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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平帝与孺子婴前15年在位58年在位（第2页）

[27]田余庆认为“我们甚至还可以说……以至昌邑王之旋立旋废，卫太子之孙终于得以继统为宣帝等等，也都可以联系起来观察，都可以视为卫太子问题的余波”，见《论轮台诏》，第57页。这种从诸事件中寻找历史线索的思路有时会求之过深，且赋予古人一些他们不曾存在过的想法。霍光最终立宣帝，应该与将近二十年前的巫蛊之祸没有多少关系。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不断有后来的生活叠加，早先经历的记忆会逐渐淡忘；霍光身为奉车都尉，随侍武帝左右，巫蛊之祸发生时应在甘泉宫，后至建章宫，亦在长安城外。长安城内的惨烈场景应该不会目睹与亲历，他对此祸的印象恐怕更多的是来自上报的文书。《汉书》本纪部分记述过简，上下两句，现实中或春去秋来，同在一页，或前后相距数年。叙述、阅读感受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差异，不可等闲视之。当时实在难以找到合适的武帝之后来承大统，才想到了宣帝。此外，对霍光而言，选择宣帝更利于自己长期控制朝政，因为宣帝起自民间，没有强大的外家势力。此点吕思勉、辛德勇已注意到，分见《秦汉史》，第136页；《海昏侯刘贺》，第149-150页。

[28]《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第2951页。这里“霍氏”所指便是霍光本人了。虽然不满，宣帝并未同意亲自执政，问题就出在霍氏尊盛日久，势力遍布中外，而宣帝起自民间，人微势单，朝中无可依靠的力量。又见第2948页。

[29]此间历史曲折，可参辛德勇：《建元与改元》，第210-237页。

[30]任宣实际是霍光的女婿，一说外孙，见《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56页、卷八八《梁丘贺传》，第3600页。

[31]因此西嶋定生与冨田健之有“霍氏政权”之说，分见《武帝之死》，《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06-608页；《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新潟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35卷第2号（1994年），第324页；《前汉中期の政治构造と“霍氏政权”》，《新澙史学》第35号（1995年10月），第1-22页。

[32]《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83页。

[33]对此的分析，见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2-127页。

[34]张小锋认为，萧望之下狱是因为元帝新即位，不晓“召致廷尉”为下狱之意所导致的看法“断难相信”，并作了详尽分析，认为元帝持“袒史抑萧”的态度，见《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第128-129页；林剑鸣亦有类似看法，见《秦汉史》，第586-587页。元帝即位一年，不懂“召致廷尉”的含义亦不奇怪。他即位虽已26岁，且长期受教于名儒，但此乃文书行政中的惯用语，非儒经中的内容，自然难以接触到。即便即位，若不兴诏狱，一般案件均由郡县处理，亦不会使用此语。司马光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通鉴》卷二八“元帝初元二年十二月”条臣光曰，第902页）是颇有道理的，亦是洞察朝廷运作的见道之论。

[35]1977年8月在甘肃玉门市花海公社东北约30公里处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一枚七面棱形觚（编号77J·H·S：1），简文前半部分内容为西汉某帝的遗诏，不少学者认为是武帝的遗诏，亦有不同意见。图版与释文见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收入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图版“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第16-21、28页；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黑白图版13及第150页；何双全：《简牍》，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63-164页；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研究见胡平生：《写在木觚上的西汉遗诏》，《文物天地》1987年第6期，后收入《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230-233页；田余庆：《论轮台诏》，第61-62页；方诗铭：《西汉武帝晚期的“巫蛊之祸”及其前后——兼论玉门汉简〈汉武帝遗诏〉》，《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7-369页；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第23-39页。

无论此遗诏为西汉哪位皇帝所颁，均可证明，当时皇帝遗诏要告白天下，广为传布，且须长期保存。因此，三人辅政元帝事当为世人所周知。

[36]《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第2835-2838页。杨兴曰“县官尝言兴愈薛大夫”（第2835页）；“窃见石显本山东名族，有礼义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尝有过”（第2836页）。据《百官公卿表》下，薛广德初元五年至永光元年任御史大夫，时间正符合杨兴、贾捐之所言石显“持正六年”。感谢黄怡君小姐提示此点。

[37]《汉书》卷六六《陈万年附陈咸传》，第2900页；卷六七《朱云传》，第2914页。

[38]《汉书》卷九三《佞幸传》：“（元帝时）事无小大，因（石）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第3726页；“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言其兼官据势也”，第3727页。

[39]经过详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附刘向传》，第1930-1932页，时间据《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83页。

[40]《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第824页；《汉纪》卷二四《孝成皇帝纪一》“建始三年八月”条，第419页。

[41]《汉书》卷七六《王尊传》，第3231-3232页。

[42]匡衡曾任太子少傅，对成帝有恩，亦是不免其职的原因之一。关于此，见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第167-168页。石显专权问题，余华青亦有涉及，见所著《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7-118页。

[43]刘向在成帝朝的命运，感谢黄怡君小姐的提示。

[44]《汉书》卷六七《梅福传》，第2917页。

[45]以上见《汉书》卷八一《张禹传》，第3347-3351页。

[46]见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第172-178页。

[47]见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第176-178页。

[48]钱穆依《通鉴》，将上此封事时间定在阳朔二年（前23年），见《刘向歆父子年谱》，收入所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7页。

[49]据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第63-65页。

[50]时间据《通鉴》卷三一“鸿嘉三年”条，第996-997页；林剑鸣《秦汉史》，第588页。

[51]张小锋认为“赵氏姊妹在成帝时期，虽有被指责为有秽乱后宫之嫌，但未有擅权干政之实，其势力亦不足以与王氏相抗衡”，见《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第189页，是有道理的。

[52]《汉书》卷九七下《外戚·定陶丁姬传》“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权势，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第4002页，并参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第187-189页。

[53]《汉书》卷八三《薛宣传》，第3397页。

[54]《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第3565页。

[55]如《汉书》卷七七《郑崇传》“崇又以董贤贵宠过度谏，由是重得罪”，第3256页；同卷《毋将隆传》，谏言而“上不说”，随后又得罪了傅太后，由执金吾“左迁沛郡都尉”，第3264、3265页；元寿元年（前2年）三月，丞相王嘉则因力谏而下狱死，见《汉书》卷八六《王嘉传》，第3494-3503页；卷九三《佞幸·董贤传》，第37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