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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观察君宠超越权力斗争论集团论与出身论（第2页）

[15]《汉书》卷一〇“建始四年春”：“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第308页，此记载与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少府”条记载不同，第732页；具体考证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85-88页。

[16]《汉书》卷八一《匡衡传》亦提及此事，第3344页。御史大夫甄谭，误，当作“张谭”见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第822页，卷七六《王尊传》，第3231页；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刘奉世、沈钦韩说已指出，第1432页下。

[17]参徐世虹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二卷《战国秦汉》，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405-406页；学者指出，西汉时期“官吏没有依照律令处理政务，或其行事达不到法定效果时，只要罪不至死，常以此论处”，见张秀：《西汉免官罪名研究》，《咸宁学院学报》29卷5期（2009年10月），第62-64页；赵娜娜归纳了西汉初年免官的六种原因，见所著《西汉初期官吏惩治研究》，硕士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14年，第20-21页；徐世虹：《秦汉律中的职务犯罪——以“公罪”为考察对象》，《政法论丛》2014年第6期，第46-47页。

[18]《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65页；卷八七下《扬雄传》，第3568页。

[19]如学者所指出的，西汉官员致仕，若无特赐则再无禄养，平帝元始元年（1年）方规定比二千石以上的官员致仕后，可拿过去三分之一的俸禄，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0-221页。汉代官员致仕后待遇的一般情况，可参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第二章（何德章撰），修订版，第61-64页。

[20]又见《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赵地”，第1655页，班固则赵、中山两地并观，文字稍异。

[21]《太平御览》卷一六一“州郡部·河北道上·赵州”条引，第783页。

[22]关于西汉时期中山地区女性歌舞培训人家，见《汉书》卷九七上《外戚·史皇孙王夫人传》，第3962页；彭卫很早就注意到此问题，见《汉代婚姻形态》，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64-65页。专门研究见李傲雪：《邯郸倡再研究——以“汉宣帝外祖母王媪等证词”为例》，《河北大学学报》35卷4期（2010年8月），第104-106页。赵女在战国秦汉宫廷中的情况，详参史延廷：《关于赵文化中邯郸倡优现象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第107-109页；方诗铭：《战国秦汉的“赵女”与“邯郸倡”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史林》1995年第1期，第1-8页。

[23]翟麦玲曾讨论过此事，认为是给成帝进献女乐，见《先秦两汉“女乐”考》，《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第31页。其实当时除官奴婢外，入宫的女性通常都要能歌善舞，才会吸引皇帝，有关研究见王文涛：《论汉代河北的乐舞文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33卷6期（2010年11月），第118-119页。

[24]《汉书》卷八二《王商传》，第3371-75页。关于进献，朱子彦在讨论后妃、宫人的来源时有所提及，并区分为三类：邻国的馈赠、臣民的进献、第三种作者没有明确说明，应该指外国进献，只是简单举了几个例子，没有涉及西汉，见所著《后宫制度研究》，第142-143页。

[25]见王文涛：《论汉代河北的乐舞文化》，第118页表1。

[26]马良怀认为“西汉时，宦官势力不大，始终受人歧视”，例子是爰盎谏文帝，下赵谈骖乘，及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说法，实只注意到儒生的看法，有所不察。见《两汉宦官考》，收入所著《士人·皇帝·宦官》，第220页；余华青专门讨论过中国古代的自宫问题，提及东汉与明代，认为与宦官专权的加强之间有对应关系。在介绍秦汉宦官的选任来源时亦涉及此问题，同样只提到东汉，见《中国宦官制度史》，第37-40、159页。按照韩非的说法，春秋时代便已经有“自宫”现象了，见《韩非子·二柄》“齐桓公妒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陈奇猷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2页。文学揭示的昭帝时的情形虽与自宫不同，亦显示了作宦者的吸引力，后来出现的“自宫”则是登峰造极之举。

[27]黄留珠便将其归为特种仕途，见《秦汉仕进制度》，第215-217页；关于举贤良方正与贤良文学，亦见该书，第176-187页以及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349-352页。

[28]经历类似的还有蔡义，他亦是因武帝召见，说《诗》，甚说之，而步入仕途的快车道，最后做到了丞相，见《汉书》卷六六，第2898-2899页。

[29]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351页。

[30]“待诏”本是动词，等待诏命或召见之意，后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仕途。关于“待诏”，参杉本宪司：《漢代の待詔について》，《社会科学论集》4卷5期（1973年），第85-99页；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371-373页；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待诏”条，第145-151页；罗宁：《汉待诏考》，原刊《新国学》第七辑，后收入所著《汉唐小说观念论稿》，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69-287页；陶新华：《汉代的“待诏”补论》，《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6期，第112-116页。

[31]类似在公车待诏日久而穷困潦倒者，如武帝时齐人东郭先生，最后靠给卫青出奇计而得见武帝，拜官，见《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褚先生补，第3208页。《汉书》卷六七《梅福传》载，梅福便是位几度给成帝上书，并希望能“因县道上言变事，求假轺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结果“辄报罢”，没有成功。后来几次上书成帝倒是看了，不过，除了封孔子之后人以为殷后一条为成帝接受外，绥和元年立二王后，其余建议均不见纳，更没有得到什么职位，第2917-2927页。尽管如此，他得以青史留名，亦不枉费心血。

[32]参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97页；裘锡圭：《马王堆医书释读琐议》，初刊《湖南中医学院学报》七卷四集（1987年10月），后收入《古文字论集》，今据《裘锡圭学术文集·简牍帛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2页（原始出处承孟彦弘兄检示，谨谢）；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再版，台北县：稻乡出版社，2004年，第77-80页；王子今：《性别的政争：“巫蛊之祸”与征和时期的帝后关系》，收入所著《古代性别研究丛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9页注释③；李零：《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5-56页；贾丽英：《谁念西风独自凉——秦汉两性关系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61页。案件的详细分析参李建民：《妇人媚道——传统家庭的冲突与化解方术》，收入所著《旅行者的史学：中国医学史的旅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289-320页。各家对媚道的理解不尽相同，此据李建民说。

[33]参李零：《中国方术考》，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377-378、424-434页；北京大学收藏的秦简《白囊》篇的后几章中亦有“气（乞）媚道”之术（简M-006、M-001），见陈侃理：《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文物》2012年第6期，第94页，及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参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2页图四右8，更具体的介绍见田天：《北大藏秦简〈杂祝方〉简介》，《出土文献研究》第十四辑（2015年12月），第16-20页，看来此术秦代便已流行。北大所藏西汉简中医简711枚，数量颇多，但披露有限，不清楚其中是否有涉及媚道或**的内容，见李家浩、杨泽生：《北京大学藏医简简介》，《文物》2011年第6期，第88-89页。

[34]参李建民：《妇人媚道——传统家庭的冲突与化解方术》，第304-316页。

[35]见王爱和：《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AiheWang：ologyandpoliticalEarlya。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2000）中译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00-201页。

[36]《汉书》卷九七上《外戚·孝景王皇后传》，第3947-3948页。

[37]如黎国韬所言，“乐府所采之讴诗，须由李延年‘协律’，经改造谱写为新声曲后，供宫廷演奏、夜诵之用。这大致就是当时协律官的主要职能”，见所著《先秦至两宋乐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1页。

[38]卫青曾言：“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周）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又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列传》，第2927-2928、2946页）可见其小心谨慎。感谢黄怡君小姐提醒我注意此点。

[39]个别宦官则可暗中破坏此规矩，同宫外朝臣暗通款曲，如元帝朝的石显，此时实际就已变成了宠臣B与D了。感谢黄怡君小姐的提示。

[40]无论是过去流行的按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划分阶级的分析方式（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还是现在更常见的无论是从政治理念（儒生与法家、文吏）、出身（儒生与外戚、宦官、清流与浊流、家族等等）或位置而形成的种种集团论（如日本学者近来多用的侧近集团、侧近政治说），都是将其“实体化”，忽视了其中的矛盾，同时亦割裂了与其他人的联系，需要反思。

郭茵曾通过对“刘邦集团”的分析，对集团论有所反思，见所著《呂太后期の権力構造：前漢初期「諸呂の乱」を手がかりに》，第202页。

此问题涉及如何看待古人活动的方式，各种集团论的前提是假定古人借助各种集团来进行活动，近代以来参照西方而生的观察则多认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或是缺乏集团生活（如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四章，1949年初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64-76页）。另外，集团论得以成立的又一个假设是人的行为与思想前后保持一贯，从中国历史看，此点与实际亦颇有扞格。因此，以什么作为观察与分析古人活动的适当单位，便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