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项措施是与斯巴达谈判,四百人团派出使者到狄凯莱亚的阿吉斯那里,希望与阿吉斯谈判,阿吉斯拒绝谈判,挥兵直逼雅典城下。但他低估了雅典的普通公民,尽管缺少组织,他们仍自发拿起武器,冲上城墙保卫城池。阿吉斯见势不妙,迅速撤回。四百人再度派人到阿吉斯处要求和谈,阿吉斯则要他们去与斯巴达政府谈判,此时四百人团已感到雅典公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决心不惜一切条件与斯巴达媾和,即使交出雅典也在所不惜。但他们又打错了算盘,使者在途经阿哥斯时,被雅典水手逮捕,从未能到达斯巴达。
寡头分子们最大的失败来自他们对萨摩斯水师的处置。皮山德离开萨摩斯之前,已联络了一批萨摩斯寡头分子,要求他们推翻民主政治。萨摩斯的民主派请求雅典水师支援,雅典民主派秘密集中了一批忠于民主的士兵,特别是国家信使船帕拉鲁斯号的水手,帮助萨摩斯的民主政权。当寡头分子发动政变时,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民主派巩固政权后,除将为首的30人处死外,其余都予大赦。大约6月中,帕拉鲁斯号航往雅典,宣布民主派在萨摩斯胜利的消息。当他们到达时,寡头分子们将水手们逮捕,送往优卑亚,途中卡莱亚斯寻机逃脱,到达萨摩斯后,他向雅典水师报告了雅典的情况。水师士兵十分愤怒,他们罢免了原来的将军,另选塔拉绪鲁斯与塔拉绪布鲁斯为将军,宣布他们将代表雅典忠于民主,把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战争进行到底。在塔拉绪布鲁斯等的建议下,他们决定召回阿克比亚德斯,寻求波斯的援助。阿克比亚德斯此时在波斯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也乐于回来。萨摩斯的水师仍对波斯的援助抱有幻想,选他为将军。在四百人团的使者到来后,阿克比亚德斯摇身一变,又成了民主派的代言人,宣称四百人团必须下台,500人议事会必须恢复,5000人政体必须建立。
四百人团的使者返回雅典,报告了萨摩斯的消息,寡头分子们深感恐惧,其中的极端分子如弗吕尼库斯等人自感末日将近,下令在皮莱欧斯港入口建立要塞,以便必要时既可抵抗雅典人对他们的攻击,又可以引入斯巴达军队。但是变色龙特拉美尼并不希望成为流亡者,开始反对弗吕尼库斯等人的政策。与此同时,雅典公民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此时斯巴达水师到达埃吉那,雅典人感到寡头分子有可能叛卖雅典,负责建造要塞的士兵们首先暴动,逮捕了寡头分子指定的将军。接着,士兵们进军雅典,迫使寡头分子们宣布召开公民大会,公布5000人名单。但这不过是寡头分子们叛卖雅典的拖延伎俩,他们想利用雅典公民大会召开之机,引入斯巴达水师。几天后,当公民们聚集在酒神大剧场准备开会时,传来斯巴达水师航向撒拉米斯的消息,雅典人匆忙之中赶往皮莱欧斯,并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船只。斯巴达人见无机可乘,转向优卑亚航去。雅典匆忙之中装备了一支水师赶往优卑亚,但在埃利特里亚的决战中,雅典水师惨败,优卑亚迅即暴动。
雅典此时可谓千钧一发,水师远在萨摩斯,财库空虚,城内公民分成两派,互不信任,寡头分子们时刻准备叛卖。阿提卡自公元前413年后已无法耕种,主要供应仰赖优卑亚,所以优卑亚暴动对雅典的打击,不亚于西西里的惨剧。但斯巴达人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雅典人得以从容准备,他们另外装备20条战船防守港口,在皮尼克斯召开公民大会,宣布罢黜四百人团,建立五千人政体,凡自备武装为国家服务者都可享有公民权,但官职无薪给。这倒没什么奇怪,因为留在雅典的大多是重装兵或富人,而第四等级的公民大多在萨摩斯的水师中。这个政体得到修昔底德的高度称赞,认为它是雅典历史上最优秀的政府。但是,雅典当时正在进行战争,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它必须依赖萨摩斯的水师,这就决定必须给予第四等级的公民以公民权,五千人政体的日子同样屈指可数。至于那些寡头分子们,有些立即逃到狄凯莱亚,有些被雅典人审判后处死,民主政治恢复。
四、雅典战败
正当雅典内部发生纠纷、斯巴达水师航往赫勒斯滂时,拜占庭、加尔西顿等邦先后暴动。雅典谷物供应主要来自黑海地区,丧失赫勒斯滂,等于丧失了生命线。斯巴达人选择这一地区,说明它希望尽快与雅典决战,结束战争。斯巴达水师统帅明达罗斯率86条战船进入赫勒斯滂,停泊在阿卑多斯,雅典水师急忙赶往该地。公元前411年8月的库诺西马战役中,雅典击败斯巴达水师,捕获了对手21条船。同年11月,两军再度为争夺赫勒斯滂激战,战场几乎与上次一样,指挥官也没有换人。结果也一样,雅典人再度取得胜利,不仅夺回了上次战斗中丢失的15条船,而且捕获了30条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船舰。
公元前410年春,明达罗斯又聚集了80艘战船,而雅典在赫勒斯滂的水师仅有战船40艘。但是,就在决战前夕,从马其顿和塔索斯各有20条战船到达塞斯托斯。在随后的偷袭战中,雅典大获全胜,明达罗斯阵亡,伯罗奔尼撒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次日,雅典水师航往库济科斯,发现斯巴达军队已撤退,雅典重占该城,夺得伯罗奔尼撒同盟所有剩余战船,并在博斯博鲁士海峡建立关卡,征收110的过境税,以增加雅典收入。
库济科斯一战,斯巴达水师全军覆没,雅典重新控制了海面,保证了它的粮食供应,得以度过它自希波战争以来遭遇的最严重危机。斯巴达经此一战,似乎丧失了信心,雅典截获的斯巴达的书信据说只有四句话:“水师没了,明达罗斯死了,士兵们在挨饿,我们不知该怎么办。”不久斯巴达人遣使求和,条件是双方维持现状,交换俘虏。但雅典此时已丧失开俄斯、罗德斯等小亚细亚沿岸地区,维持现状几乎意味着丧失它的半壁江山,因而予以拒绝。
在波斯支持下,斯巴达次年重建水师,重新出现在爱琴海上。雅典因为缺少金钱,既无法主动出击,又不能征服已暴动的盟邦,日渐被动。公元前410年,雅典丧失派罗斯;公元前409年,失去尼赛亚,水师在以弗所城下战败。为保证粮食供应,雅典在公元前408年全线出击,先打败了阿卑多斯,继攻加尔西顿,塞林布利亚、拜占庭先后重返雅典帝国。
雅典人的成功,与阿克比亚德斯的统帅不无关系。他也因此在公元前407年当选为将军,并在6月回到雅典。雅典人赦免了他所有的罪过,并选举他为拥有全权的将军,统帅海陆两路军队。但他给雅典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很多雅典人并未完全信任他。另一方面,波斯大王终于下定决心全力支持斯巴达,派其幼子居鲁士出任小亚细亚总督,提供斯巴达人所需要的一切,阿克比亚德斯要想取得军事成功,显然比以前面临着更多的困难。
公元前407年10月,阿克比亚德斯统帅100艘战船、1500名重装兵和150名骑兵出发,目标是夺回伊奥尼亚。此时统帅斯巴达水师的是吕山德,他借斯巴达国王阿吉斯及其弟亚偈西劳之助爬上高位,既富有个人野心,又具有军事才能。与一般斯巴达公民不同,他出身卑微,依靠逢迎讨好斯巴达显贵而逐渐取得权力。在与居鲁士的谈判中,他的顺从深得年仅17岁的王子的欢心。居鲁士答应给斯巴达水师水手每天4奥波尔的薪金(比雅典多1奥波尔),并提前支付1个月的薪水。吕山德利用公元前407年夏季的时间,在以弗所训练水师。时间对阿克比亚德斯十分不利,因为吕山德利用波斯大王的金钱,不断建造新船,阿克比亚德斯不仅难有新船补充,而且其经费困难。有些招募来的水手还跑到斯巴达方面去了。在与吕山德对峙4个月后,阿克比亚德斯有事外出,将雅典全军委托给他的舵手指挥,吩咐他谨守港口,不得出战。后者却自作主张,让雅典水师以混乱队形出现在斯巴达人面前,结果被吕山德偷袭,损失22条战船。雅典失望之余,罢免了阿克比亚德斯的职务,以科农代之。阿克比亚德斯知道他从此再无出头机会,在放下指挥权后到了克尔松奈斯,那里有他早已准备好的避难地。
公元前406年4月,按照斯巴达法律规定,吕山德交出水师指挥权,由卡利克拉提达斯接替。吕山德的党徒们散布说,斯巴达撤换吕山德,是个严重错误。在训练中,他们故意找碴。吕山德还利用他与居鲁士的关系,指使后者污辱卡利克拉提达斯,致使后者没有得到波斯金钱的支持。卡利克拉提达斯并未放弃,他一面征集金钱,一面准备主动向雅典水师发起攻击。科农指挥的雅典水师实力不足,先后丧失列斯堡、开俄斯、特奥斯等地的一些城市与要塞,并被封锁在港口内。
科农被围的消息传到雅典后,雅典人全速行动,他们融化了卫城中雅典娜女神身上的金衣,用以支付建造战船的费用。经过1个月的努力,雅典建造了110条新战船,将所有能够派上战场的人员都送上战船充任水手,甚至释放了一批奴隶,赋予他们公民权。这样一支水师,在战斗技术上肯定远逊于训练精良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水师,而且船只的数量也少于斯巴达。约7月中,在8位将军的统帅下,他们航往萨摩斯,得到一些盟国水师的支持,让战船数量达到155艘。卡利克拉提达斯闻知,率120艘战船迎击。双方在米提列奈附近的阿吉纽西群岛决战。是役,斯巴达损失战船77艘,雅典方面仅损失25艘,可谓空前未有的大胜利。封锁科农的斯巴达水师得知结果,无心恋战,匆忙航往开俄斯。雅典将军委托特拉美尼与塔拉绪布鲁斯指挥47条战船抢救落水者,率其余水师追击斯巴达残余舰队。但是随后的风暴使抢救工作变得十分困难,特拉美尼等人干脆放弃了抢救工作。
雅典人当然为他们的胜利感到高兴,同时也为将军们未能及时抢救落水者难过。战后的审判,成为雅典民主政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笔。在那次审判中,雅典人在寡头分子的煽动下,违背了他们一贯遵循的原则,一次性判处6名虽有责任但绝不至于死罪的将军死刑,并且说出了历史上极为有名的那句话:“如果有人能够阻止雅典人民做他们想做的事情,那岂不是太可怕了。”尽管不久后公民们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并自动集会,打算处死5名主要责任者,但已无法挽救6名将军的性命。这桩雅典历史上最不光彩的审判,使雅典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阿吉纽西战败后,斯巴达再度失去信心,它的水师在开俄斯衣食无着,几乎哗变。斯巴达人又向雅典求和,条件仍是维持现状。雅典人拒绝了和谈建议,这无疑是雅典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对雅典来说,当时人力物力都已达到极限,盟邦几乎全部独立,它应当争取一个喘息机会,以便重整旗鼓。可是雅典为阿吉纽西的胜利鼓舞,同时对斯巴达的动机抱有怀疑,再度拒绝了斯巴达的和平建议。
公元前406年冬,斯巴达接受其爱琴海各盟邦及波斯总督居鲁士的请求,重新启用吕山德。但因斯巴达从无一人两次担任水师统帅的惯例,斯巴达人只得指定阿拉库斯为水师统帅,以吕山德辅之,实际由吕山德负责所有行动。吕山德旋即率35条战船航往以弗所,下令所有斯巴达及其盟国的水师集中,着手修补旧船,建造新船。随着吕山德的来临,波斯大王的金钱又源源不断地流入斯巴达人的腰包之中。
由于错误地处死了6名将军,雅典几乎无可用之将。除科农外,其他将军几乎都无军事经验。吕山德率斯巴达水师四处活动,甚至在阿提卡登陆,在各城邦建立由他支持的寡头政治。公元前405年,吕山德率水师航向赫勒斯滂,直接威胁雅典的生命线。雅典水师闻讯赶到赫勒斯滂,停泊在斯巴达水师对面的羊河。羊河仅为小城,根本不足以供应雅典36000人的需要,所以士兵们上岸后需四散寻找食物,而此地距对面的斯巴达水师仅约5千米,显示出他们既缺乏军事经验,又过于轻敌。双方对峙的第五天,吕山德利用雅典水师上岸搜寻给养的机会发起突袭,数达180条船的雅典水师,仅有科农率10条船舰突围而出。雅典再无能力组建新的舰队,斯巴达人则在吕山德和国王阿吉斯的率领下,水陆两路围困雅典。尽管如此,雅典人仍决心坚守,但最终在公元前404年因粮尽投降。在斯巴达召开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科林斯、底比斯要求完全摧毁雅典。但部分斯巴达人担心底比斯等过于强大,希望保留雅典。最后斯巴达人提出如下条件:雅典拆毁长墙,交出水师;解散同盟,仅保有在阿提卡的领土;与斯巴达结为同盟,外交由斯巴达控制;在雅典建立祖先的政体。雅典人无可选择,只得接受。公民大会批准了特拉美尼代表雅典所签订的和约。约公元前404年3月底,吕山德率水师驶进皮莱欧斯港,伯罗奔尼撒与雅典人着手拆毁长墙,斯巴达同盟的成员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把这一天当作希腊自由来临的日子。
五、战争的影响
战争爆发之时,雅典拥有雄厚的战争储备,希腊最强大的水师,控制着爱琴海沿岸众多的盟国,与庞大的斯巴达同盟相较,人力、物力都不相上下,但最后战败,何故?古往今来的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解释。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人把雅典战败归于雅典违背了伯里克利的战略以及雅典的民主制度。然而,伯里克利的战略是一种消耗战略,无法让雅典取得胜利。在指导战争问题上,民主政治诚然犯过不少错误,但斯巴达在战争中也同样犯过不少错误,而且不少是非常低级的错误。从战争指导上看,斯巴达并不比雅典高明,甚至还稍逊一筹。
要寻求雅典战败的原因,我们必须综合考察当时的历史情况。首先,就当时希腊的经济来说,农业仍是国家的经济基础,雅典也不例外,它的公民的大多数,尤其是富有的公民,大多依赖土地为生,作为陆上强国的斯巴达及其同盟,由于拥有相对强大的陆军,在战略上占有优势。斯巴达军队年复一年对阿提卡的破坏,给雅典经济以严重影响,如果斯巴达从战争开始就长驻阿提卡,雅典的失败也许会来的更早。雅典虽拥有强大的水师,却不足以对斯巴达构成致命威胁,在战略上本就处于劣势。
其次,斯巴达实行贵族寡头政治,到处支持富人,得到希腊各邦富人的支持,雅典民主大体是公民之间相互平等的产物,富人虽占有一定的优势,却并不明显。就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来说,由于主要生产资料土地被有产阶级控制,富人天然占有优势。希腊各邦中,真正实行民主制的亦是少数,富人大多不满于在民主制度下所受的“压迫”,是雅典各盟邦反叛的主要原因。在雅典内部,同样存在亲斯巴达的贵族分子,他们数度准备推翻雅典民主,都因民主制度一直十分成功未能得逞。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不过是其中成功的一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主制对战争的结果有影响:富人不乐意支持战争,在内部制造动**,所以雅典的战败,是希腊的富有阶级打败了平等的民主政权,反映了民主的脆弱。
最后,战争后期波斯大王的金钱发挥了重大作用。斯巴达之所以屡败屡起,就是因为波斯大王的金钱使它能够屡次重建水师。雅典则完全依靠自身实力,所以羊河战败,满盘皆输,斯巴达则屡次战败仍可以重新开始。波斯大王的金钱与希腊富人的支持,加上当时的经济条件,促成了雅典的失败。
长达27年的战争给希腊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战争给希腊各邦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战争以及内战,造成各邦人口的大量丧失,雅典的损失尤其严重,其公民人口减少了一半左右。有些小邦公民几乎被屠戮净尽,有些城邦如麦加拉等,因战争期间屡遭破坏与封锁,其人口也有很大损失。这些损失,随着公元前4世纪战争的加剧,似乎从未能得到完全恢复。
战争对希腊经济的打击同样不可估量。希腊各邦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战争期间,交战双方相互破坏对方的庄稼,砍掉对方的橄榄树、葡萄藤,使农业生产遭到沉重打击。战时经济封锁对工商业的打击也十分严重,麦加拉的对外联系几乎被切断,科林斯与西西里的联系受到严重干扰,战争初期斯巴达人大肆攻击雅典及其盟国。有些小邦被斯巴达、雅典反复抢掠、勒索,损失同样惨重,以致到公元前4世纪,各邦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衰退、财政困难的局面。本来就比较脆弱的希腊小农经济,经过27年的反复破坏,在不少地区陷入破产。
战争对经济与伦理价值的冲击,破坏了各邦公民集体的团结。希腊城邦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它的基础乃由小农构成的公民,二是内部强制机构不够发达,城邦秩序的维持,有赖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和谐。但长达27年的战争,让希腊城邦公民之间失去了过往的和谐,你死我活的斗争成为常态。它不仅使各邦的内乱更加频繁,也使内乱更具破坏性。科西拉的内乱几乎使该邦陷入瘫痪;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4年的寡头政变,雅典的寡头分子们都使用恐怖手段,所幸雅典民主派素质较高,很快取得和解,但已使不少公民无辜被杀。公元前4世纪,这种内乱更加频繁,斗争双方都不择手段,使得内乱血腥味十足。其结果是作为城邦基础的公民集体渐趋瓦解,城邦由极盛走向衰落。
[1]N。G。L。Hammond,AHistreeceto322B。C。,p。322;G。E。M。deSte。CrinsofthePeloponnesianWar,London:Duckworth,1972。
[2][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第244页。
[3][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第498页。
[4]DonaldKagan,TheFalloftheAthehadon:iversityPress,1987,pp。2-3。