点上，《外戚传》《皇后纪》与之有些相近，不过，外戚因与皇帝联姻而获得了一种相对确定的身份，并可以继承，实际也带有某种出身的印记[31]，因此，可以说某人是外戚出身，如王莽，但很难说某人是佞幸出身。《佞幸传》所载均是史家认定的与某些皇帝关系非同寻常的臣子，且不拘出身。若论出身，《汉书·佞幸传》的传主并不相同，具体如下：

宦者：李延年、石显；

外戚：淳于长；

诸侯子孙：韩嫣；

宦皇帝者（从官）：邓通、董贤；

士人：张放

漫言之，可粗分为宦者、外戚与士人三类，涵盖了多种出身，与其他类传的安排方式不同。另类的《佞幸传》展现了实际生活中某种与史家期待的“理想人物”的不和谐与断裂，可以窥见一些为史家所诟病，因而易被遮蔽的现象，这恰可作为一扇观察多种君臣关系的绝佳窗口。这种叙述方式体现的“关系性思维”亦可成为认识过去的一种新方式。

按班固的说法，并非每个皇帝在位时都有佞幸，不过，我们需要放宽视野，不能将目光局限在史家标记为佞幸的人物身上。归入《佞幸传》的乃其中登峰造极者，换个角度看，他们与开篇引述的金敞实为同类，都属于皇帝身边的亲信，只是与皇帝亲近程度和表现有所不同。如果要用一个术语来概括，可以说他们与皇帝之间保持着一种“信—任型君臣关系”，超越了一般君臣关系，而一般君臣关系，可称为“礼仪型君臣关系”。

何为“礼仪型君臣关系”？这种君臣关系是皇帝与所有臣下，无论是朝臣还是外臣，乃至民（百姓）之间，通过策名委质确立的关系，即尾形勇讨论的国家构造中的普遍性君臣关系。其确立要通过一定的仪式活动，或拟仪式。新帝的即位仪式是建立此种关系的最重要场合；非常时期，也会采取临时性的变通办法。代王刘恒入长安前，“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在桥头，而非朝堂完成了与新帝确立君臣关系的仪式，随后刘恒对即位一事多次谦让[32]，不过是故作姿态，即是一例。平时每年年底的上计活动，各地郡国将百姓名数（简化为户口统计）以及郡国官吏统计等上呈朝廷，最终转呈皇帝。根据时人对“人名”使用的理解，亦可以说相当于郡国官吏与百姓年复一年地对皇帝实施了策名委质仪式，进而不断确认并延续了君臣关系；元旦的元会以及朔望的朝会都有类似的功能，当然，这些仪式活动的参加者限于部分官员[33]。这种君臣关系亦是学界所长期关注的[34]。

将这种君臣关系概括为“礼仪型”，是因为对继位之君而言，作为新元首进入君臣关系格局之中，双方进行过确立君臣关系的仪式，但大部分臣下都是陌生的，是先帝留下的旧臣。即便登基后担任宦皇帝者或郎从官者，宿卫宫中，人数亦多，与自己之间往往接触有限，不一定能获得足够的信任，有时甚至会带着疑虑与猜忌。此外，当时统治主要通过文书上传下达实现，除每年正月旦的元会、朔望的朝见之外，例行化的君臣会面机会寥寥，能够参加的大臣亦有限，皇帝得以结识的大臣数量亦不会太多，这些乃是前述“故事”得以成立的外在条件。正是身处此种格局之中，才会出现“信—任型君臣关系”，乃至佞幸之臣。

视另一种君臣关系为“信—任型”，则是基于史料的描述。翻检史书，不难发现，对一些臣下经历的描述中，有如下记载：

（韩）信曰：“……公（指陈豨），陛下（高祖）之信幸臣也。”（汉341877韩信对陈豨语）

（金）日磾既亲近，未尝有过失，上（武帝）甚信爱之。（汉682960）

（江充）大见（武帝）信用，威震京师。（汉452178）

（霍光）出入（武帝）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汉682931）

（昭）帝年八岁，政事壹决于（霍）光。……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年。

（始元六年，前81年）是时昭帝年十四，觉其有诈，遂亲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汉682932、2936、632756）

（杨恽）擢为诸吏光禄勋，亲近用事……（恽曰）……恽幸得列九卿诸吏，宿卫近臣，上（宣帝）所信任，与闻政事。（汉662890、2893）

（杜延年）上（宣帝）任信之，出即奉驾，入给事中，居九卿位十余年，赏赐赂遗，訾数千万。（汉602665）

（梁丘贺）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为人小心周密，上（宣帝）信重之。（汉883600）

上（元帝）以（史）丹旧臣，皇考外属，亲信之，诏丹护太子家。（汉823376）

元帝初即位，……（萧望之）为前将军，……皆领尚书事，甚见尊任；望之名儒，有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汉361929、813332）

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石）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汉933726）

杨兴曰：“（石）显鼎贵，上（元帝）信用之。”（京）房曰：“上（元帝）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汉64下2836、753162）

（史丹）心甚谨密，故尤得信于上（成帝）。（汉823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